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县长辞官当农民”折射出的社会图景

刘涛，1981年出生于慈利县东岳观镇跑马村，北大毕业，先后在乡镇共青团张家界市委、团省委、省委统战部工作，三十出头就被任命为临澧县副县长。出人意料的是，正当春风得意时，他却辞去副县长职务回乡创业，当起了“农民”，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与感叹号。（6月17日《湖南日报》）

老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于此语境下的官场人生，才易寻得为官真谛。不过也正因如此，为官一任，倘若不能够风风光光衣锦还乡，反而中途折戟，回家干起“卖红薯”的行当，总归要给人们留下疑问和感叹。

疑问何来？感叹何生？无非是深根难移的两个基本观念：一则，“官本位”思想实难祛除。普通人看来，当了副县长，大小是个父母官，即便无力造福一方百姓，但福禄起码可享。而官职似乎更像一把标尺，丈量着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住房大小、专车档次……再者，如今的官相较于其他职业仍是只“金饭碗”，打不坏摔不碎，竟有人主动的抛却，岂不可惜？

二则，中央如火如荼地“打老虎拍苍蝇”，应景地辞去副县长的公职，总能留给一些人额外的幻想。官场接二连三的现“辞职潮”，人们总不枉以恶意来揣度，或是被“感染了”或是“捞够了”。不论是浙江平阳县副县长周慧的一份“辞职感言”，还是山东菏泽副市长张毓华辞职找寻下家，总是能够点燃舆论的引线，热议之余，或许还存留一种美好的期待——如果反腐真的引发了辞职，离走或留下，不正是一个“激浊扬清”的过程。

不解、感叹的氛围萦绕，不过是没有摆正副县长抑或公务员的职业属性和价值取向。许多人认为副县长的辞职决定是“近乎疯狂”的，“慈祥的母亲听到消息，竟泪如雨下。父亲的愤怒、朋友的劝阻，也给了刘涛不小压力。”其实，明白一点，公务员是三百六十行的一员，是一份职业，是一个谋生手段，只不过相较于其他职业，公务员被赋予了履行公职的义务。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待遇、考核、福利成了头顶挥之不去的光环，出现不理解、多感慨又岂是普通民众的“一厢情愿”？

当然，用反腐帽子来扣临澧县辞职的副县长显然有失公允。辞职后，刘涛回到村里，租赁土地，成立公司，在当地率先建起了红心猕猴桃种植示范基地。通过规划、聘请专家，用技术和知识谋发展。说是“疯狂辞职”，倒不如说是乘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东风做出的勇敢跳跃和呐喊。公务员“可进可出”，让这个职业大众化、平民化，冷却下来，才能剥离出公务员最基本的职业属性，公职人员辞职跳槽不过是简简单单换个工作，哪有那么多的“因果必然”？

社会的看法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制度陈旧的“黄斑”，当官能够光宗耀祖，带来一世荣耀，除了舆论引导，公务员相关考录制度、薪资制度及到监督制度等等恐怕也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让公务员真正回归，成为一份实打实的“职来”。“梦想挥之不去，人生短暂，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是的，如若能在公务员岗位追寻梦想，又何尝不是另外一幅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