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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文化是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旗帜

2016-09-14 16:08:19 卢美松 来源:中国船政文化网  责任编辑:卓志沐   我来说两句

船政的兴起,启导了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先河。福建船政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专门制造轮船的工厂。从帆船到轮船,是造船技术的飞跃性进步。福建船政的缔造者们(如左宗棠、沈葆桢)都是胸襟开阔、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们意识到开厂造船,兴办洋务,是实施“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有效手段。因此从船政兴办之初,就大胆实行“借才异域”的政策,从西方引进人才、购置机器。他们认为,当时法国制造轮船技术比较先进,故首先聘雇法国人日意格与德克碑分别为正、副监督,并从法国雇请51名技术人员和工人,教导中国工匠造轮船,或在船政学堂任教。定下5年“保约”,“保令外国员匠教导中国员匠,按照现成图式、造船法度,一律精熟,均各能制造轮船。”并教中国工匠学习技术知识,“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从1866年到1907年,福建船政先后聘雇4批法国技术人员和英国教员,教造船、教驾驶、教外语。造船厂从造木壳船到铁壳船、钢甲船以至巡洋快船,逐步发展。船厂从1868年开始制造第一艘船舶,1870年自行仿造往复式蒸汽机,这在我国造船史和机械制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起,我国技术人员和工人独立自造近代船舶,造船水平不断提高,因而被视“为中国制造肇端之地”。(《船政奏议续编》卷一“崇善”)福建船政40余年共出大小44艘兵、商轮船。他们对造船技术精益求精,密愈求密,讲求技术的先进性,不断追赶西方造船技术。为此,还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雇请洋匠来厂教造。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福建船政所造轮船始终并没有赶上西方世界造船的最高水平,但较中国以往所造船只及生产技术,仍算是飞跃的进步,在全国确是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的。正因为有如此坚实的生产技术基础和雄厚的人才资源,民国之初北京政府在筹建海军飞潜学校和飞机制造厂时,再一次选址在马尾并借重船政局。马尾又成为中国飞机制造业的发祥地、航空工业的摇篮。

二、先进教育与科技的发展

福建船政创办之始,就开办了船政学堂。这所中国最早的专业技术高等学府,也是福建乃至中国近代新式技术教育的开端。船政学堂首开风气之先,创办并传播“西学”;开辟了近代海军建设与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道路,成为近代中国军事和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代表时代前进和发展方向。当时,轮船的制造和驾驶,在中国都是新的制作工艺和航海技术。福建船政学堂诞生于1866年12月,倡办者左宗棠为之命名,称“求是堂艺局”,表明旨在贯彻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宗旨。创办者沈葆桢认为,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表明创导者的目标在于让中国青少年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掌握轮船的制造和驾驶技术,而后“展转传授,传习无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要“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即掌握其理论知识与科学原理。船政办学的目标是,培养船长和造船工程师,同时也使学堂成为“将来水师将才所自出”。这也是清末乃至民国的海军将领以闽人居多的原因。的确,船政学堂为中国近代海军培养了大批将帅人才,从而成为“海军摇篮”。船政学校作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教育的基地,还培养出大批各种门类和学科的人才。

船政学校作为技术专科学校,对传统的教育是一个重大变革,是重要的进步。它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分别为:㈠前学堂,学习轮船制造专业,开设法文、算术、代数、画法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微积分、物理、机械学与船体制造、轮机制造等;㈡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专业,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平面三角、球体三角、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及地理、制图、发动机绘制,海上操纵轮机规则、指示器、盐重计等仪表使用,并进行航海技术、射击技术、作战指挥等训练。在当时“世变”的形势下,“西学”作为有补实际的应用之学被引进,先从外语起,而后是专门的科技知识。这些“西学”内容,都是技术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是完全区别于以往以科举为目标的旧学内容,因而是先进的和实用的。

福建船政学堂作为清末全国第一所技术专科学校和海军学校,在教育近代化方面开一代新风,走在时代的前面。它实行的是不同于旧学(私塾、国学、官学)的教育,具有近代新式学校的面貌。它既不同于京师同文馆只招收八旗子弟,又不同于天文算学馆只招收“正途”出身的秀才、举人,而是招考没有身份的学童入学。这有利于扩大生源,打破等级界限,录取有志于专业技术工作的人才。这一进步的做法,为其后天津、威海卫、昆明、南京、黄埔等处兴办的水师学堂(海军学校、航海学校)所仿效。正如李鸿章所说:“闽堂为开山之祖”。船政学堂的目标是:前学堂(又称法学艺堂)包括造船、设计专业,培养制造工程师和教员(教习);后学堂(又称英学艺堂)包括驾驶、轮机专业,培养“船主”,即轮船管驾(舰长)和管轮;绘事院、艺圃则培养制图、放样与打铁、拉铁、铸造等造船技术工人。当局规定,学生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轮船者,“准授水师官职”,如属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当时,学堂毕业或留学回国的学生,大都授以参将、都司、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武职官衔。这种职衔的授予,与新学的内容显示出很大的反差。

