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铸提议召开全国的地委书记会议时，邓小平的第一反应就是，来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他顺口丢下一句话：各人带猪肉，带青菜来。作为一次全国性会议来说，就餐问题本应是个完全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竟引起如此关注，足见当时粮食问题的艰难。

150亿斤的目标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感头痛的问题就是6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几乎逢会必讲粮食。尤其是最困难的1960年、1961年，粮食告急的报告不断送到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办公桌上。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种粮食严重短缺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它也必然与粮食问题息息相关。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更大“跃进”，使全国粮食全面紧张。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任务却只完成20%多一点。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全面告急，断粮的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此外，1962年的征购任务也没落实下来，各地过去对粮食以少报多，现在是以多报少，在落实中央的粮食征购数和上调指标时，总是强调困难。

1961年11月10日，中央开会向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专门落实粮食问题。邓小平在会上阐明，1961年就靠这30天的工作，这30天如抓不到粮食，就呜呼哀哉。关于1962年的粮食上调，他提了三个数字，120亿斤、150亿斤、180亿斤。如是120亿斤，就得大量进口，无一点回旋余地；如是150亿斤，日子勉强过得去，但也要进口不少粮食；如是180亿斤，就可以不进口。

虽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但还是勉强订下了150亿斤的目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华北局提出：下边是有困难，但若把形势讲透，把方针搞明确，把思想搞透，还是可以的。为此，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

七千人大会

两天后，邓小平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觉得，中央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干脆把县委书记也都找来，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即中央、中央局、省、地、县五级）。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好坏都要讲清楚。这样，以150亿斤上调粮食为发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的事情，就在毛泽东这里定了下来。后来起草会议通知时，根据邓力群的建议，又增加了全国重要厂矿的厂长、党委书记，并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同意。这样，原本6000多人的大会，就变成了7000多人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