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德师风建设不能急功近利

我们不难理解教育部门的治师压力，可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很难抓出长效的成绩，最终要么走入“运动式治理”的怪圈，要么沦为摆设被底下人的形式主义架空。

浙江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建立“教师师德师风专项检查制度”，并将其作为教师资格认定、业绩考核、职称评审等的首要内容，对不合格教师实行“一票否决”。

听闻“一票否决”，不禁让人感叹浙江教育部门“从严治师”的决心与力度。时下，公众对一些为人师者的道德风范诟病已久，作为受虐童案触动而产生的制度性成果，师德师风专项检查制度不仅体现了当地主管部门的雷厉风行，也为我们探讨师德师风建设提供了关切的线索。

从必要性上看，师者，首先应当具备“爱”和“责任”，不在道德品质上率先垂范，会从根本上影响学生的道德养成。很难想象，一个不爱学生的人如何成为合格的老师，没有责任感的人又有何资格去授业解惑。曝光的虐童事件，只是教育失序背景下师德师风建设式微的一个注脚，将道德规范作为老师的职业资格之本，并纳入常态化、制度化的检查监督，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但用“立法”的眼光看，这样的制度面临着界定不明和执行模糊的困境。任何一项制度，如果不能清晰明确地传递行为规范和准则，就很容易失去约束力。比如，考核项目中有“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认真批改作业、认真辅导学生”，这里“认真”的具体标准是什么？何种情况算“不认真”？还比如，“是否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或歧视学生”，这里“体罚”的边界如何把握？与美国《优秀教师行为守则》第一条规定“记住学生姓名”相比，我们的制度设计更易给执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用“执法”的眼光看，该制度据称先由学校自查，采取问卷调查、座谈会、教师互评等多种方式，并“听取家长、学生、社会和本校教师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书面报告上报至县(市、区)教育局。在“立法”本已模糊的情况下，如此“执法”更让人担忧。且不说生活中有多少“自查”是“认认真真走过场”，单就“教师互评”和“听取家长、学生意见”两项，就很容易导致分寸尽失。在“削尖脑袋”挤进名校的现实背景下，这种“运动式”检查如何做到客观、中立与公正，显然还缺乏足够的程序保障。

受舆论影响，我们不难理解教育部门的治师压力，可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很难抓出长效的成绩，最终要么走入“运动式治理”的怪圈，要么沦为摆设被底下人的形式主义架空。其实，2008年修订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已经设定了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六项规范。我国《教育法》更明确规定了教师“遵守宪法、法律和职业道德”“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等义务。与情急之下的制度建立相比，如何将现有规范扎扎实实地予以末端落实，更是政府部门治理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