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

1910年3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湘店乡大洋泉村一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考进长汀七中，因家庭困难，不久便辍学回乡， 被母校崇德小学聘为教师。在该校校长、共产党员刘克模的启发下，阅读了《新青年》、 《向导》等革命书刊，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改名为刘亚楼， 积极参加了当地农民赤卫队和乡区苏维埃政府的组建工作。

1929年5月底，为迎接红四军二次入闽，刘亚楼参加了武平农民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后被编入红四军第四纵队第八支队，任班长、排长。12月，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原部队担任连长。

1930年4月，刘亚楼任红十二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兼政治委员。1930年6 月，任红一军团第四军第三纵队八支队政治委员。9月，红一军团纵队改编为师，支队改编为团，任红十二师第三十五团政治委员。1930年12月， 率该团参加了中央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的龙冈围歼战，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9000余人， 该团作战英勇并活捉了国民党军师长张辉瓒。后又率部参加了第二、 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并为作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2年3月，刘亚楼调任红十一师政治委员，积极开展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群众的工作，努力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撤销军级建制，方面军直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刘亚楼任第二师政治委员。参加了第四、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在长征途中，刘亚楼率领部队担任红一军团的前锋，取得了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勇夺娄山关和四渡赤水河等一系列重要胜利，为中央红军跳出强敌的包围、胜利北上创造了条件。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 刘亚楼先后任红一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1936年6月，作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批学员入校学习。12月毕业后，留校任红大训练部部长。

1938年1月，刘亚楼任抗日军政大学（红大改称）教育长。1939年初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苏德战争爆发后，加入苏军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

1945年8月，随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回国。1946年初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为组建适应战争需要的高

效率的司令部作出了重要贡献。8月，兼任东北航空学校校长，为后来的人民空军培养了第一批骨干。

东北内战爆发后，刘亚楼先后协助总部首长部署和指挥了三下江南、 四保临江，1947年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作战，歼国民党军22万余人， 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龟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座孤城之中。1948年1月，刘亚楼任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第一参谋长，为使司令部工作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转变需要，对从思想、组织、作风多方面加强司令部机关建设， 付出了大量心血并做出了贡献。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同时被委任为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0月初，当林彪私自以林、罗、刘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提出放弃攻打锦州而北返打长春时， 与政治委员罗荣桓一同进行了耐心的劝说，并发了一封重申攻打锦州的电报，保证了锦州战役及整个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辽沈战役期间，积极协助总部首长，指挥部队连续作战52天，全歼东北国民党军4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后，刘亚楼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命令，立即筹划东北野战军分路迅速入关的各项工作，为保证将国民党傅作义集团围歼在华北做出了贡献。

1949年1月，刘亚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天津前线总指挥，指挥了天津攻坚战役，创造了全歼守军13万、29小时结束战斗的攻坚战奇迹。3月，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 1949年7月，刘亚楼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着手筹建人民空军。 8月，赴苏进行购买飞机、派遣专家及援建航校的谈判。10月25日，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空军司令员。11月15日，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作出了关于空军领导机关组建原则的报告，提出了在目前没有空军部队的情况下， 应集中主要力量把航校办好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批准。为筹办好第一批航校，精心规划， 具体指导，事必躬亲，一丝不苟，终使六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如期开学。

1950年4月1日，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条件已经成熟，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从陆军各野战军选调建制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部队领导机构的建议，并得到批准。6月，第一支人民空军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随后，坚决贯彻中共中央规定的“边打边建”的方针，派新中国空军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在对志愿军空军进行空战指导时，根据毛泽东一贯主张的“集中兵力”的思想，结合空战实际，提出了“一域多层四四制”的战术原则， 使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在开战之初就取得了一连串的优异战果，同时也为人民空军的空战战术奠定了基础。

1954年，刘亚楼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59 年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1964年被选为中国人民航空协会名誉主席。

刘亚楼于1965年5月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1]

早期革命生涯

刘亚楼，福建武平湘店乡湘洋村人。1925年从武平县立中学转入福建省立第七中学读书。1926年底，回家乡被崇德小学校长（中共地下党员）聘为教员。

1929年8月，他被中共桃澜特支吸收为党员，率“铁血团”参加张涤心等人领导的小澜（今小兰村）农民暴动后，被选送到红四军随营学校（红校）学习。毕业后，历任红十二军第三纵队第一营第二连连长，第一营营长兼政委，红四军第12师第35团政委，红二师政委。参加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参与指挥红一军团第二师，取得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光辉战绩。1936年6月入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一期一科学习，见照片：（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前排左起：莫文骅、刘亚楼、罗瑞卿、朱德、张树才、邓飞、杨立三；后排左起：谭冠三、林彪、周昆、罗荣桓、苏振华、贺晋年、谭政、宋裕和等）。

在苏联与回国参与内战

1936年12月刘亚楼任红军大学训练部部长，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1939年1月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用名“撒莎”，被授予少校军衔，此期间他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反攻战术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将作战计划上交给苏联高层，获得苏方重视，被邀加入苏联国籍，刘亚楼谢绝了。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经过“四平保卫战”。6月，根据中央决定，东北局进行了改组。新的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会议，做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七七决议”。

此时，经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委罗荣桓推荐，中央军委批准，学成归国的刘亚楼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1948年1月任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第一参谋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同年12月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先后参与指挥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辽沈战役，提出四组一队战术；平津战役期间，刘亚楼指挥第四野战军14兵团解放天津。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任解放军空军司令（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当选为第一、二、三届空军党委会常委、书记。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刘亚楼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11月任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组长，亲自主持编写工作，历时5年，共编写完成条令教材306条。

