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福建沿海抗日武装

1937年，继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华南的侵略活动。10月26日，日军占领金门，揭开了福建军民对日抗战的序幕。接着，日军又不断派遣大批军舰和飞机，袭击福建沿海岛屿和港口，轰炸内陆主要城镇，战火烧遍八闽大地。1938年5月，日军侵占厦门。1941年和1944年，福州两度沦于敌手。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福建地方组织领导发动了福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组建抗日武装，战斗在沿海地区对敌第一线。

一

1937年10月，金门沦陷后的第三天，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发出《为对日抗战保卫漳厦宣言》，提出普遍武装群众，以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决定先派驻平和县芦溪的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第二营，开赴闽南前线，配合驻军守土抗战。后因福建国民党当局阻止，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战的愿望未能实现。1938年5月厦门失守后，省会内迁永安，福建国民党当局转为消极抗战，对沿海市镇不加设防，甚至不战而逃，沿海形势更加紧张。是年8月，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日军将有由厦门进一步侵占闽南和粤东一带的企图，提出必须迅速建立闽南和潮汕的抗日阵地，组织武装，以反击日军的侵袭，并把特委领导机关迁到广东大埔。在特委的领导下，潮汕迅速建立了一支百多人的抗日游击队和500人左右的群众武装。从1938年下半年到福州第一次沦陷之前，福建各地党组织就着手建立与发展抗日游击武装，特别在沿海一带。10月，中共闽中党组织在长乐县南阳山举办军事、政治干部培训班，培训抗日武装骨干，分赴各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并在马鼻成立了一支“闽海抗日游击队”，活动于长龙山一带，后又在南日岛和长乐建立了游击队。此外，中共泉州组织也在晋南边界成立抗日游击指挥部，以南安县深坑为根据地。

金门、厦门沦陷后，福建沿海随时可能被日军侵占，泉州、福州等地成为福建沿海抗日的前沿。为争取抗日的合法地位，1938年夏，泉州中心县委利用当时国民党当局为备战在沿海组建抗日自卫团队的有利时机，以“泉州抗敌后援会”的名义，邀请晋江、南安两县交界的24个乡的28个联保主任到南安县深坑后林墟举行联席会议，同时应邀的还有爱国民主人士数10人。会议达成共识，各联保应迅速组织民众成立自卫武装抗日，“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由此成立。自卫队由民主人士蒋坤灿为司令，实为泉州中心县委掌握的武装。“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一度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其中常备团有800多人枪）。1938年8月，福州误传日军已在福清高山等地登陆。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和中共福州工委通过闽侯县长的统战关系，借此控制掌握了闽侯县第三区国民兵团的武装，并秘密组建了拥有30多人枪的下洋抗日游击队，还培训了一批抗日骨干。为了加强长乐等地沿海抗日武装工作，由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单线领导的秘密共产党员刘润世，利用担任长乐县国民兵团副团长、县抗敌后援分会副会长的职便，定期轮训乡自卫队、保安队副职以上干部及18至45岁壮丁，前后训练了8个中队、千人以上。1940年6月，中共莆田县委派张伯庭到莆田忠门发动群众，在东坑、月塘周围30多个村庄组织了一支200多人的抗日武装，在忠门村设立了“抗日办事处”。这些抗日游击队的队员多为当地贫苦的农民、渔民和船工，他们憎恨日军的暴虐，痛心国土沦丧，抗敌士气旺盛，不怕牺牲。平潭岛光复后，在福州求学的中共党员曾焕乾返回家乡，组织了一支由青年学生参加的抗日武装“平潭抗日游击队”。这些武装大多拥有“合法”名义，且以过去的老苏区或老游击区为依托建立抗日基地，由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有广泛、坚实的群众基础，这就为福建沿海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值得一提的是，党组织采用“白皮红心”的策略，派遣党员去当联保主任、保甲长，并通过他们以及旧关系去团结其他联保主任和保甲长。随着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在共产党组织周围吸引、聚集了一大批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这也为后来壮大抗日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

