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的研究，不能毁在发票上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因“科研资金使用不明”受到了行政处分，从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提前退休。

科技部通报的情况称，潘绥铭教授承担的课题在审计时发现问题。报道中则说潘绥铭教授被处分提前退休，是因为潘教授长期主持对中国性工作者的大型访谈，其中牵涉到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问题，开不出发票所致。

一张发票，弄了个晚节不保，不少人感叹潘教授实诚，这个世界上只有愁没地方报销的人，还有为没发票发愁的人？最年轻的院士弄虚作假都能转移科研经费，有人连把开房票也算在了科研经费里，潘教授居然连凑数这一招都不会，这世界上还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啊。

挪用科研经费的确是科研腐败的一大弊端，需要严管严控。然而在潘教授这里，情况却有特殊性。他所研究的领域本身就处于灰色地带，不管是开发票还是别的什么费用，估计都不太可能拿得上台面，所以存在问题是必然的事。找小姐，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都不可能有发票，但是不给钱又似乎说不过去，她们的成本是时间，人家愿意花时间跟你聊一聊，是需要成本的，潘绥铭未必没有变通的办法，那么多科研工作者乱开发票，潘绥铭自然也能拿一堆发票来充数，但我想他可能不屑于这么做。

她们虽然被社会所不耻，但在潘绥铭的眼里，她们都是养家糊口的可怜人，与她们接触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们有血有肉有感情也有自己的思想，并不是空有一副臭皮囊。

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多重身份，她是“小姐”，她也是别人的女儿，也可能是妻子或者孩子他妈，她这一个身份，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但没有办法抹杀她别的身份。她们也是艾滋病等传染病的高发群体，不对她们的行为模式、活动规律展开研究，怎么能有针对性地防控艾滋病呢？不对这些贫困人群进行面对面的观察，又怎么直面社会的短板所在呢？

所以，这项研究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潘绥铭背负着被污名化的可能，义无反顾地坚持了十多年，如果不是一颗责任心驱使，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有几个人愿意每天在乌烟瘴气中工作呢？有人愿意这么做，并且做得这么仔细认真，为社会积累了第一手的详实资料，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才是。

社会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发明家可以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社会工作者必须走入民间，走入他的研究对象身边，否则，你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又该如何对症下药。

发票的问题可大可小，钱用到了哪，我想，那么多访谈对象、那部曾经轰动社会的专著就足够说明问题了。希望有关方面将潘教授的发票问题向社会作进一步公开，是错就该一查到底，确有情可原，也该给个说法，还人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