三 日本侵略军不仅对福州人民烧杀抢夺,武力征服,军事镇压,而且政治、经济上实行殖民统治。 日军政治上采用所谓的“闽人治闽”策略,扶植一批汉奸傀儡伪政权。按日方与南京汪伪政府的商议,将福州、厦门两地伪政权合并,成立省政府,由训练总监、陆军上将萧叔宣任省府主席。福州方面,主要有:(1)于1944年12月成立的“福州市政委员会”,人员组成由两部分,一是日军中尉岁森熏信从厦门带来的,主要是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投身日寇,参加伪政府随后撤往厦门,今又卷土重来者,如:王之纲(任委员长)、吴大庄(主任秘书)、林思尚(民政科长)、林忠(警察局长)、叶勉薪(财政局长)、郑贞藩(水警局局长)、监粮管理处处长吴南山、副处长王岱年(王之纲之弟)等;另一部分为新加入者,如尤柳门(军统,税务局长)、吴汉章、萧其燊(萧叔宣之兄,闽侯县长)、徐天胎(军统,任主任秘书)等。市政委员会下设民政、建设、司法三个科。(2)福州总商会,由尤柳门负责,是个半政治、半经济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任务是调查、登记福州全市商人所掌控的物资,并按20%比例予以抽税,所收费用用于支付日军的水菜费用,同时征用部分物资运往上海等地换取生活消费品。(3)外围组织:福州救火联合会(吴西坡)、新东南日报(陈公光)、福州青年联合会(叶箐)等。(4)“蓝机关”,因头目为台湾人蓝国成而得名,投靠日本帮会“黑龙会”,收容福州社会上落伍军人、政客、文人等,下设“司令部”等,试图掌控福州伪政权。以上机构包括上、中、下级伪官员,人数约400人以上,成为日军“闽人治闽”的工具与帮凶。 经济上,日军采取“以战养战”侵略政策,掠夺我国资源财物,以支持侵略战争的需要。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军设立“钞券交换所”,发行日本政府的军用票。军用票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比值为1∶2,后升1∶3。日军还通过伪政权,设立“物资调查委员会”、“木材处理班”、“商会”、“物资交换所”等机构,疯狂掠夺粮食、钢铁、木材等战略物资。1945年4月,派兵拆卸福州公私建筑物,将木料铁器悉数运走。并派人到内地搜索铜钱,以供国内军火生产。福州、厦门存盐被掠夺一空,经常闹盐荒,日军还加强封锁,严禁闽盐流入内地。据统计,福州两次沦陷,被掠夺杉木估值347000元,粮食约31967担,棉花204000担,布匹24000匹;闽侯被抢粮食30312石,棉花7266斤,布匹1233市丈。日军每经一地,公开抢劫财物,经常三五成群,洗劫银行、商店、民宅、工厂、学校、机关等。他们搜走金银贵重物品,抢走米粮牛羊牲畜,洗劫过后,十室九空。福州市区商店也悉遭洗劫,长乐县银行库存30余万现款被洗劫一空。据统计,福州第一次沦陷被抢走衣服估值12万元;闽侯县被抢8000件,估值为26000元。第二次沦陷福州被抢衣服23000件,估值92000元;闽侯被抢11342件,估值56710元。闽侯县两次沦陷耕牛被日军宰杀740头,运走50头。日军经济上对福州地区的掠夺,使得福州地区的农、工、商业蒙受巨大损失,急剧衰弱。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对福州乃至福建沿海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罄竹难书。然而现今日本国内右翼极端分子、军国主义又有重新抬头之势,他们妄图否认侵略,美化历史。所以今天重新回顾日军暴行和人民蒙受的苦难,是为了尊重历史,汲取教训,不让悲剧重演。(资料来源:海都网、福州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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