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时代”的中国多边外交

11月堪称是中国的多边外交月。月初，中国作为东道主顺利承办了APEC领导人系列会议，北京成为世界镁光灯的聚焦之地。系列多边外交和双边会晤活动刚一结束，习近平主席旋即飞赴澳大利亚，参加在布里斯班召开的G20第九次峰会，并于15日在第一阶段会议上进行了发言。

我们常用四句话来概括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在以上四个方面均有浓墨重彩的展现，而其中多边外交舞台的逐步拓宽，则让人们切身感受到了中国融入世界“加速度”的不断提升。迄今为止，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的11次出访活动中，半数以上同时参加了重要的多边国际会议。

我国对多边外交参与的日益增多，既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形势使然，也是自身实力提升之后主动融入世界的必然选择。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急剧增长，任何国家都无法单枪匹马地解决全球性问题。在诸如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类的全球性议题推动下，二十国集团、金砖集团等多边框架应运而生。

以2008年G8扩展为G20为标志，人类已经进入“G时代”。“G时代”的新兴国际组织虽然也被冠以“集团”之名，但和传统大国政治中以国家间结盟为特征的封闭性集团存在显著差异。它们不具有排外性，针对的不再是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而是成员国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乃至全球议题。实际上，符合这个特征的新老多边组织都可以被视作一种“GX”，比如，金砖集团实际上就是G5，它和传统的G7或G8都是目前G20“大多边”中按照一定标准划分出的“少边”或“小多边”；作为一个开放性论坛的APEC，虽然成员不全是国家，但也可以被视作特定区域范围内的G21。

进入“G时代”，能否取得资格以及在其中发挥何种作用，已经成为检验大国成色的试金石。在冷战结束前的权势政治斗争中，如何在各种联盟中取舍站队，决定着大国在丛林政治中的生存境遇；而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经济中，怎样在新兴的“GX”中有所作为，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国在地球村中的话语权和发展环境。

中国国力的不断增长要求我们不但要主动融入世界，还要在其中拥有更大的话语引领权和规则制定权。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脱离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此后，我们虽然加入其中，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既有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进入“G时代”后，在多边大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不仅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也已经成为我国争取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迫切需要。从北京APEC会议中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等本国国家战略融入到地区共同战略之中，到在G20峰会中话语权不断增强并获得2016年峰会主办权，都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边框架中越来越重要的一边。

当然，在积极拓展多边外交舞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多边外交的局限性保持清醒认识。本质上这些都是成员国寻求最大公约数的社交平台。“G”的数目越大，多边的边越多，被世界各国共同接受的可能性或组织的合法性就越高，但同时寻求最大公约数的难度也会不断上升，有效性则随之下降。中国有句民谚：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种田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天。一个无所不包的“G200”，必然会因无法平衡异常复杂的成员利益诉求而在集体行动困境中寸步难行。

中国外交既要善于利用多边，也要重视在多边舞台上对“少边”或“双边”的运用。作为全球化新阶段中的多边组织，以“G20”为标准样板的“GX”虽是远不完美的“代议制”，却仍不失为一种迄今为止最符合民主精神的国际框架。多边的长处在于民主协商、促进共识和集思广益，但在解决实质性问题上仍然作用有限。双边是多边的基础，“少边”往往比“多边”更有效率和针对性，这一点在“G时代”没有改变。正因如此，无论是APEC还是G20，热闹的多边舞台中的各种“双边”或“少边”会晤，也是重要看点。具体到布里斯班峰会，金砖国家15日在峰会前的“小多边”会晤，显然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卜永光（浙江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