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 ——众家评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现实题材话剧《松绑》

周 明（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一级编剧）：

《松绑》这个题材是我们福建省特有的题材，是一个特殊题材，也是一个重大题材。这个题材要写好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化的特殊时期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当时开的一个厂长经理研究会，开会的时候一些经理和厂长有这样的呼声，由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黄文麟牵头跟他们一起写的这封信，直接给项南。当然这个起因是积累了非常多的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矛盾以后的产物。

现在这个剧本是以小见大，解剖麻雀的方式写这个剧本，当然非常好，但是还要顾及到大的形势和背景，当然可能我们现在不能正面写项南。虽然说真正写项南是最有戏的，但是不能。项南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悲情英雄，他到现在都没有在他的处理书上签字，他不承认自己有错，后来就被调走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剧本还有一些不能让人满足的地方，就是写得比较零碎、松散，无法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起码要做到戏曲的统一性，但是目前还没有做到。

比如第一场写一盘散沙，主要写工厂的纪律松散，小偷小摸，人们当时的作风、价值观等等。这场戏的优点是有生活的质感，基本准确。但是刚才大家也提到工厂纪律问题，工厂的小偷小摸问题跟“松绑”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是厂长本来就要抓的事情，你就是松绑了还是要抓这些事情，没有松绑也要抓。这里面牵涉到的事情是松绑以后每个人干活了，多劳多得以后大家的积极性会提高等等，但是没有写出必然性。

第二场写的是“请给我松绑”，主要写的是祖望和胡一敏的感情，1980年代左右的时候，出身已经不是问题了，而且甚至慢慢成为资本，还把这两人捆起来已经不真实了，如果在农村可能还有困难，在福州市已经不太可能了。这里面写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祖望去技术外援，把技术分享给人家获得一点劳务费，这个当时确实是不允许的，这是有价值的地方，但是也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松绑的要害事情。

再下面写的“都是我的错”，主要讲的是奖金问题，技术改革的审批问题，这个问题是跟“松绑”有关系。我在1970年代末也当过工人，一般情况下奖金问题是能批下来的，这个还不是松绑最根本的问题。松绑最根本的问题是统购统销之间统一的问题，当时提的是商品经济，1990年代才提市场经济。技术改革审批问题也不是特别严重，其实在文革时期就有很多革新能手，而且还鼓励革新，我在1970年代末的时候，厂里经常表扬革新能手，有的就是做了一整套的组合机器之类的工人，要跟松绑挂上钩还是要做一定的思考。

下面写的是“沸腾的生活”，写的是陆浩然和冯春宁的爱情，他们这种有点朦胧或者讲不清楚的爱情，在这部剧中的目的是什么？比如陆浩然和冯春宁因为什么事耽误了婚姻，但是现在看不出来。冯春宁这个人物我觉得还是可取的，她实际上属于还比较保守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如果能够跟陆浩然两个人写好的话，对戏剧有作用。她应该是替代刘和谦，刘和谦没什么作用。刘和谦和她就是落后一点，保守一点，这变成比较惯常、普通的关系。

联名上书的结果我们反而把它写得很简单，很概念，甚至带点喊口号式的，实际上联名上书这个暴风雨前夜的时候应该是最精彩的地方，还应该写得曲折一点。

总之，这样几个段落没有有机地凝聚在一起，形成松绑的必要条件。没松绑无法适应这个社会，也无法适应形势，也无法适应工人的需求，跟改革的形势也不适合，不管是谁提出来的，最后形成松绑的事件。

还有一个是人物关系，这里面有一对的人物关系是对立的，就是陆浩然和洪常宇，洪常宇作为下派的调查组，跟陆浩然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立。这个对立有一定的象征性，洪常宇作为计划经济比较死板或者比较古旧的惯常思维和陆浩然有一定创新、呼吁改革的观念有一定的矛盾。洪常宇稍微带一点，但不要把他写得那么概念，他实际上也不是故意仇恨陆浩然，他就是规矩不能破的人。

陈永森（福建人民艺术剧院一级导演）：

前有《天使》写乡镇企业的崛起，后有《初春》写这段历史，都是解放思想这个年代的戏。所以我拿起本子的时候，期待这个本子更有份量地写这段历史，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转折，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重点推出的剧目。我觉得写得太实了一些，这个题材的风格好像离我期望的东西有一点距离。

第二，语言方面每个人都伶牙俐齿，对于话剧要展现人物化、地域化、历史化，这个可能还要稍稍见功力一点，话剧还是靠语言作为主要的手段。我期待上海来的外援力量能够给我们的戏剧增光添彩。

