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家警方到底在恐惧什么

云南巧家爆炸案，现在成了“禁忌”话题。

有媒体报道说，巧家警方多次上门，要求两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不要“随便谈论案情”，不要接待媒体的采访。不仅如此，巧家县的大部分机关单位，以及各个居民社区，都被告知不能评论和传播此事，如果消息泄露，公职人员与党员要遭处罚。

一个地方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当地试图封锁信息，这样的事情所在多有。但“防民之口”防到像巧家这种程度，即通过强力来制造全县缄默的局面，确属少见。这与只是禁止公开报道还不同，连人们的私下议论也一并禁止，堪称现代版的“道路以目”。不过，禁止居民谈论爆炸案这件事，被媒体披露了出来，这本身就证明了当地信息防控的失败和欲盖弥彰式的愚蠢。

巧家当地在爆炸案中的表现，可说是一错再错。赵登用被抓到时，当地公安局长拿自己的职务、前程、法律和事实信誓旦旦地担保说，此案就是赵所为。后来，查明赵是被人利用当肉弹，邓德勇、宋朝玉两人被宣布为犯罪嫌疑人。也正是从宣布之日起，巧家当地开始了信息防控措施，而回避、躲闪乃至压制信息，在许多事件中，都被一再证明了其失当和错误。

其实，当地居民评论、传播和议论爆炸案又如何呢？禁止私议的背后，不论是出于掩盖责任还是别的原因，都反映了巧家有关方面的紧张与慌乱。

客观而言，当前人们的言论空间有所扩大，很多事情逐渐脱敏，不能说、不能谈的公共话题范围也正在减少，但社会信息交流和传播并没有实现正常化。

有时候，某个地方的事情在外地得到报道，在本地却万马齐喑，不可谈论甚至不可触碰。有时候，权力与社会仿佛形成某种默契，对一些人与事，可能并无明确禁令，却讳莫如深，主动不去触及。信息传播和言论的此种局面，不仅时常让社会的合法权利落空，更可能让一个社会失去正常的思考和表达能力。

社会的知情权需要得到维护，信息透明公开成为对政府的基本要求。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靠制造神秘、维持信息的秘密状态来进行社会治理，既不合时宜，也不得人心。但是，一些地方的做法并没有体现多少进步性，这固然可能是习惯思维使然，主要原因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信奉无事不可为，否则何以能够像巧家当地那样，将屏蔽信息的权力意志贯彻到每家每户。

很多地方怕出事，出了事怕泄漏，被曝光了又千方百计地遮掩隐瞒，防控信息的做法需要依靠对他人制造恐惧和威胁，但其实显示了权力自身的脆弱与恐惧，那么权力到底在恐惧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