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猴场会议旧址（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３日电（李泉、娄思佳、杨茹）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党和红军处境之险，转变之巨，牺牲之大，决策之难，都是空前的。

而决策需要商议，商议就需要开会。

长征中的各种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做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３０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长征中之所以召开了那么多重要会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它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而是集体领导。通过党的会议做出重大决策，是党实现集体领导的一种重要形式。

湘江战役后，为克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中的擅权妄为，猴场会议就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后，党逐渐恢复了被破坏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明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中央还就这一问题给中央分局和红２、红６军团发电，要求他们建立军事集体领导，重要的军事问题都要经过军委分会讨论。中央红军各部队也逐步在团以上单位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制度，通过集思广益、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克服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不正常现象，实现集体领导决策的常态化，保证了党的决策的正确性和时效性。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在党内，先是教条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又有张国焘拥兵自重、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华北事变”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面对，都需要回答。危难之中，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战略决策和部署。

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通过中央负责人召开的通道会议，以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遵义会议及其以后召开的扎西会议、会理会议等，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４年的统治，逐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后来又召开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召开的俄界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党中央还明确把这个决定控制在中央委员的范围内，从而为团结红四方面军北上、给张国焘的转圜留了余地。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又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时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之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长征中，形势错综复杂，任务艰巨繁重，环境严酷恶劣。党和红军召开的各种会议，对于实现全党意志和全军行动的高度集中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２月１０日，张闻天在扎西召开的中央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上，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的报告；２月１６日，中央军委纵队各分队在白砂驻地，传达张闻天的报告精神。毛泽东于２月１８日和２０日，先后出席红１军团直属队排以上干部会议和红３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相继参加红５军团、红９军团干部会议，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这些举措，有力地统一了党和红军的思想，消除了长征以来广大指战员当中存在的疑虑和不满，从而使全军上下思想统一、人心振奋。

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瓦窑堡会议精神，强调反对狭隘的关门主义，要求“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推动了中央战略决策的贯彻执行。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和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从而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