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

个区委、546个支部，拥有万名左右的党员；建立了6个县、60多个区、59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的鼎盛时期 。

1930年7月8日，因抵制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免去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调离闽西，以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巡视员名义，派往闽中、闽东、闽南等地开展白区工作[11]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长。1931年12月，调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指导漳浦、龙溪、云霄、平和等县土地革命和游击队发展为红军独立第三团，创建了闽南游击根据地[4] 。

1932年7月初，邓子恢随红军东路军回到龙岩。不久，前往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之职。保证了红军在反对第四、五次“围剿”中的供给[12] 。1933年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他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7一系列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政策和法令，对统一中央苏区财政、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降职为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兼没收征发局工作。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

1935年4月回到闽西，组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任宣传、财政兼民运部长，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同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一起，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方针，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同闽西国民党当局达成和谈协议，实现了闽西南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8年3月1日，邓子恢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的闽西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二支队，并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民运部长，部队北上[14] 。1939年，邓陪同新四军军长叶挺处理高敬亭问题，此后新四军离开大别山，部队进入江北地区[15-16] 。1939年5月5日，邓子恢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开展皖东故后游击战争[17] 。1939年7月1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分编成第四、第五支队，邓子恢直接指导第五支队。1939年12月初，增补邓子恢为中原局委员。1940年3月，邓子恢亲自指挥了半塔集保卫战。[4]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被歼后于1月20日进行重组，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18] 。 由于当时的淮南形势很紧张，邓子恢未立即赴军部任职，仍留在半塔集领导新四军第二师改编。1941年5月，邓子恢到军部就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5月成立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为委员。不久，邓子恢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率新四军军部巡视团到皖东北地区彭雪枫部检查和帮助工作，稳定了部队的情绪。8月11日，邓子恢兼任新四军第四师政委。[4]

1942年11月25日，淮北地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撤销淮北军政党委员会，邓子恢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同时兼任淮北军区政治委员，坚持并发展了淮北抗日根据地[4] 。1944年7月25日，在豫湘桂会战河南沦陷背景下，新四军四师向路西发展恢复豫皖苏边区，开展河南抗战局面，彭雪枫率领四师主力5个团执行西进任务，邓子恢等率领两个团和地方武装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配合支援主力西进[20]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分局。邓子恢为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21] 。根据中央指示，他一面将华中各部队整编为华中野战军，以内线作战迎击国民党军的进犯一面积极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与复查，创造了“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土改经验，开创了华中与山东、渤海地区土改新局面。1946年4月，其与曾山奔赴延安会见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讨论留守江北的新四军战略。次月，邓子恢返回淮安，并组织土地改革[22] 。全面内战爆发后，参与组织了涟水战役，12月参与组织了宿北战役，此后转入山东作战。

1946年底，华中分局与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邓子恢任华东局副书记，主持土改复查工作。并对组建后的华东野战军负责后援供给[23] 。1947年7月下旬，与张云逸等转移到渤海地区，组成华东局工委，以邓子恢为负责人。1948年5月9日，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领导中原财经工作走入正轨。担负了淮海战役的后勤及支前工作，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4] 。

1948年冬率中原局机关进驻开封。此后，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领导了剿匪反霸、减租减税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巩固了中原解放区。[24] 1949年5月12日，任华中局第三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后改为中南军区）第二政委[25] 。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