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小英：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要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能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蔡志强：要取得改革攻坚的最终胜利，必须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努力创新，为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十七届四中全会讲要建设学习型政党，吸收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

我们党60年执政的过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党和政府领导社会实现对资源有效管理的过程。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是社会管理的又一经验。我们始终坚持把国家利益建构和集体主义精神培育作为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我们依靠集体主义精神实现了国家财富的有效积累。社会发展依靠强大的奉献精神拥有了财富积累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动力。

党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发挥意识形态功能，以先进的理论指引党员和群众，具有极强的社会整合能力，有利于整合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协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我们也要处理好对人民群众合理合法利益的尊重与维护。

制度化反腐必须常抓不懈

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的同时，如何一方面坚决惩治腐败，一方面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成为新时期制度化反腐的关键。

蔡霞：反腐问题是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防治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现反腐倡廉理念思路、机制制度、方式方法创新。

2007年9月，国家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次设立国家级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标志着预防腐败工作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

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舆论对公权的监督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舆论近年来对一系列热点事件的关注，不仅表明群众对腐败的高度警惕，更重要的是表明群众的权利意识在增强，这是我们党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和要求。

甄小英：腐败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今日才有。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腐败危害保持了清醒的认识。1980年12月，针对党员干部不正之风问题，邓小平曾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江泽民也多次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论述腐败的性质和危害。他强调，腐败现象是侵入我们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进入新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的话，腐败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

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腐败的目标是遏制腐败、有效控制腐败。党内民主建设还要着力完善党内监督制度，破解有效防止和遏制腐败这一难点。

汪玉凯：在新的世纪，我们党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反腐倡廉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而且理论更加丰富，实践更加有效。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已由以前的应急的战术反腐转变为构建惩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反腐。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坚决反对腐败提升至“重大政治任务”的高度，标志着我国的反腐败进程已经深入到一种体制治理的新时期。这种体制治理，是一种以党内民主建设为主要内涵、以制度化建设为基本标志、以党代会常任制为实施关键的反腐败治理。我们目前在反腐的制度安排上必须加快脚步。

在防治腐败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克服反腐的成本过高的问题，必须提高制度化反腐的效能，为党和国家的健康运行贡献更大力量。 (孙爱东 何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