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核双边会谈能否“踏平坎坷成大道”？

6月7日，美国国务院和伊朗外交部分别传出消息，两国将在本月9日至10日在日内瓦针对伊核问题举行双边会谈。这是自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美伊两国于次年断交以来，两个尖锐对立的国家之间首次进行直接会谈。

伊朗对核能源的开发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由于当时伊朗世俗政权采取亲西方的政策，其核能开发计划得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支持。70年代末，伊朗新政权与西方交恶后，欧美多次指责伊朗以“和平利用核能”为掩护秘密发展核武器，伊核问题开始浮现。2003年，由于伊朗在铀浓缩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伊核问题一度尖锐化。在西方高压之下，伊朗于当年年底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伊核问题暂时得以缓解。不过，2005年保守派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后，在核问题上态度强硬，宣布重启铀浓缩和核燃料研究工作，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应，伊核问题也再次成为横亘在伊朗与西方世界之间无解的老大难问题。美国和伊朗作为冲突的最主要当事方，在自此以来的近十年时间中尖锐对立，多次涉入险滩并形成剑拔弩张的局面。

2013年8月，被视作温和派的鲁哈尼开始担任伊朗总统，伊核问题迎来转机。三个月后，伊朗同西方签订了为期6个月的过渡协议，规定伊朗在协议期内将停止铀浓缩项目，减少核活动，西方作为回报则将部分减轻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与此同时，双方约定将为草拟一份伊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开展谈判。2014年2月开始，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以及德国同伊朗的“六方会谈”重新启动，迄今已连续举行了四轮会谈。不过，由于伊核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仍在持续的多边会谈进程尚未取得重大突破。

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特殊地位，它是伊朗之外伊核问题中最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否在核心议题上达成共识，是伊核问题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对于伊核问题的解决而言，如果说2014年多边会谈的重启，意味着伊朗与西方“斗罢艰险”之后的首次起航，那么，美伊两国突然宣布举行的双边会谈，则是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又出发”。

在外交舞台上，多边谈判看起来热闹，但参加方过多容易导致议题和诉求分散化，从而使协调一致的难度加大，故虽然更容易推进国际共识的形成，但在解决实质性问题时却有很大局限性。与此相比，双边谈判则可以直接切入核心事项，更容易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妥协。正因如此，双边往往是多边的基础，多边则可以成为双边的扩展和补充，二者的有效配合才是推动国际问题解决的理想模式。

多年来，无论是在伊核问题上还是在朝核问题上，美国一直将避免与对方直接谈判作为重要原则。这一方面是美国孤立对手的手段，有避免遭到对方“外交讹诈”的现实利益考虑；另一方面，也是长期将对方视为所谓“流氓国家”，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原则采取的一种外交高姿态。然而，这种“高姿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了有关双方的对立。

美伊双边会谈能够得以实现，既得益于两国国内政权更迭带来的契机，也是由两国各自面临的国内外大环境促成的。外交更富弹性的奥巴马同相对温和的前外交家鲁哈尼的遭遇，自然会比同为强硬保守派的小布什和内贾德交锋时，拥有更大外交周旋空间。就美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言，遭遇金融危机、在乌克兰遇到外交难题、希望“战略重心东移”的奥巴马政府，拥有在伊核问题上寻求突破的强烈意愿；从伊朗方面看，国内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已经成为鲁哈尼在国内面临的首要挑战。被视为实干家的鲁哈尼明白，减缓内贾德时期伊朗遭受的、来自西方的“史上最严重的制裁”，是改善民生的首要条件。

上述背景为美伊双边会谈取得进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鲁哈尼作为前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积累的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也有利于有关协议的达成。当然，政教合一整体之下，总统权力的有限性，以及执政者基于信仰或从国家安全的现实利益出发必然采取的谨慎态度，都决定谈判和妥协会异常艰难。美伊双边会谈能否“踏平坎坷成大道”，为随后的多边会谈奠定良好的基础，尚有众多不确定性。不过，无论是否能够取得重大进展，这种会谈形式的开启本身，已经具有历史性意义。对于两个最重要相关方而言，为推进伊核问题解决作出应有的努力已经“路在脚下”。

卜永光（浙江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