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避免同案不同判决，北京市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时，将逐步推行“量刑答辩”制度。自2010年1月起，在对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抢劫、盗窃和毒品犯罪等五种常见罪名试行“量刑答辩”基础上，又扩大至强奸、非法拘禁、诈骗、抢夺、职务侵占、敲诈勒索、妨害公务、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等十个罪名，辩护人可围绕“该判多少年”进行讨论。(据2009年2月19日《北京青年报》)

把量刑作为法庭审理的一道正式程序，进行公开的量刑答辩，公诉人和辩护律师都可以围绕“该判多少年”进行讨论，让刑罚由过去法院关门“自主裁决”式变为现在的公诉人和辩护人当庭“公开答辩”式，这无疑是开了刑事案件庭审的先河，它能够让被告人更加清楚量刑的全过程，更容易接受最终的量刑结果，既有利于被告人今后的服刑改造，又能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和谐稳定，是一项确保刑事判决结果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好制度，值得普遍推广运用。

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实现这一目的，离不开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审判活动作支撑。科学公正的审判需要有两个最基本的环节：一是定罪准确，二是量刑适当。同时，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也是衡量司法公正的重要标志。为了确保法院依法公正判决，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据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这也说明法院审判活动是有法可依的。

然而，我国刑法对量刑的具体规定，比较分散，总则、分则均有且形式多样。这些量刑情节，在有关刑法条文中都分别规定为“应当”或者“可以”。前者是肯定的，绝对的，法院量刑时必须严格执行，而后者则是相对的、不确定的，法院可根据事实予以选择。同时，许多具体刑罚又赋予了法院较为宽泛的“自由裁量权”，这就在客观上为司法腐败和判决不公提供了便利。近年来，司法领域爆出的一些影响性诉讼，很多是围绕具体量刑上的激烈争议。比如同为交通肇事案，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悔罪表现也都差不多，一审法院可能判三年有期徒刑，二审法院却可能给个缓刑。甚至在同一个法院，案情相似判决结果却不同。对此，人民群众意见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