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衣冠在——《画网巾》剧本读后感

国破衣冠在——《画网巾》剧本读后感

文/谢子丑

戴先良兄的新作《画网巾》，较之四年前的《杀瓢记》，进步之巨，已非“刮目相看”一词所能形容。读后，十分惊叹于他文史功底之深厚。文辞风骨、人物塑造、情节主题等，皆令我佩服之至。明清易鼎，是汉族继永嘉、崖山之后，又一段深入骨髓的历史沉痛。虽已历三百余载，至今读之，犹泪湿沾襟。《画网巾》对我而言，在学习切磋之余，更多的是对民族文化历史的一次切肤痛缅。

一、山河虽破，斯文在兹

明末遗老顾亭林先生有“亡国亡天下”之论，亡国乃一朝一姓之更替；而亡天下，则是民族文化的灭亡，必定是拼死抵抗的。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认为，明清易代，汉人的抵抗丝毫不逊色于宋元易代。然而，南宋遗民的抵抗，更多地体现在以幼帝、陆秀夫、文天祥这些流亡朝廷上层。明亡，南明君臣的抵抗力度不大，反倒是下层民间士民的抵抗极为惨烈，大规模如嘉定扬州，小规模如遗民不仕，前后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直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代已步入鼎盛，而仅江南地区的人口尚比明朝万历年间减少了近千万，可见那段历史抗争的残酷。而激起下层士民的长期抵抗，最主要、最直接的因素是清朝“剃发改服”的极端文化征服政策。对于汉族士民而言，清朝的统治已经不是单纯一朝一姓更替的“亡国”，而是忍无可忍的文化灭亡的“亡天下”。那个时期的士民抵抗，力量是薄弱的，但是却让清朝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近二十年的血腥镇压之后，又不得不采取开科取士、重用汉员、修明陵、修明史等怀柔政策，缓和民族矛盾。还时不时动用严酷的文字狱，狠狠地敲打汉族士民，可见他们对这种文化力量的心有余悸。那么，到底是什么赋予了汉族士民那种貌似薄弱、但又坚韧不屈的抵抗力量呢？毫无疑问，这就是民族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代表人物，大家熟悉的或许是郑成功、黄道周、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李二曲等人。可有谁知道，在闽北深山，还有这一位画网巾的冯舜！

汉族文化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世界。衣冠，除了日用彝伦、礼教秩序的作用之外，更是作为一种“华夷之分”的强烈文化符号而存在。明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汉族王朝，对此尤为突显。明末的网巾是何许样式，我并不知晓。但是依稀记得《明史·舆服志》中有记载，明初太祖皇帝命令天下士人佩戴一种叫“四方平定巾”的冠帽，并继承总结历代的礼仪制度，多次参与士大夫衣冠的设定。网巾与四方平定巾有何渊源，需待考证。但是作为明末士人普遍的一种冠戴，他具备了“国”与“天下”的双重文化象征。冯舜的民族气节深入骨髓，文化力量激荡胸臆，并全部外化在网巾这个衣冠符号之上。他痛恨明朝的腐败、上层士大夫的沦落，但是却深爱着民族的文化，深爱着头上的网巾。面对“胡马南牧，左衽剃发，家国倾，文脉断”的末世局面，他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疯癫书生，没有兵器，也没有城池，可以去拯救家国，可以去捍卫民族文化的尊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守护头上的那顶网巾，“纵是国破山河在，岂能丢弃旧衣冠”。网巾俨然是他心中最后的一道底线，“国纵亡来心不亡”。降清的泰宁县令江申来，到狱中劝他改服事清。他心想，既然明朝腐败而亡，易主而事或许可以，但是剃发改服摘掉网巾，这种消灭衣冠文化符号的事，却触及了底线原则，那是绝对不能退让的，“退一步换了山河”。网巾被敌人摘掉了，他就画在头上；不让画了，他就藏在心里；不让藏在心里了，他就用命去为它殉葬！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能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五千年不曾间断的文化，是因为历朝历代有着太多像冯舜这样的文化卫道者，使得民族文化在治乱交替中绵延不绝。冯舜这样的民间下层士人，是无力去抵挡历史车轮的前进的，但是他却通过对一顶轻薄网巾的守护，在坚强承担着民族文化的厚重。戴先良兄是一位善于运用道具的好编剧，他选用了网巾这一道具作为衣冠文化符号，来代表并演绎冯舜这位遗民志士，并通过网巾讲述着形形色色的末世人物，生动而凝重地表达着坚守民族文化的大主题。由物及人，再由人而文化，这样层层递进的主题升华，造就了《画网巾》这个剧本的成功与厚重！

二、易代之际的芸芸人物

特定环境，孕育了形形色色的特定人物，在普遍的时代基调之下，又各有其特色。《画网巾》剧本的另一成功，就是在明清易代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塑造了似疯非癫的冯舜、贤惠凄苦的冯舜妻严氏、表面事清却内怀忧戚的总兵王之纲、懵懂却蹈义就烈的僮儿、迂腐沉沦却又良心未泯的知县江申来、卑劣汉奸守将池凤阳等众多形象生动的各色人物。明末的丧乱、清兴的无奈，赋予了这些人物浓厚的时代感。同时，因各自的性格、处境、遭遇，又笔画各异地勾勒出一组易代之际的芸芸人物。