上述抗日武装的组建，为福建沿海抗日斗争积蓄了武装力量，为福州沦陷后的沿海武装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连江、长乐、福清和福州等地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福建抗日游击战争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1年4月22日，即福州第一次沦陷的第二天，闽北的中共福建省委从新华社电讯中获悉福州等地沦陷的消息，立即发出《准备和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作出在长乐、福清、闽侯、平潭各地组织抗日游击队的部署。5月，省委发出《关于抗日游击战第一次指示》，提出大刀阔斧地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之后，省委派黄国璋以省委军事特派员的身份赶回闽中，召开闽南特委主要干部紧急会议，决定长乐、福清、平潭、连江等县沦陷区的党组织要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到1941年7月中旬，共组建了7支党领导的沿海抗日游击武装，分别是：刘润世为总队长的“国民党长乐县游击总队”；由福清中心县委委员陈亨源领导的“长乐抗日游击队”；连江临时县委书记陈凯斌为队长的“下洋抗日游击队”（后改称“闽海人民抗日游击队”)；省委候补委员陈金来为中队长的“福(清)平(潭)沿海游击队第八中队”；林白领导的“闽侯南屿游击队”；以周裕藩、林慕增为首的平潭县“大富民众自卫团”(后改称“沿海突击队”)；何胥陶为大队长的“福清江德抗日游击大队”等，总兵力1600多人。

其中，长乐抗日游击总队的活动最为活跃。长乐沦陷后，共产党员刘润世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长乐国民兵团游击总队”总队长（不久为长乐县县长），掌管全县武装大权。“长乐国民兵团游击总队”对外行文按省保安纵队司令部的规定，用“长乐国民兵团游击总队”名义，以取得抗日合法地位；对内则使用“长乐抗日游击总队”（还包括了福清、闽侯、莆田等地的抗日游击队），由党组织统一领导。该武装常备兵力达到800多人，加上各乡后备队有1000多人，成为福建抗战时期党领导的最大一支抗日队伍。1941年8月，长乐抗日游击总队取得“琅尾港大捷”，歼灭日军马（尾）营（前）地区守备司令官田中岛中佐、分队长村野以下官兵42人，游击队则无一伤亡。这是福建沿海沦陷区抗日游击战中战果最辉煌的一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福建军民的抗日斗志和必胜信心。长乐抗日游击总队由此受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中共华中局的嘉奖。国民党当局认为参战的是“长乐国民兵团游击总队”，也向他们颁发了奖章，同时嘉奖了刘润世。

1943年底省委机关迁到闽中，就近指导沿海抗日，同时打通了与各地区联系的路线，开创出新的抗日局面。

在日军第二次侵犯福建前，省委根据当时急速发展的形势，预计到日军“也有侵占福建的可能”（《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政策指示》1944年9月20日）。1944年9月，省委发出了《关于准备抗日游击战争政策指示》，强调必须首先着重于筹集经费和武器，组织抗日游击队。10月福州第二次沦陷之后，省委发出《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次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抓住时机，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放手发展人民抗日力量，坚决打击汉奸。省委还对如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问题进行了具体部署，决定以省委自卫武装主力部队到闽侯南屿进行“闪电式”公开抗日，扩大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影响，并打出“福建人民抗日游击队闽中司令部”的旗号，司令员兼政委黄国璋，副司令员陈亨源，参谋长刘润世，政治部主任林汝楠。在省委的领导下，沿海沦陷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再掀高潮。党领导的沿海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不但振奋了全省人民的抗日斗志，同时也激励了国民党官兵的爱国热情，推动了国民党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1945年5月，日军在福建沿海军民的不断打击下，开始由福建向浙江沿海撤退。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配合当地驻军全面出击，收复失地，驱敌下海，惩治汉奸。5月18日，日军撤出闽中闽东沿海各县。

1941年4月间，中共福长平中心县委领导下的连江临时县委，根据福建省委的指示精神组建抗日武装“下洋游击队”（后改名“闽海人民抗日游击队”），不断袭击日军和汉奸，名声日盛。游击队的发展不但引起日伪军的仇视，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国民党连江县长遂假借商谈抗日扣留并杀害了游击队领导人梁仁钦。地处莆田、仙游、惠安的闽中党组织利用伪“和平救国军”宗族观念深和急于扩大武装的有利时机，从1940年底至1944年冬，先后派出党组织领导人和游击武装骨干打入伪军内部，秘密建立了闽中海上游击队。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授意下，1945年伪军“易帜反正”时，闽中海上游击队大部分战士被枪杀，未遇难的一批战士在地下党支部的组织下化装逃出虎口。

尽管处境如此险恶，中共福建省委及所属党组织仍从抗战全局出发，维护民族利益，在沿海组织抗日武装，领导沿海沦陷区人民进行游击抗日，成为福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沿海地区沦陷期间，中共福建地方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直接与日伪军作战数十次，并多次配合国民党守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打乱了日军在华南的军事部署，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有关资料显示，仅1941年，日军就在福建投入12万人，占当年侵华日军总数的18％。福建各级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仅为保卫闽海、保卫福建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为全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本文作者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福建福州35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