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丰碑】成功破狱解救40多位难友——谢景德烈士

谢景德

又名谢汉秋、谢耀辉，福建省龙岩县适中镇人，1904年5月出生，1920年考入集美学校师范部第五组，1925年6月加入共青团，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在厦门从事地下斗争，曾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毕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1930年5月25日，上午8点多钟，由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厦门破狱的预定时刻将要到来的时候，所有参加破狱的有关人员，都已到达预定位置，正在听候号令行动。

一位浓眉大眼、脸型浑圆、头戴毡帽、身穿深灰色长衫的青年，来到思明监狱附近的一间小茶店里，要来一壶茶，一面静坐品茗，一面在观察店外动静。在他来到茶店之前，已经把他所指挥的队员定点，随时都可以执行任务。他们的任务是从监狱大门至碧山路打石字海岸，一站接一站，把出狱的战友送到接应的船上。

随着时钟的指针越来越靠近9点，那位品茗的青年，已经难于压抑内心的激动。他知道，再过几分钟，就将发生一起震撼厦门、甚至全国的事件。按照福建省委的破狱安排，陶铸是特务队的队长，其任务是进行武力破狱，把狱中的难友救出来。而他是接应队的队长，任务是把出狱的难友及时地接应到海边，再乘事先靠在那里的船离开厦门港到同安海边的珩厝和彭厝。这两个队一样重要，只要有一个环节扣不紧，都将危害狱中40多位难友的安全。

9时整，狱中的枪声响了，意味着破狱的战斗已经开始。

10分钟，就是那么短短的10分钟，特务队的11位英雄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打破监狱，让难友们全部从狱中冲出来。

眼下的任务，就落在由那位青年指挥的接应队身上了。“往前走！”

站在岔路口的接应队员，看到从狱中冲出来的难友，既亲切又像下命令似的，用手势起路标作用。

“往前走！”

下一站的接应队员，以同样的手势指挥难友们的前进方向。凡是在有岔路的地方，便会有人在指挥难友们该往哪里走。就这样，冲出监狱的40多位难友，都顺利地冲出监狱大门之后，先后到达了预先约定的打石字海岸，逐个登上了接应船。

10分钟，又是那么短短的10分钟，难友们分乘两艘木帆船，离开厦门港向同安而去！

此时，胜利完成了接应任务的那位青年，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混杂在路上行人之中，来到厦门港大学路，买了一条烤地瓜边走边吃当早餐。

这位看来很端庄、稳重的青年，就是当年的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谢景德。在省委组织破狱营救难友的斗争中，他是破狱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承担接应队长的重任。

1927年2月，谢景德接受党的派遣，离开厦门回到龙岩，担任由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建立起来的（龙）岩、（漳）平、宁（洋）政治监察署秘书。这个秘书职位不高，却是监察署的“全权代表”。此时的谢景德，革命热情很高，一回到龙岩，就积极领导国民革命，迅速掀起了龙岩工农运动新高潮。

正当谢景德日夜为革命操劳的时候，家里派人来到龙岩城，给他送去一封急信，说他的母亲“病危”，务必立即回家。

谢景德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平时又特别孝敬母亲，既然母亲病危，怎能不回去看一看？于是，他把工作安排了一下，第二天一早，就跟着那位来人，徒步从龙岩城回到他的故乡适中镇。当时没有公路，没有汽车，从城里到适中，整整走了一天，太阳快下山时才到达家里。

“阿辉，你回来了，真是阿姆（母亲）的孝子啊！”母亲健步到大门口迎接儿子回来。

谢景德回到家里，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母亲。这使他感到惊奇，明明说是母亲病危，而现在所看到的母亲，却是一点病象也没有，身体健康的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谢景德已是23岁的“大人”了，按当地一般风俗，早就应该娶亲成家，也好让做父母的早一天抱孙子。同时，母亲早就看中了一个邻村女子，端庄贤淑，又善于各项农活，与谢景德相配再合适不过了，希望能早一天过门。但是，谢景德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不愿过早成家，便一再借故推迟。父母新近获悉谢景德回到龙岩，经一番商量，自作主张来操办亲事，把谢景德骗回来。

