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南方周末》头版报道《拆出了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引起了强烈的舆论反响。报道的内容，比标题更加触目惊心。其中一些拆迁中的自焚和活埋案件，并没有像唐福珍自焚案一样受到媒体的强烈关注，人们只是在概念上模糊地知道，近一两年来强制拆迁造成的官民冲突非常普遍，而且对抗程度很强。现在案件一一列举出来，才真的明白事态严重，拆迁造成自焚和活埋的惨烈事件，已经如此频密——— 去年10月以来，媒体曝光的案件至少已有6桩！没有自焚、没有活埋、没有自残的拆迁对抗事件，到底有多少起，是不是每天都在发生，让人不敢去想。

拆迁拆出了人命，这已经令人愤怒，没有官员因此受到惩罚，这简直令人绝望。不管法律和政策的条文是否真的可以为相关官员辩护，以民众朴素的逻辑去看，拆迁拆出了人命，就说明执法者残忍没人性；执法者丧心病狂，其上级责任难逃，要么是管理不当，要么根本就是默许、暗示甚至指示。再有，拆迁与GDP与地方官员政绩之间的关系，也是人所共知，急功近利到了拆出人命的程度，怎么可能只是个别执法人的问题、怎么可能只是执法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相关官员的责任怎能撇清？

拆迁出人命，官员要受罚，这不仅仅是因为要平息愤怒、追究责任，更重要的是惩前毖后。事实上，近半年以来拆迁命案发生得如此频繁，正是证明了一些地方官员无所忌惮。可以推断，唐福珍事件的后续处理，必定在一些官员心中造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甚至某种激励——— 自焚如此惨烈、媒体如此关注、民众如此愤怒，又如何？相关官员安然无恙。其后5个月中，竟然又发生至少5桩类似案件！如果金牛区区委书记被免职并不再录用，后果又会如何？

现在看起来，也许有些官员心中笃信另外的逻辑：拆迁拆出人命，官员官位稳坐，这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或许自焚惨案同样可以减少，因为自焚伤害的只有自己，既不能维护权益，更不能换来公正，鱼死网还在，以后也许不再有那么多人以鸡蛋碰石头。这种逻辑首先是冷血的，其次也是有漏洞的。因为当拆迁户做出自焚或活埋的举动，他们已经不是受理性支配的人，他们这么做甚至未必是为了保住家园，更大程度上只是在那一情境之中被强烈的不公正感、被欺辱感所激怒。不管先例如何，那样的情境高频率地重复下去，难免还要遇见刚烈之人上演惨剧。

如果前述冷血逻辑成立，如果目前这种漠视自焚的方式能够减少自焚，那其实只能证明正在发生更加可怕的事。民众暂时放弃对抗、服从强权、默认自己的无能、吞咽自己的愤怒。这愤怒不被表达但不会消失，而会累积。没有比这更加令人不安的事。实际上，最近一年左右，民众抗议事件频繁且时有升级趋势，这并不证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而是证明相对温和的维权途径、民众与政府之间和平有序的沟通方式正在失效。可以为这一判断做注脚的另一个事实是：媒体的曝光、舆论的压力、民众的情绪，这些一度可能对官员造成压力的社会力量，这些一度成为维权民众试图动员的力量，慢慢地变成了社会自我宣泄的方式，相关官员越来越倾向于不理会，正如有些地方漠视拆迁户自焚。

拆迁出人命的官员安然无恙，拆迁不力的官员官位难保。报道的后半部分所讲述的现实令人无法回避。这是官场升迁谪贬的逻辑，这也是上级意志的传递。拆出人命的官员之所以能够保官甚至升迁，其背后的原因，与其绕口说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关系过于紧密”，不如直白说宁可拆出人命也要拆得高效正是执法人的上级的上级的隐秘意志。这一逻辑的揭示是令人感到震撼的。在过去很多年，受了委屈的民众总是指望通过越级告状找回正义，一个官员做错了事，受害人上访或者向媒体爆料，最终的期待都是上级官员或上级政府出面主持正义。虽然这条路成功的几率越来越低，成功的难度越来越大，但这始终是一条化解基层官民矛盾的渠道，而且是中国模式下最和平最守法最良善的渠道。只要这条渠道还在，就说明民众依然非常信任政府，沟通缓和矛盾的可能性就还在。请基层官员及其上级珍惜民众的这份信任，记得主持公道，给民众留住这条“告状”的路，留下“讲天理”的希望，留下官民理性沟通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