1964年下半年，正在出访巴基斯坦的刘亚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国后被查出是肝癌，但他仍然坚持工作。1965年3月下旬，刘亚楼的病情开始恶化。此时，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和话剧《女飞行员》正在上海演出，他多次听取演出情况汇报，还找来编导和演员，研究观众的意见，修改剧本。1965年5月7日下午3时45分，这位年仅55岁的上将、空军司令员病逝。刘亚楼逝世1小时后，他的夫人翟云英就收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发来的唁电——林彪还亲自担任了刘亚楼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被判死刑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刘亚楼随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担任参谋。在作战中，一次苏联空军与地面部队的协同中出现问题，导致苏军地面部队遭到苏联空军轰炸，事故原因是一条命令没有得到有效传达，该命令曾通过刘亚楼传达，刘亚楼一度被判死刑，后经调查得以幸免。[4]

刘亚楼和林彪家事

林彪在建国后，尤其是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后，高级干部到毛家湾来，都要经过林办主任叶群这一关，但刘亚楼例外。刘亚楼身边的工作人员曾对此举津津乐道。我至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两件事。

一是刘亚楼有次去见林彪，在门口被林办人员“挡驾”：“叶主任说了，有事可先通过她。”“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的！”刘亚楼一边说，一边又将步子往前跨了两步。林办人员见势不妙，慌忙坚持“原则”加以阻拦。刘亚楼见状火了，抡起胳膊，用力推了他一个趔趄。就在这当儿，叶群不失时机地出来了，她向刘亚楼致意后，大声训斥林办人员：“今后103（刘在东北的代号）来找101（林在东北的代号），不要挡驾嘛。”刘亚楼“哼”了一声拔腿进屋。叶群此后“赋予”了他直闯林宅的“特权”。

还有一件事，一次林彪的秘书来找刘亚楼，不知什么原因，谈了几句后，刘亚楼忽然发起火来，把他骂个狗血喷头。“这是叶主任的意思。”林彪秘书嗫嚅道。“什么叶主任不叶主任，今后你们不要拿她来吓唬我。”刘亚楼火气更大了，说完，他气哼哼地叫秘书张克里送客。

在东北，当时林彪和总部驻双城，叶群住哈尔滨，个把月带孩子来住几天。有时，半夜三更听见叶群呜呜地哭。若是一般同志，两口子吵架，谁能不过去劝劝呀？可这是林总呀！秘书、警卫们干着急，也只能“见死不救”。有次不知为什么，叶群又犯在林彪手里了，林彪勃然大怒，用马鞭抽打叶群，叶群钻在床底下，嚎哭不已。住在西侧的刘亚楼闻讯，赶快上前敲门，可门被反锁了，而屋里林彪还在气哼哼地打叶群，刘亚楼果断地踹开房门，夺下林彪手中的马鞭。他见门外站了不少人，便大吼一声：“看什么，家里出了点小事，有什么看头，统统给我立正，跑步走！”清官难断家务事，敢“断”林彪家务事的，也许只有刘亚楼了。自这以后，林彪再也不打叶群了。

空军司令和女飞行员

1950年5月，航校第一批飞行学员顺利毕业；随着空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刘亚楼意识到，单一的航校层次的训练已经不能适应空军的需求，建立空军院校势在必行。从1954年起，在刘亚楼的领导下，空军建立了10多所院校。1958年9月12日，刘亚楼期盼已久的空军最高学府空军学院，获准组建。1959年9月1日，空军学院正式开学。到1965年为止，空军已经有了院校29所，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刘亚楼还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选调了55名女学员，她们后来都顺利毕业，成为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1952年3月8日上午，朱德和邓颖超等中央领导、首都各界妇女代表等来到北京西郊机场，观看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起飞典礼。55位首批女飞行员，是于1951年初从中南军区空军、华东军政大学等地选调并学习，1951年底毕业后全部编入航空兵师，进行实际飞行训练。上午11时45分，随着3颗绿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6名女飞行员迅速走进机舱，6架“K2”型飞机同时启动，以整齐的跟进队形，飞越天安门上空。“中国姑娘飞上去啦！”机场上人们欢呼跳跃。

这时，正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主席走出办公室，兴致勃勃地观看这些女飞行员的蓝天飞行。

刘亚楼还带着她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非常高兴。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我国首批翱翔蓝天的姑娘们。谈笑间，毛主席问刘亚楼：“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回答说：“都成器了。”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并语重心长地说：“要把她们训练成人民的飞行员，不要训练成表演员。”

1956年7月，名不见经传的空军第五航空预备学校来了一群年轻充满活力的姑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人民空军要在这里培训140名女飞行员。一次培养这么多女航空员对世界任何国家来说都是空前的。这140名姑娘，是当年应届高中毕业女生中的精英。她们中有不少是已经接到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才生，有的甚至还是当年的留苏预备生。一名女飞行员在回忆录中写道：预校不是天堂，而是“炼狱”。这些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女学生，进入预校磨炼，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预备生，进入航校学习飞行。

1957年2月，第二批116名女飞行员以优秀的成绩从航空预备学校毕业。刘亚楼接见她们时说：“新中国已培养出了第一批女飞行员，她们都成器了，正在为航空事业做贡献。你们要很好地向她们学习。我代表空军党委要求你们，像第一批女飞行员那样，5年内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

1961年秋季，刘亚楼接见第一、二批女飞行员时，特别对第二批女飞行员说：“你们现在都飞出来了，都成器了。我现在代表空军党委宣布，你们可以恋爱结婚了……”1967年，第三批女飞行员经过培训有50多名女飞行员正式编入广空某航空兵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