当谢景德知道父母为他早日成亲而设下了骗局，内心自是不悦。但是，新娘子明天就要过门，生米已煮成熟饭，不好去亏待那位女子，也不好太伤父母的心，不得已答应下来。

谢景德对这个妻子是满意的，可谓心心相印，但他却还有一个比爱妻更热爱的事业。他俩结婚只有3天，第4天一早就告别了哭红了眼睛的妻子。母亲则送了一程又一程，千叮万嘱，要他经常回家。谢景德虽然也点头表示遵命，对刚成亲的妻子也恋恋不舍，心里却又在筹划回到龙岩城后如何工作。渐渐地，他的心飞到龙岩城去了！因为忙于革命，从此没有再同妻子生活在一起。

正当国共合作取得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右派，在暗地里策划一场反革命政变。福建的国民党右派遵照蒋介石的秘密指示，先后于4月3日和9日在福州、厦门发难，挥舞屠刀向共产党和革命志士砍来。紧接着，4月15日，龙岩的国民党右派，也悍然背叛革命，捣毁龙岩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包围岩平宁政治监察署，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解散了工会和农会。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在难于抗御的恶劣形势下，谢景德被迫潜往武汉。短短的3个月，武汉的革命形势也在恶化。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蒋汪合流。就这样，由孙中山先生苦心经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全国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不计其数，到处都是血雨腥风！

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了党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虽然如此，中国革命仍然暂时处于低潮时期，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严酷而恶劣的革命形势，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也考验着年轻的谢景德。

就在此时，谢景德毅然接受党中央的派遣，回到福建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的指示。

他沿途冒腥风，顶血雨，日夜兼程，用最快的速度回到闽南，全面、准确地向闽南临委书记罗明等领导同志介绍武汉政治形势，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党中央指示。在这之后不久的8月中旬，闽南临委扩大会议在南靖举行，结合闽南实际，决定建立农民武装，推动减租和反抗烟苗捐的斗争，并在时机成熟时，举行农民武装暴动。

在这次闽南临委扩大会上，谢景德被选为临委组织委员，负责组织工作。会议结束后，他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巡回泉属、漳属、汀属各地党组织，指导各地革命斗争和工农运动。有一次，谢景德来到长汀，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他急中生智，混到牧童中去，拉着牵牛的绳子，让牛在草地上吃草。敌人查问每一个人时，他又装成哑巴，只打手势不开口，搞得敌人没有办法，终于化险为夷。

由于谢景德等同志在临委的领导下深入基层积极工作，很快就打开了闽南地区的革命局面。

熟悉谢景德的老同志都说，他不但无条件地服从革命需要，而且常常超负荷地工作，一年到头，他不知有什么节假日，甚至不分日与夜，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工作能量，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足迹。用他自己的话说“最乐莫过于干革命。”

1929年3月，由朱德军长、毛泽东政委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入闽。为了迅速开辟闽西革命根据地，设在厦门的中共福建省委派遣谢景德以特派员身份前往闽西，架起地方与红军联系的桥梁。谢景德无条件服从党的需要，来到龙岩之后，经常陪同毛委员往返于上杭与长汀之间，因而有更多机会同毛委员接触。毛委员不但平易近人，而且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观察、分析问题非常透彻，谢景德受到很大教益。他还参加了12月28日至29日在古田召开的古田会议，直接听了毛委员在会上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及朱德军长作的军事报告，也听了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在省委诸多领导同志中，谢景德同毛泽东同志接触最多，还有幸参加“古田会议”，是最幸运的一个。

在长期的地下斗争生活中，他从来都是置生死于度外的。由于生活极其艰苦，经常忍饥挨饿，而且常常工作过度紧张，得不到必要的休息，以致身体日渐虚弱。1930年10月，谢景德从泉州返厦门途中患痢疾病倒了。省委书记罗明曾设法把他送到鼓浪屿救世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治疗无效，于11月2日午夜逝世。我们党失去了一位忠诚的、优秀的党员。

谢景德逝世后，原埋葬于鼓浪屿鸡母山。1948年，他在厦门的堂兄弟将其遗骨，迁葬于厦门市郊洪山村忠仑山麓北侧岩石下。1984年11月14日，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公室组织力量，从荆棘丛中，找到了谢景德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