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调查显示，有80.0%公众赞成取消上下班过程中的公车接送领导制度。深圳商报漫画/李美

《中国青年报》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针对“城市交通”话题，对全国31个省(区、市)15217人进行的调查显示，有80.0%公众赞成取消上下班过程中的公车接送领导制度。(6月16日《中国青年报》)

这一调查的出发点，可能还是针对“城市交通”这一角度的：如果限制公车接送领导的话，路上公车可能会大幅减少，因而，交通拥堵情形会有所缓解。

因为公车接送领导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为交通拥堵“贡献”了不小的指数，问题不可谓不严重。其实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公车私用的普遍、甚至包括公车公用不规范的普遍，在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民意的拥堵”。比如，八成以上的公众赞成取消上下班过程中的公车接送制度，按理说，这能够称得上民意吧，而这样的民意其实早就存在，但能够撼动“公车接送”吗？

现在，舆论批评的火力往往集中在公车私用上，其实，如果追根溯源，别说公车私用是不合法的，是严重违规的，就是公车公用，也是一笔糊涂账。什么叫公用？哪个级别的人有权配备公车、配备的公车可以干哪些公事，如果翻检一下有关的法律规定，恐怕都是语焉不详。即便有一些规定，早就被现实“超越”掉了，也就是规则早就被名正言顺的“现实存在”给“潜”掉了。有媒体报道说，一个处级单位，有一个处长，五个副处长，每个人都有一部专车，并配有专职司机。有哪个规定，哪个法律，授予了这些处座这样的超配权呢？但这在一些地方就是现实。如果你要改革，还必须花费巨大的成本，打发掉专职司机，进行公车拍卖，还必须给这些处座以货币补偿，必须补偿到让这些处座觉得划算为止：想想看，这算怎么回事啊？

公车，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也是一种福利。所以，坐不坐公车，坐什么样的公车，是很有讲究的，有时候就是官场的一个符号，对一些官员来说，绝对马虎不得。一旦坐上了，就不容易下来，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把我从公车上请下来，你总得给一个说法吧？所以，有些地方进行车改，进行货币化补偿，美其名曰节省了多少多少开支，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本来就是违规的，是不合法的，进行货币补偿之后，这不合法的支出，就被合法化了。虽然总支出是少了，这车补却掉进了官员的腰包，而法律的严肃性也被架空和虚化了。这能算是成功的改革吗？

其实，中青报的这个调查意义非常有限，因为这是用肚子都能够想得出来的结论。官员上下班不是不能用公车接送，而是什么级别的官员才能够享受这一待遇。改革就是要厘清公权的使用边界，厘定这样的权力边界，不应是官员们自己闭门造车的结果，要在公开、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内进行讨论。具体到在公车改革方面，就是什么级别享受什么样的公车待遇，别说公车私用，就是公车公用也要有严格的限制。

公车改革如此，其他的一些改革莫不如此。我们老是说跟国际接轨，公车改革并不危害到国家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才最应该和国际接轨，可为什么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就失语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