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抗战史实回顾：9·18后厦大学生北上抗日

洪卜仁，厦门文史专家，福建省文史研究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兼职教授，市政协文史学宣委特邀研究员。

“轰隆隆！”在一声撕心裂肺的巨响过后，历史的车轮随着沈阳柳条湖南满铁路的断裂，开始往截然不同的方向驶去。“9·18事变”爆发了，大家知道的是日本关东军在东三省惨绝人寰的行径；不知道的却是在千里之外的厦门，“2万民众誓为后盾”的共同抗日精神。

83年前的今天，“9·18事变”爆发。83年后，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晨报委托厦门资深文史专家洪卜仁，重找83年前“9·18事变”爆发时的厦门老报纸，通过其中登载的社会团体、商界、教育界人士共同抗日的真实故事，为你全景回眸那段不能被忘却的历史。

社会团体成立抗日义勇队

“宣传队所到之处，听者莫不为之愤慨激昂”

1931年，“9·18事变”的消息传到厦门，厦门人民同仇敌忾、奋起开展抗日活动。当时的厦门本地报纸《江声报》9月26日以“如真“世无公理” 绝不瓦全这强横世界”为题发表文章号召厦门人民要用实际行动来反抗日本的侵略。

全市人民自发组织抗日小团体，形成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的团体“厦门反日会”，厦门反日会承担了组织民众抵制日货、惩治奸商、组织义勇军等等工作。后改名“厦门抗日救国会”。

据当时的厦门本地报纸《江声报》1931年9月20日的报道，“9·18事变”爆发后第二天，“厦门反日会”即召开会议，通报各省县反日会加紧工作，20日由到会委员临时组织了反日会宣传队出发宣传抗日精神。

宣传队到了当时厦门最主要的街道和各大影院、戏院演讲，如大同路、海后路、思明南路、百宜戏院、龙山戏院等。据《江声报》报道，宣传队所到之处，“听者莫不为之愤慨激昂”。

9月22日的《江声报》载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鹭岛2万民众誓为后盾，与日帝国主义作殊死战之准备。”在群情激昂的气氛下，厦门反日会登高一呼，于9月25日在厦门召开反日宣传大会，由市教育局拟定反日宣传周活动，各大中小学遵照执行，并提议组建反日义勇军，参加军事训练，出发前往东北，协助东北义勇军抗日。

不出一周时间，由反日会宣传队提议，建筑总工会、城内保消防队等呈请政府登记的抗日义勇队于9月28日成立。成立当天即有50多位市民到建筑工会（今厦禾路）的大礼堂登记报名参加，据当时报道，这些市民经过军事化训练后，就将适时奔赴东北参加抗日活动。

商界抵制日货及日办报纸

“如有奸商偷运日货，由监察队查明，与众共弃”

光有社会团体的力量是不够的，厦门反日会立即联合商界人士一起抵制日货。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9·18事变”后，厦门抵制日货的情况，已形成相当规模的组织和一定的纪律，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如有违反的商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江声报》9月20日报道，厦门反日会提出了抵制日货的《处理贩卖日货及由日轮配运货件条例》，其中记者整理出4条具体措施，惩罚之严格，规定之细致，足见当时抵制日货的高涨情绪：

1.对于厦门商人直接贩卖日货的，将全货扣留充公，并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当的罚金，或游街示众；

2.偷运日货被发现的，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当罚金或名誉上的处分，将奸商名字公布，与众共弃；

3.向日商购买商品的，无论数量多少，全部充公，予以罚款，并游街示众；

4.以日货假冒国货贩卖的，日货充公外，还要问责其主要负责人，游街示众。

“枪打出头鸟”，商轮“丰裕号”就成为了这只“出头鸟”，措施刚提出几日，“丰裕号”包庇外人贩卖日本人的货，就被厦门反日会发现了，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件事，厦门反日会念初犯，从轻处罚50元。

不仅是商品，连日本人办的报纸《全闽新日报》也在抵制之列。反日会呼吁政府禁刊该报广告，民众不要传阅这份报纸，一起抵制虚假谄媚报道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