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以上文字，大多数中国读者都会会心一笑。在这里，我们能找到赖昌星们的身影，能找到类似今天三鹿奶粉之类的社会恶性案件，能看到当今中国社会极为盛行的种种消极现象。看来马克思所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名言并没有过时。人性的贪婪、资产者的惟利是图以及市场的逐利本能举世皆然。期望市场经济本身能会产生强大道德约束的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且极为幼稚。其实，在包括加拿大、新西兰在内的许多市场经济国家，类似今天中国社会潜规则全面泛滥乃至一定程度上主宰社会生活、社会道德全面失范的局面，在其市场经济早期及经济起飞阶段也曾经出现过。比如，19世纪中叶是英国工商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但也是假冒伪劣商品最为泛滥、社会道德规范全面解体的时期。因此，我们今天就不难理解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家对规则对法律如此尊崇、对程序对原则的如此坚持的缘由了：这其实是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无数次的较量、国家和民族付出了巨大惨痛代价之后得出的结论！而且恰恰是在新旧文化的不断撞击和各种利益的不断博弈中，现代制度得以确立，道德体系得以重建，核心价值得以凸显。

再看美国，在马克吐温称为“镀金时代”的彼时，社会矛盾的激化终于引起市民文化的强力反击，引出强大的农民抗议与劳工运动，于是有“改革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的到来，逐步推行了反托拉斯法、自然资源保护以及一系列劳工立法，直到罗斯福的“新政”，从而加强了对资本的多种方式的监督与宏观调控。当然，美国企业文化与市民文化深厚的清教文化背景，对市场经济衍生出的唯利是图与拜金主义也形成了一定的人文制约与文化调适。这一时期大量的自由移民的输入，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更新社会活力的新因素。

赖昌星和三鹿奶粉之类案件在今天的层出不穷不是偶然的。它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伴生物，是社会痼疾和体制缺陷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古老国家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经阶段。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调适和转型更为艰难和缓慢，但也更为重要。中国的市场经济根基很浅，法律文化、制度文化从来没有占据社会主流。古老文化中的阴暗面力量强大，一遇合适机会就沉渣泛起，破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心理的嬗变。因此，当今潜规则的盛行，既带有转型时代的特点，也有传统中国的因素，更有民族心理的负面作用。“潜规则”其实是“钱规则”。如同“镀金时代”概念所揭示的，金钱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个时代的核心，但在表面的金光之下，这个国家面临着诸多深刻的危机。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需要全新的社会体制的支撑，需要确定核心价值，建立公认的社会公共规则和道德规范，如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经济上的明晰的产权制度、道德上的以人为本等等。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制度或规则是人们智慧的结晶，往往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和努力。人类的进步，从来就表现为制度或规则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竞争，也从来就表现为制度或规则的竞争。制定规则并且执行规则，是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是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前提和保证。规则或制度体系的构建，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两个重要的内容，前者是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而后者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它可能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也可能是出于自愿的合作或政府性的安排。规则或制度体系确立起了个人、单位、政府、民间组织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权利、责任、义务等方面的天然边界与限制范围，也确立起了他们对这些规则的一致认同和自觉服从。须知制度不是内生的，而是通过外力强加的，但一定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只有反映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严格程序讨价还价妥协让步形成的正式规则，才能最终得到社会成员的一致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