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前往北京出差越来越多，却对京沪之行越来越没有信心。

8月9日傍晚6时40分，我从北京的雷雨中动身，赶往机场，准备飞往宁波。一路上格外拥堵，还遭遇道路积水，等赶到机场，又遇上航班延误。这边雷雨，那边飞机不能起飞，等这边雨停了，却没有飞机。我只好退票，另买飞上海的航班，准备次日上午乘动车前往宁波。哪知上海飞来的东航两个航班，一个备降青岛，一个折返上海，航空公司同样无机可调，直到次日凌晨2时半后，我才搭乘上海航空公司航班飞往上海。

4时20分，飞机降落上海，当时真有“劫后余生”的心情。登机牌上清清楚楚写着“上海虹桥”，进入候机大厅，我才发现竟是浦东机场，途中乘务人员没有一点提示。起飞前同家人约好虹桥接机，现在起个大早，却成空忙。降落时，空姐说有机场大巴等候，出了候机楼，又不见踪影。机场人员说，这个时间根本不可能有大巴。悻悻然，坐出租回家，路上又花1个小时，到家刚满1小时，又赶去虹桥，坐上去宁波的动车。

雷雨属于非人为因素，无机可调也情有可原，但航空公司明知午夜之后，不降虹桥，只降浦东，却不明说，登机牌难道不是“合同”？怎么可以随便调整，却不提前告知？明知没有大巴，还信誓旦旦，只是为了避免乘客与机组人员冲突，而将旅客“骗”出机场再说？航班延误已经让人手忙脚乱，还要遭遇陷阱，防不胜防，这京沪之间的往返，怎么会不令人生畏？这里面究竟是个人素质、企业品格还是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两个超级大城市，论设施和管理，全国领先，奥运会和世博会更为其锦上添花，两地间事务性往来之繁忙不难想象。全国最先进的交通手段，“京沪快客”和京沪高铁，是最快捷便利的。按理，来往两地应心情舒畅，如何今日反成畏途？其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恰恰是城市繁华程度和事务繁忙程度造就了城市自身的局限和瓶颈。

北京地区的交通状况不尽如人意，部分可以怪罪于全球大气变化。过去北方没有那么大的降雨量，可今年新疆戈壁滩上都绿成片了。但更大部分还得归因于城市迅猛发展，伴随高楼林立及其热岛效应，车流如潮造成气流回旋而来的。不仅是地面交通拥堵，还有局部气象异常，雷雨增多只是结果之一。

降雨增加本身不一定造成积水，只要及时排放。但现在整个城市的表面，除了为楼宇所占，大量地都成为车行或人行的道路，而且采用的都是硬路面，不透水。尽管保留了一些绿化面积，但总量上趋于减少，而且透水性也远不如前。一旦遇到大雨，地表水无处可去，只要设施排水跟不上，低洼地区当下积水，行人和汽车的出行必定陷于瘫痪。

加上为了交通顺畅，采取下穿式立交，人为增加了低洼路段。降雨量一大，再遇管理不善、设备故障等，排水不畅，积水迅速上涨，甚至可以淹了汽车。

市内交通已经困难重重，雷雨后的航班恢复，更难以接受。北京的航班出不去，外地的航班进不来，机场上无机可调的情况，渐成常态。其直接原因是“流量控制”，背后是目前我国可用的航路资源中，民航只占了20%，任凭民航“大跃进”式的发展，这一比例却没有同步增加。平时流量控制就会导致延误，到了航班拥挤的时候，岂不雪上加霜？

航空公司对乘客的急躁易怒，总结出一套对付办法。无论改变降落机场，还是将乘客“骗”出机场，都成为减少纠纷的“技术手段”，毕竟相比在飞机上或是机场里发生冲突，“稳定系数”提高了许多。但由此造成了企业信誉损失，乘客无从安排，乃至社会成本增加，牵连如此之大，京沪之行能不被视为畏途？

所以，京沪之行的种种难处不是哪个单一因素所使然，而是典型的“综合征”，需要一个系统的方案才能解决。其中一个关键是，不将这么多功能和资源集中于两个城市，因为功能与资源现在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功能越多，要求的资源越多，资源越多，功能性要求也越多，终有供不应求的时候。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