戴先良兄引用孔圣人的名言“君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来概括主人公冯舜，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在士风沦落的明末官场，不做虚伪腐化的贪官浊流，即做高谈阔论的东林清流，身处底层，却想要做一个“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去士子苟安之风，养诸生砥砺之气”的正直有为的士大夫，实在是太难了。只会被上层大流认为是“一贯装乖卖傻，向来不合时宜。言辞犀利，语多偏执的狂夫”。于是，冯舜只能痛苦地把自己深埋在疯癫的皮囊之下。待到家国丧乱，衣冠受辱的危难时候，他就撕掉疯癫的皮囊，义无反顾地充当起“画网巾”的卫道士，“一任雨骤与风狂，国纵亡来心不亡。”贤惠的冯舜妻严氏，面对凄苦的家境，无怨无悔。唯一不满的，就是丈夫“不合时宜”的行为。她聪慧地用赶驴、推磨、赠玉等一系列安排，来规劝丈夫回心转意。夫妻之间，对于世道生存方式不同，而激发的矛盾，不会让人觉得感情龃龉，反倒由衷生出了感人的真情。丧乱受辱，难保贞节，对于那个特殊时代的女性来说，绝对是痛不欲生的。但是为了找寻离散的丈夫，她又不得不屈辱求生。夫妻最后的团聚，却是共同迈向死亡的开端。严氏咬指流血为冯舜画网巾，是全剧的高潮点，也是最好看最感人的细节之一。特别是一句“我已成了失节的妇，你不能再作失节的夫”，字字血泪，道出了这对患难夫妻在易代丧乱中的无奈肺腑。

总兵王之纲与冯舜，在剧中构成了一对互相矛盾却又惺惺相惜的命运共同体，非常之耐人寻味。两人都痛恨明末的腐败，冯舜选择做文化卫道士，而王之纲则投靠新朝，寄希望于改换天地的功业。两人在光泽古寺中的那场对手戏很是精彩。其实，冯舜心里对王之纲是有些同感的，无论哪个朝代，士人经济天下的理想是永远不变的。只要清朝能够“入中国则中国之”，尊重汉人的衣冠道统，出来做番事业又未尝不可？只是自己丢不下士大夫的架子，“丢不下典章文物，丢不下吾国吾乡”。王之纲表面是来搜捕不肯剃发改服的遗民抵抗者，但经过游寺走谈，内心对冯舜弱书生的坚韧志节，却是十分钦佩的。相形见绌之下，反倒显得自己投事新主、甘当汉奸的卑微。进而在冯舜的正义凛然之下，感到惶惶的忧戚，“他一语中我隐伤，真不免兔死狐伤”。他为了效忠清朝，杀了那么多抵抗的汉人，可能最后又免不了满人的兔死狗烹。他的内心挣扎得越厉害，越凸显出冯舜的高风亮节。钦佩之余，他巧妙地以“原来是一介狂夫”为理由，有意放过了冯舜一马，冯舜对他也产生了由衷的惺惺惜意。最后落入池凤阳毒手，冯舜自知不免，谎称自己与王之纲是旧相识，就算死也要死在知己手中。而王之纲果真成全了他的殉道结局，“索性成就画网巾，赢得千秋节义名”。冯舜的死，对于自知罪孽深重的王之纲而言，也是一种心灵的救赎。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清朝能够入主中原，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汉奸的依附。《画网巾》剧本中塑造的邵武守将池凤阳，将明清易代之际，变节投敌，反过来帮助清朝镇压汉人抵抗的残暴汉奸形象展现得生动可恨。正如冯舜妻严氏所切齿的那样，“相助清虏杀同胞，盗国为奸作虎伥”。这些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败类，在乾隆朝却被无情地列入《贰臣传》，终究逃脱不了历史耻辱柱上的钉刑。

本剧开场泰宁知县带领诸生在文庙祭孔的情景，令人不禁联想起明末士人儒生们的浮世绘，“诗书之道空，而廉耻之途塞”。知县江申来可谓是明末上中层士大夫们的集中象征人物，平日里自高迂阔，苟安于腐败末世。临危则贪生怕死，只想着择木而栖，不想着舍生取义。他去监狱劝降冯舜，冯舜故意用“江申来是前朝县主，早该殉国了。定是不肯投降，受了髡刑”来嘲讽他，实在是解恨的妙笔！江申来无地自容，道出了明末士大夫随波逐流的无奈心声，“年少时也曾气盛如冯君，一路上敲敲打打棱角损”。又十分市侩地为自己开脱，“国破不止你一个，别人能过我也过”。但毕竟是科举登第的士大夫，眼见山河破碎、同胞荼毒，也能激起他潜藏在内心不泯的读书人良知。为此，他偷偷带出冯舜妻严氏，赶去见冯舜最后一面。这在故事架构上，不仅是妙笔，更是将这个乱世人物刻画得丰满、生动、到位。作者的用心巧思，不在于片面地否定批判这个人物，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用渐变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物的生命流程：善良的本质——在末世大流中沉沦——在忠烈感化下灵魂自赎。

至于冯舜的随身僮儿，他虽是一个小配角，但是却令我读之噙泪。他善良淳朴，文化精神不高，冯舜在狱中请他帮自己画网巾，他害怕受罪连累，留恋自己的青葱生命。但是，当他最后看到自己的主公主母被害而死，他也能慷慨激愤，跟着赴死就义。这个小人物让我感动的关键，在于他似乎象征着明清易代时的很多汉族底层平民。国家破碎，他们也跟着受难遭殃。可以选择沉默避难，充当清朝的良人顺民，顾全自家性命。但是在目睹山河蹂躏，耳听士人们的精神感化之后，他们也能跟着视死如归、蹈义就烈。“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中，有太多这样的平民百姓，成批成批地仆倒在血泊中，一直跟着士人的义旗，抗争了几十年。我从僮儿的身上，望见了明清易代中的千千万万的平凡而伟烈的灵魂，肃然起敬，泪沾青衫。

谢子丑，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