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裁价格垄断无内外之分

首次处罚境外企业垄断，不仅是对境外企业发出的信号，也应该是境内企业需要接收的信号。

1月4日，国家发改委对韩国三星、LG等六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生产商2001年—2006年的价格垄断行为开出3.53亿元的罚单，这是中国在耗时6年的调查后，首次依法对境外企业垄断作出制裁。

巨额罚单，维护了中国关联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但是，这并非唯一目的。这次制裁发出的最强烈信号是：价格垄断，不存在法外豁免地带，外资企业也无权享有“超国民待遇”。这是中国市场体系渐趋成熟之后必然的政策反应。过去，为了搭建市场体系，注重强调的企业权益；发展到今天，更需要强调消费者权益。如果市场价格体系被轻易操纵而逃脱处罚，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利益。

相对于美国、欧盟、韩国对于本案的处置，发改委的处罚力度似乎偏轻，不少网民称“不给力”。“不给力”的原因，是中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生效，无法溯及六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2006年前的价格违法行为，因此，只能应用价格法条款。同时，在处罚中充分考虑了企业的自首情节。

价格垄断，不是境外企业的“专利”。境外企业价格垄断为法理不容，境内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也不能大而化之。自反垄断法生效以来的4年，也曾先后查处过一些涉及垄断的案件，但基本没有涉及大公司。2011年，发改委曾对电信、联通启动反垄断调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最终因两家企业承诺整改而免予处罚。

客观讲，处罚国内大型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很可能不比处罚境外企业难度小。境内企业的垄断形成，既有复杂的历史成因，又有重重坚固的保护铠甲，他们拥有更为强大的博弈能力。对于自然垄断、行政垄断、价格垄断如何甄别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如何以法治为根本理念破除利益格局，既需要依法行政程序更加清晰，还需要厘清垄断企业对国民经济所起作用，做出利弊分析。

首次处罚境外企业垄断，不仅是对境外企业发出的信号，也应该是境内企业需要接收的信号。无论企业规模大小、隶属内外，都应该形成这样的认知：自由竞争所得利益，比恶意垄断所得更干净。这种认知的形成，离不开反垄断法等刚性制约，也离不开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从这种角度讲，在呼吁反垄断法更具操作性的同时，还应呼吁：拆除那些妨碍市场竞争的篱笆，不论它们是以什么名义存在。

本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