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关系

2000年大规模城市化速度增快，中国家庭消费和G D P的比例，也是2000年以后在降低。也就是说，城市化速度在加快，消费速度在降低。当然，并不是绝对消费减少，是跟G D P相比。

中国城市化带来产出的宏观效果远远大于中国城市化对消费刺激的宏观效果，这样才能解释我们刚才说的现象，即城市化大规模地增加，而消费实际上是相对降低，2亿农民在这其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农民工效率非常高，对产出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郭巍青教授数据分析，农民工的消费水平是非常低的，所以他们对消费的影响很小，对产出的影响很大，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消费在下降，产出在增加。

农民工收入，基本上是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状况，但是看农民工消费行为，基本上停留在农村居民消费的水平上。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习惯的问题，但是把文化和消费习惯刨开，其他因素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收入替代作用，农民工教育水平要比整体的农民教育水平高，某种意义来讲是农村里最有效率的工人，最有能力的工人，有一个收入替代作用。本来在家里种地是非常有能力，现在离开农村，某种意义来讲会降低农村的生产率，但只要是在广东增加的收入大于在农村降低收入的绝对值，这样对于家庭也是划算的。从某种程度来讲，替代的作用应该是充分地考虑进去。

在我们2009年做调查里，有25%的人在老家的收入是零，这个就是比较极端的案例。另外，20世纪90年代末，农村的乡镇企业消亡，可能背后有些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有人力资本转移的因素，最有能力的工人离开乡镇企业，跑到东莞打工，农村乡镇企业也就消亡了，所以农民整体收入增加不快。

另外一个是消费。郭巍青教授也讲到制度上的歧视，最主要制度上的歧视就是户籍制度。

从2009年做的调查来看，53%农民工是在2003年以前就离开农村，从这个群体来看，他要求获得城市的居住愿望不是特别强烈。但是我的解释稍微有点不一样，比如你想在美国获得绿卡，但是多年以后你都得不到，然后你就放弃了这种期望，我可能觉得更多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不想获得城市的户口，而是无法获得，就放弃了这个希望。从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只有29%的农民工有改变户口的期望。

户籍制度带来的影响，对消费来讲是很高的谨慎性储蓄行为。因为户籍制度是非常实际的，不是抽象的东西，拥有本地的户口就可以上本地的学校，可以去本地的医院，如果没有享受城市户口带来的公共产品，肯定就要自己解决问题，没有对政府的期望。自己解决就是储蓄，所以我相信中国农民工的储蓄率可能在中国各个群体里储蓄率是最高的，40%都是作为储蓄。第一位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老家建房是第二位。老家建房也很能说明问题，他根本就没有期望留在城市里，还是要回去。所以期望在城市里呆下去非常低，就会影响他的消费。现在中国一直在讲怎么刺激内需，不解决2.3亿农民工制度上的歧视，怎么能够去根本扭转中国内需不足、过于依赖外需的状况呢？

从2009年做的调查可以看出，农民工1/3消费支出用在子女教育。我自己算了一下，可能中国农民工在子女教育上支出的比例，可能跟美国一个中上层家庭在私立学校花的差不多。美国的公立学校是不花钱的，我两个女儿在公立学校一分钱都不花，我的比例是零，但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可能要花33%的消费用做教育。在美国都是有钱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中国是最没有钱的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这个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中国户籍制度违反城市化的基本逻辑，因为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产品供给越充足，人口密度会降低公共产品提高的成本，哈佛几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什么穷人愿意住在城市？》，因为在城市里面公共成本是比较低的，虽然住在城市里其他方面不是很方便，但是他是冲着公共产品愿意住在城市里，在中国完全是相反的情况。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本来应该提高公共产品的提供，降低群众储蓄的心理，但是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我觉得是制度上的原因。

我们再看一下长期收入增加的预期。城市化肯定是会带来收入的增加，但是这种收入增加是一次性的，从我们调查里面也可以看到，城市化对农民工的收入比在农村是有大规模增加，但这是一次性的，不会形成长期收入的增长预期。2006年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做的调查里，有一个问题问“第一次涨工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是你此时此刻工作第一次涨工资是什么时候？95%是在2005年和2006年，也就是说5%是在这之前，至少在2005年以前就跑到城市打工的人群里，几乎在这个岗位上是没有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