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罪从无”的前世今生

最近在读一本新书《错案》，作者勒内·弗洛里奥，一个法国律师。

法治成熟的国度仍然会有错案。勒内·弗洛里奥在书中苦口婆心地劝导法官，“我们不应该把已经掌握的罪证放在天平这一端，而把可疑的材料放在天平那一端，然后把其中较重的一端当作结论”，“怀疑应该导致无效，因为，毁损一个无辜者的名誉，或者监禁一个无罪的人，要比释放一个罪犯更使人百倍的不安！”

与之相印证的是，基于几千年来深植于血脉的“严刑峻法”律令，和对有限的刑事侦查技术和能力的心知肚明，面对从重从快的政策和“命案必破”之类的口号下起诉的案件，法官狐疑于侦诉缺陷和瑕疵之余，心底犹豫着“疑罪从无”，对某些“疑罪”却不得不按下“从轻”或“从挂”键。左右下判的，还有面对案卷“应该是他”的内心倾向、“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大局考量以及“放纵犯罪”的政治和舆论重压。

我曾不止一次的感慨，当下国人甚至是一些司法从业人员对法律的信仰，还停留在拜“送子观音”的功利阶段，纵然脸色虔诚口中念念有词，一当真就被视为迂阔。真正激起对良法的遵从和渴求的，往往都是在得偿所愿或痛定思痛过后。

对刑讯逼供这一“毒树之果”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被新刑诉法纳入庭审必经程序，但回溯既往，要确信侦查中没有过刑讯，未免太过天真。自古就有“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之说，包青天惊堂木一拍，棍棒下出“刁民”也出罪犯，这是传统司法心照不宣的法则。记得上世纪末，某地连发两起投毒案，庭审时律师都将刑讯逼供作为辩护理由，那时候核实是刑讯问题，多是由侦查机关盖公章出“条子”自证清白。尴尬的一幕出现了，在审理第二起案件时，也许是之前被问得很烦，刑警队出具了一个大大咧咧的便条，“本案我们汲取了×××一案（即前一案）的教训，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法官傻眼了，这岂非自证前一案确曾有过？

疑罪从无的原则由来已久，但在长期以侦查而非庭审为中心的中国式法庭上，法官，乃至法官背后的法官，仅有怀疑是不够的，这意味着所谓“公安做菜、检察端菜”的流程环节中出不得任何一点差错。但这貌似是不可能的，那些“办理千案无一差错”的圣徒式模范，只存在于高大全的拔高宣传中，并非现实司法的常态，否则没人敢办案了。

陈年痼疾堆积形成的壅塞，需要大开大阖的冲刷涤荡。刑法发展到修正案（八），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已成天下大势，无论是立法理念的进步，还是司法导向的调校，这其间，既有法治清明的路径认知，更有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这些年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词汇逐渐淡出裁判话语，纵然是寒气凛冽的定罪判决，也愈来愈多冷静的证据分析和“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的司法温情。

今年以来的刑事司法领域，一些被纠正的冤假错案被媒体相继披露，一批长期挂账的“疑案”密集进入各地法院“审判季”，中央政法委适时出台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向“以庭审为中心”转型，大法官沈德咏的文章《论疑罪从无》一石激起千层浪……“疑罪从无”，你，终逢其时！

（作者为某法院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