顾 伟（《福州晚报》记者）：

我看完剧本以后觉得有点太平面化了，我是1980年代进工厂，就在印刷厂，所以编剧能想到印刷厂我觉得非常好，因为55个厂的企业没办法都点到，但通过印刷厂这个平台可以把很多厂带进来。比如我讲几个故事，当时铅笔厂的工资是发不出来的，铅笔卖不出去，一把铅笔是3分钱，厂长就想我们把6把铅笔包装起来礼盒包装，卖3毛行不行？印刷厂设计包装，这是冒风险的。有可能包装盒出来印出来，花了三万块钱以后又卖不出去，这是厂长犯罪啊。但是推出来以后人们抢购，六一儿童节都买不到铅笔，小孩子很喜欢，都要通过铅笔厂的人走后门才能买到铅笔，这是很感人的事情。铅笔厂和印刷厂有联系了。还有罐头厂也是55个厂的之一，当时福州罐头厂有出口到国外的蘑菇罐头，商标是我们印刷厂设计的。当时有个要求一定要有条形码，设计师说条形码放上去很难看，为什么一定要条形码，厂长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条形码，但是外国人一定要条形码。还有福州油墨厂也是55家企业之一，也快倒闭了，主要做家具油墨和宣传画的油墨。后来我们考虑能不能做印刷油墨，印刷厂和他们一起攻关，当时我们从上海订货要半个月或者20天才能到货，非常慢。通过技术攻关以后，我们自己也能生产。

这是真人真事，这样就把所有的企业连在一起，把这些东西加进去我觉得比较有可看性。还有一个船政文化，要把福州的元素加进去。比如发工资奖金了，能不能到“味中味”吃饭，当时是福州最有名的小吃都在“味中味”。我是讲一些细节，不讲那么观念的东西，我是想通过印刷厂把很多厂带进来，55个厂你不能只选一个厂。有故事了，丰满了，就好看了。

蔡福军（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二级编剧、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这个题材确实很重要，也不好写，写成这样也挺不容易的，编剧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特别是对当时历史氛围，包括服装、背景音乐、语言都有研究。以一个厂为中心也是对的，我同意顾伟老师说的，至少还要把另外一个厂的厂长之类的写进来。

我谈谈我的一些想法，当时《松绑》的策划会我也有去，我听了服装厂、电机厂三位厂长讲，有一些细节挺有感触。铅笔厂当时也有小偷小摸，早上带饭盒去，晚上饭盒里面都是装铅笔，早上一盒饭，回来一盒烟。还有厂长为了防止工人乱上厕所，后面还挂了一个牌子，上厕所牌子要挂起来，翻牌上班。还有邵武丝绸厂的一个年轻的厂长，因为他是大学生，30来岁就当了厂长。当时全国的形势怎么样，福州的铅笔厂好像也是上海铅笔厂那边的技术，包括上海丝绸厂也是上海那边的东西。因为经济浪潮是全国性的，而且福建这些事情也影响到了全国，就是全国性的因素，编剧可能要多考虑一些。

那时候改革的壮烈真的很残酷。这个戏我再捋一下人物，陆浩然第一场就发现懒散，小偷小摸；第二场是捍卫他的恋爱自由，支持更开明的举措；第三场面对工厂技术的改革，还有上级督察员的压力；第四场变成谈点小恋爱；第五场就开始要改革。这样捋一下就觉得，特别是第一场没什么作用，第三场我觉得还比较强一点，作为人物的担当。主要人物如果没有在历史当中。在事件当中不断打磨，不断制造困境，要写出工人的困难，要写出领导的困难，要写出改革的困难，特别到了第四场我觉得一定要把他的困难写足，我觉得他的困难跟他的担当都还是不够的。

以一个厂为主，但是你只写一个厂，我觉得这个题材就没有表现得特别彻底。因为这55个厂同时改革，是一个集体的行为，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在戏之间，你可以设计一个厂，也可以带其他的厂长，但是最后一场才出现，我觉得哪个厂的厂长在前面，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跟哪些厂长要交流，碰到困难他们怎么商量，怎么解决。几个厂同时遇到一些共同的困难和不同的困难，为什么要松绑，在厂长之间的对话，为什么他们要拧成一股绳共同面对困难，这些到最后一场才出现，而且是快退休的58岁了，我觉得是有点可惜了。我估计这可能在第二、第三场就要出现，在他面对困境的时候他有什么方法，其他厂有什么方法。刚才顾老师都说了具体的东西，我们要解决松绑的一些问题。

比较有戏剧性的是第二场，有些东西还是可取的，比如谈恋爱被抓起来，就是把祖望和胡一敏绑起来，有那么一点象征意义和戏剧性，反映出当时思想的压抑。有些东西不太准确，到了那个年代会不会这样？我感觉这个还是剧本里面比较有戏剧性的，如何处理得更真实，尤其谈恋爱怎么样跟戏搅在一起。第四场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舞会、服装、音乐、男女爱美。而且第四场是非常关键的，最后一场就是松绑，第四场把精力花在这些地方真的稍微有点偏。我们可以有，但谈恋爱这个东西一定不是主要的东西，可以作为一个点缀的东西。最后一场我同意周长赋老师他们的意见，没有什么戏，就在那边喊，所以我觉得船政文化的背景想法都挺好的，但是没有糅在戏里面。我觉得这部戏的话剧语言还缺雕琢，诗意的东西缺了一点，艺术性的东西，语言的艺术化还是要有，这场的口号、概念和史料堆积的东西多了一点，戏剧性的东西少了一点，而且当时人物的份量、思想、承受历史的重量这些都是感觉还是不够。

