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群殴唱响了什么葬歌

9月24日，富士康在山西太原工厂的数千名员工发生群殴，不但殴打警卫，而且还推倒了富士康厂区的大门，同时还对班车，饭厅等厂区基础设施进行了破坏，群殴造成10余人受伤。(《新华网》9月24日)

富士康在大陆，真是集爱恨情仇于一生。爱与情，因为它是世界500强，是创税大户，吸纳就业能力强，各地政府都想方设法吸引富士康前去投资办厂；恨与仇，因为富士康伴随我们的多是负面新闻，起诉记者，血汗工厂，员工九连跳，群殴……它并没有真正树立起一个世界500强的标杆。现在，群殴的起因还在调查之中，但我们不得不思考：偶然之中有必然，富士康模式还能走多远？

富士康的困境，首先是“代工”模式的困境。品牌、技术、设计、生产、物流、渠道，在一条完整的商业利益链上，工厂的利润是最小的。富士康代工一部苹果手机，只能拿到不到2%的利润。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加工厂，富士康的盈利靠的是规模生产，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但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代工模式的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加之我国正逐步告别廉价劳动力时代，富士康的困境也就越来越明显。

富士康的困境，其次是企业文化的困境。在郭台铭《虎与狐》的传记中，他自比“地瓜”和“蟑螂”，直言他信仰的是一种苍狼文化，正是这种在中国大有市场的狼文化，让资本的霸气被放大到最大程度，员工的基本需求和权利被漠视。同时，富士康一个工厂的员工，动不动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而且地域性还很强，如何在部分员工群体中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本身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富士康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又主动疏怠了，于是便成了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

富士康的困境，也是地方政府的困境。富士康招工，已经从过去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富士康，到了如今不得不依靠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帮忙招募。但是，劳动力市场本身有自身的规律，行政力量的介入，一方面破坏本应由市场调价的劳动力供需关系；另一方面，政府投鼠忌器，对富士康另眼相待，富士康员工本该享受合法权益和基本需求，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随着时间的积累，矛盾的爆发也就只是迟早的事情了。而且下一步，极有可能将政府拖入纷争之中。

资本不用来赚钱就是罪恶。发展是一种瘾，谁都欲罢不能。富士康如此，地方政府也如此。一味靠降低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时间变了、环境变了，旧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必然被淘汰。富士康的命运如此，地方政府借重富士康的模式也是如此。富士康从员工“九连跳”到发生“群殴”，虽然原因可以归结到个案身上，但显露的企业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困境不能不反思，显露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重视。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经济结构转型，产业模式升级，科学发展，但如果没有一种反省的姿态，又谈何容易。早在2008年，郭台铭就说要转型，要从制造转型研发，但4年过去，富士康依然在靠“代工模式”苟延残喘。一个企业的转型尚且如此之难，更何况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但无论如何，警钟都已经再一次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