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推进火电项目引发群体性事件而主动引咎辞职的湖南岳阳平江县前县委书记田自力自9月28日被宣布获准辞职后,近两个月来一直赋闲在家。(11月25日云南信息报) 尽管田自力主动辞职的高风亮节受到舆论的热捧,可看到其转眼间就从手握大权、以副厅级“高配”的县委书记沦落为一介闲人的凄惨境遇,不由顿生世态炎凉、官场诡谲之感,让人唏嘘不已,也不由叫人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些有政治担当、勇于自律且年富力强的辞职官员,我们到底该如何安排? 从目前的官场生态来看,主动辞职的官员总给人一种“犯了错误”、低人一等的感觉,而涉事官员的复出也往往非常低调,总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毫无疑问,这种状况很不正常,对主动辞职的官员也不公平,因为这些官员中的大多数本身并没有过错和失误,只是迫于来自舆论、上级的压力和对自己严苛的道德自律,才主动站出来自觉承担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现在我们却以另一种眼光甚至是歧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这显然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也容易让这些官员心灰意冷,意志消沉。这提醒我们:对这些主动辞职的官员必须安排好出路,必须做好制度性设计,给予必要的制度保障。 实际上,从2004年我国就开始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可10年过去了,为什么官员辞职未能常态化?除了官本位思想作祟、迷恋官员特权等内在因素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动承担道义责任的辞职官员没有一个好的出路,不仅如此,还可能遭到社会、同僚的“另眼相看”,甚至被人视作“另类”而敬而远之、被组织冷落而很难受到重用,这叫很多有政治良知的官员怎敢主动摘自己的乌纱帽? 在国外,由于官员只是一种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业,没有任何优越感和高人一等的地方,所以国外的官员辞职很普遍,也不会引起围观,再加上很多官员在从政前都有各自的专业和职业,他们在辞职后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可国内的官员很多都是从大学毕业后就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离开自己的岗位可能什么都干不了,这就需要从制度上设计好辞职离任官员的工作安排。其实,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也有对辞职官员要“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的规定,可这一规定既笼统又不透明,会给辞职官员一种“可怜”“施舍”的感觉,令辞职官员抬不起头来。 因此,笔者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增补辞职官员安排“细则”,明确规定辞职官员可以到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任教、从事研究工作,可以到国企担任相关顾问,可以就地安排,也可以竞聘一定的职位,由辞职官员自行选择并进行公告或通过媒体发布其去向。有了这样公开透明的制度设计,不仅使主动辞职的官员不再感到灰溜溜的,而且受到组织上最大的尊重和关心,还有符合自己意愿的工作,这种富有人情味、体面的或曰对官员负责任的安排消除了官员辞职的后顾之忧,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官员辞职的动力,这对推进官员辞职常态化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句话,官员辞职承担了巨大的职业风险,甚至是做出了某种牺牲,在眼下还没有形成官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官场文化和具备这种实际条件之际,作为组织部门必须做好制度设计,帮助辞职官员安排好后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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