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魏源的经世思想对船政文化的影响

四、师夷制夷与船政文化

在中国封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中，林则徐、魏源的思想文化随着时代的跳动而前进，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起了发端和启迪的作用。

社会文化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它随着不同的历史时代而演进，社会的发展，文化本身也随着不断地变革和创新。

在文化变革的理论上，林则徐敢于打破旧传统“重道轻艺”的格局，他以“实事求是，不涉时趋”的经世眼光，从探访夷情，开眼看世界，提出“师敌之长技而制敌”（29）的理论观念，魏源根据这个提法，后来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尤其“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句，经过魏源发挥，对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和发展，颇有影响。实际上林则徐和魏源是要将中国古老传统的农业文化与近代西方科技文化和工业文化结合，籍以改变中国古老传统的农业文化的结构。这种思想是先进的，爱国的。因此在当时就受到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支持，尤其洋务派所共鸣。洋务派的首领之一左宗棠在甘肃重刻《海国图志序》中说：“该书为抵御外侮，自强之道的奇书”“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他在这里就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洋务及船政事业是林则徐，魏源思想的继承和实践。

洋务派早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林则徐和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这是他们能开眼看世界，接受“师夷长技而制夷”思想的前提。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阳人，他比林则徐小27岁，从小生于一个生活困难的耕读之家，父亲授徒长沙，“非脩脯无从得食”（30）。若逢灾年，家中甚至“屑糠为饼食之”（31）。左宗常18岁时结识了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并经常登门请教，又是长沙城南书院山长经世学家贺熙龄（贺长龄之弟）的学生。因而青年时代即奠定了济世匡时的志向。

林、左之间，在思想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对左宗棠经世思想有影响的著名学者贺长龄兄弟和陶澍与林则徐都有很深的渊源，左宗棠正是通过他们的介绍，特别是通过陶澍与林则徐之间的往来书信、记载，对林则徐的思想与为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他的政治见解、思想作风、治学态度由衷钦佩，称之为“天人”（32）。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左宗棠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倾诉了他对林则徐的敬仰之情，左氏自称生平“最敬服林文忠”（33），此言不谬也。反之，林则徐也很欣赏左宗棠。道光二十九年秋，林则徐因病开缺回乡，十一月，船经湘水、沅江至洞庭湖，林派专人至湘阴柳家冲约左宗棠一晤。是月二十一日（1850年1月3日），两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林则徐虽初识左宗棠，但“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34）。左宗棠在贯彻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而制夷”思想中认识十分深刻，他说：“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以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在制之”（35）。他又认识到防海的重要性，并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36）。

林、左之间心灵相通，相互欣赏，来源于他们志趣相投，思想合拍，特别是对经世之学的认同与信奉，更使两人迅速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之交。

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而制夷”不仅企图从本国的历史经验中去找出路，而是要求人们越过国界，在当时世界大范围之内去寻找抵御外侮之方，这是划时代崇高的思想，因此能够得到洋务派左宗棠，沈葆桢的完全接受，并把它当作洋务运动和船政文化的指导思想加以执行。

福建船政局的另一个创始人和船政文化思想直接执行人沈葆桢，他是林则徐的外甥和女婿，他从小对林则徐也是相当崇敬的。林则徐的家教、为人、处事、作风，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沈葆桢父亲沈廷枫的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在读书人中受到推重，沈葆桢从在父母言行举止潜移默化下，为人刚直，作风正派。又是鼎鼎有名的爱国者和饱读诗书的今文学家林昌彜的教导下成长，后来沈葆桢在官场上，十分关心民间疾苦，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的锐气，这并不是偶然的。

沈葆桢作为一位船政大臣，他办事老诚练达，大力阔斧，具有林则徐的遗风。他与左宗棠两人一样，对国家和民族具有一定的责任感。他们意识到当时中国面临着几千年来的大变局，遇到的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因而他们主张贯彻林则徐、魏源相同的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以挽救民族危机。他们担心说不定哪一天因一点小事就会与洋人“兵端立开”。为了避免“临渴掘井”，所以他们“欲趁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37）。

沈葆桢从清同治六年（1867年）九月开工生产到光绪元年五月（1875年）离职止，前后八年中就造出轮船共计十六艘。平均每六个月就造出一艘轮船，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左宗棠、沈保桢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和魏源“师夷长技而制夷”的战略思想，并在切实实施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如下船政文化的内容：

1、从发展近代军事企业下手，“夺洋人之所恃”。洋务派以制造火轮兵船为当时之“第一要务”，“先其所急”，专门设立造船厂——福建船政局，是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工业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