小人物我觉得祖望是属于写得相对比较丰富，胡一敏作为他的对手戏我觉得可以再丰富一点。胡一敏跟祖望比相对单薄一点，第一场是青工甲、青工乙，我觉得干脆写名字有代表性。因为你是同一个厂没有必要再分青工、女工，这几个人可以让他们有名字，可以设计一些人物性格，比如比较懒散什么的，不然太多甲乙看了会有点乱。

姚晓群（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二级编剧）：

我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的建议，一个是主题还有人物关系。我觉得《松绑》这个题材是来自于全国比较轰动的事件，来自国企的呼吁：“请给我们松绑”。这个题材的立意应该有两个，一个是为什么要松绑？一个是松绑的意义在哪里？从剧本里面我看到编剧的弱点还是弱在为什么要松绑，看不到松绑的意义这个点。为什么要松绑？说到底只是说松绑的背景，我现在觉得背景的东西写得太多了，松绑的意义才是大家的关注所在。因为当时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是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史上标志性的事件，还听说3月24号这天一度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家的活动日。它在全国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事件，所以“松绑”的意义编剧应该多考虑一下。

关于题材方面，编剧可能还要多下力气在这几方面进行思考，不一定说要往这边写，但是思考一定要有。这份呼吁信所发出的年代是1984年，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国家企业、经济都亟待发展。当时的一些体制束缚的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份呼吁信可以说是我国解放思想的大成果，为中国国有企业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事过三十几年以后我们再关注这个题材的现实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它肯定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现在剧本还看不到，编剧还需要去挖掘，要站在更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让它成为改革历史上的一面镜子，对现在有很现实的意义。

还有关于剧本对于改革的定位，厂长陆浩然怎么给员工争编制，争奖金，这些改革的意义有点太简单化了。还有就是感觉他非常被动，剧本把呼吁信倡导的发出归功于陆浩然的一己之力，呼吁信发出以后，后面厂长是给了他支持，但是实际上看到的好像就是陆浩然一己之力，剧中唯一代表政府的形象洪常宇也是以反面的形象出现。如果不是受到整体大环境、大政策的影响，陆浩然肯定是发不出这种倡导和呼吁的。刚才几位老师也说过了，其实这封公开信起草人当时是福建省经委会的副主任叫黄文麟，他也是主管企业改革的主要领导之一，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公开信其实是福建的领导借厂长经理唱出的一台“双簧戏”，“双簧戏”的二十年间中国企业家再没有以有组织的方式展开过权益的斗争，可以说其实这是一种政府后面支持的行为，当时显然是得到了福建省委领导的帮助，我觉得编剧要把这些思考都带进去。

一号人物陆浩然从头到尾没有变化，从开始他好像被逼到改革的位置，这部戏大家说没有什么核心事件，如果核心事件就是联名上书，但这个核心事件被编剧放过了，变成结尾出现。这个核心事件可以提前到前面来说，陆浩然这个角色他的改革应该要有主动性一些，他的呼吁信的发出不是没有铺垫的，他已经有一些思想基础在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洪常宇这个人物，他一直是作为反面的形象出现，而且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我是觉得不太妥当。官场中可能会有官僚分子的出现，但是不是你的剧本需要体现的，还有工人的形象几乎是一面倒的消极的形象。几个人物关系剧本里面都有，但是人物关系没有利用起来，人物关系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关系构建好了，是可以塑造人物，可以找到戏剧冲突，找到戏点。

戏中有两对人物非常关键，一是陆浩然和冯春宁这两个人物的关系。我觉得刘和谦和冯春宁其实是重合的两个形象，完全可以把这两个人物合二为一，他们代表的是一种体制的保守者。陆浩然和冯春宁这两个人物是很有戏点的，里面看到说他们好像有一种爱情的关系，但是可以把他们正面来说，通过这两对人物关系情感的碰撞、一些纠结，可以把陆浩然对改革的那些思想都体现出来，包括人物的前史通过人物关系也可以体现出来。现在所有人物的前史都非常模糊，剧本里面有提到，但是我们觉得非常模糊。陆浩然为什么有改革的眼光，为什么敢为天下先，我觉得这跟人物的前史有关系，但是看不到，我觉得这也是丰满人物的重要一点。

还有一对人物关系，就是陆浩然跟洪常宇这对人物的关系，我觉得特别是洪常宇这个人物，可以作为陆浩然在这个剧本贯穿的对手戏。但是洪常宇出现太迟了，第四场才出来，而且他是完全被当做一个反面的形象出现。我觉得企业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政府放权不放权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觉得作为国家体制初衷应该是善意的，社会发展到后面是否符合社会实际，包括实施者是否曲解甚至歪解体制。陆浩然和洪常宇这对人物用好了可以挖到很多的细节。两个人可能刚开始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像周明老师刚才讲的，洪常宇觉得我是按政策按事情我没错，但是错在现在体制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了。他们两个各自相互不理解，经过一些事情的碰撞，他们有了各自的反思与觉醒。我觉得甚至可以在洪常宇这个人物身上把黄文麟这个人物糅合进去，可以带出整个社会的大背景、大方向、大政策，包括福建省委的决定可以通过这个人物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