三、先进人才的培养

船政学堂从1866年创办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为止,46年间,据统计共培养出毕业生510名,其中:制造班专业143名、驾驶班专业241名、管轮班专业126名。毕业生中除选派一部分赴外国留学外,基本上都在船政造船厂、船政学堂或海军舰船上工作。福建船政开始有了自己培养出的懂制造、会指导的技术人员,对世界各国的造船技术动态有了了解;有了驾驶和管轮的人才,初步形成近代海军的骨干力量和基本队伍。民国时期,船政学堂的培养目标集中在海军人才方面,分为海军学校、制造学校、飞潜学校三所学校,都属海军部管辖,毕业生总计419名,大多在海军界任职。其余的在航空界、造船界、航运界、电业界等部门任职。“船政学堂成就之人才,实为中国海军人才之嚆矢。”(《清史稿》卷107)至1884年马江战役前,船政局共制造24艘轮船(其中几艘为商船),组成用轮船武装的水师(实即近代海军),时称福建轮船水师。因此,称福建船政是近代“海军摇篮”是当之无愧的,它在近代海防和军队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留学深造是船政学堂培养人才的重要措施。为了进一步学习“西学”,提高学生掌握轮船制造和驾驶的技术技能水平,清廷批准学堂选派优秀学生分赴英、法等国留学。李鸿章等奏称:不仅要学生能“放手自制”轮船,而且要“继长增高”,“探制作之源”;不仅要华员“能自行管驾”,而且要“窥其秘钥”,“得其深际”,因此要派出留学生“赴西厂观摩考索”。前学堂学生“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学堂学生“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早在1875年,沈葆桢选派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人随法人日意格监督到法国、英国学习驾驶。1877年2月,船政学堂首届派出留学生共35人(其中制造学生14人,驾驶学生12人,艺徒9人),这是继1872年清廷官派120名学童赴美留学后之又一批,而且是卓有成效的一批。至1897年,共派出4批84名留学生。船政局留学生制度的建立,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层次。学生增长见识,扩大见闻,眼界大为开阔。这些学生资质聪颖,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受到各方的好评。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在船政局、船政及水师学堂、军舰、港口船坞等,从事开矿、电线、电报、枪炮及弹药制造、翻译等工作,为我国的船舶修造、海军建设及经济、外交事业做出贡献。其所造就的著名人才有严复、刘步蟾、魏瀚、陈兆翱、林泰曾、蒋超英、萨镇冰、叶祖珪、林永升、方伯谦、陈季同、罗丰禄等人。叶祖珪、萨镇冰先后总理南北洋海军,黄钟瑛、刘冠雄、程璧光、萨镇冰先后为海军总长与海军总司令。他们皆为船政学堂留学生,都为近代海军建设(编队与建章立制)作出奠基性的贡献。清末民初,海军将领以闽人居多,在海军史上影响极为深远。船政局培养的海军人才自1872年以后进入海军界,逐步取代旧式水师出身的人员,该局遂成为海军人才培养与供应的基地。据统计,1892年,北洋水师所升署的64名各级将官中,船政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即占23名;1894年,直接参加甲午海战的13艘军舰中,13名管驾将官中有11名是船政后学堂毕业的学生。北洋水师、广东水师所任用的各级将领和属员,大多来自船政学堂。由此看来,福建船政学堂堪称我国近代海军人才的摇篮,近代海军诞生的基地。这些海军将士的抗敌御侮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风貌。它们构成了船政文化的精神内涵。

船政学堂作为派出留学生的基地,为近代中国培养出多学科的专门科技人才,从而成为我国科技队伍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基地。我国最早的一批科技专家(包括部分社会科学学者)由此产生。从船政学堂走出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具有开放的眼光和先进的思想。他们从接受的“西学”教育中获得新知;他们受西方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因而具有新式的思维与创新的气魄,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有突出贡献的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科技专家和学者。以严复为例,他以优异成绩被船政学堂录取,后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英国留学期间又获重要成绩。他认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钻研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知识,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具有独到见解和卓越思想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魏瀚在法国曾得法学博士,历任外交、制造、法律、翻译工作,是出色的外交人才,被誉为“中西兼通,阅历最深”,“经纬过人”,“于轮、路诸学极为讲求”,曾“总司制船”,任船政会办,是当时著名的造船专家。詹天佑,作为首批留美幼童回国后改学驾驶,中法战争时,曾为张之洞绘制沿海要图,又被聘为中国铁路公司工程师,发明了著名的列车挂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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