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协议”是形式，也是一种进步

“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11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被问及怎么看待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时说，让医生签订拒收红包协议，会让公众认为医生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此番言论也让“拒收红包协议”再引争议。（11月17日 新京报）

“红包协议”话题是得从今年2月国家卫计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说起，通知要求从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须由经治医师和患者沟通并签订不收、不送“红包”协议。

对于“拒收红包协议”，一些医院进行冷处理，大多数协议附在住院手续注意条款的后面；一些医生则觉得签订这样的协议，是个别行为却影响到整个医生行业，签订这种协议是一种侮辱。但是，“红包协议”当真就是一种歧视与侮辱吗？

“红包协议”在某些人眼中也许偏于形式化，不可否认，一纸协议不可能完全规避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一纸协议却是一种有形，可见，具有一定警示作用的。虽然，不能保证签订了“拒收红包协议”，收受红包的行为就减少了，但是，纵观社会舆论，揭发医生收受红包的声音已变得微小。

前几年，一些讽刺医生收受病患及其家属红包的文艺作品走上了荧幕，搬上了舞台，文艺作品本就是对生活的缩影和对现实的折射，所以收受红包的行为肯定不是空穴来风。现在“拒收红包协议”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否定，将它制度化，普及化，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行为。

“红包协议”只是一纸协议，要想真正杜绝收受红包的行为，还需要刚性的规章制度，要有配套的“问责”体系。“红包协议”虽然看上去形式化，但是将“拒收红包”写进协议也是一种制度，面对医生的质疑，卫生部应做的是再加大力度，明确收受红包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