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厅官离职”不必过度解读

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此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发出任免通知，免去其外办副主任职务。多个消息源证实，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该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

因为辞职人员的高级别和年龄优势，厅官辞职的新闻引起了舆论关注。在解读此新闻时，有两种观点容易得出：一是，上海是否会在全国率先掀起公务员离职下海热潮？二是，辞职的理由多为工资低、消费高，无法体现人生价值，这些物质因素的考量是否会动摇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应当说，这两个观点都有值得借鉴、留取的观察角度，但是整体而言，这两个观点存在过度解读的嫌疑：离职下海潮的说法有些夸大，所谓下海潮需要严谨界定；物质因素原本就非评价公务员价值的核心指标，即便公务员因为物质原因跳槽，也不能颠覆这个认知。

首先，离职下海潮的说法有些夸张。虽然，新闻中跳槽的官员级别较高，这种高级别公务员的跳槽，的确能够反映出一些新的变动，这在以前确实难以想象，但是，必须看到，新闻中厅局级官员跳槽的数量并不多，只有3位。尽管，这3位的跳槽经历可以作为观察的样本，但是由此得出公务员离职潮，还是显得有些思维跳跃。同时，也应该看到，这3位跳槽者有其共同之处，他们之前都有过在企业工作的经历，这种经历赋予了他们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不得而知，但是这种经历在其他官员身上并不常见，想必也难以复制。因此，可以把这3位官员的跳槽当做观察对象，但是想要得出离职潮的结论，无疑还需要更多的样本和数据。

其次，不必担心物质条件导致公务员流失。诚然，与跳槽后的企业薪酬相比，官员的原本收入是少的。官员也有跳槽的权利和自由，如果他们追求更多市场回报的话。但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公务员价值的核心评价指标不是物质，不是金钱，而是其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社会评价。这是在职业选择时已经确定的，也是不同职业的自然划分：如果想赚钱，可以去企业，可以去经商；如果选择做公务员，就不能一门心思想着发财。否则，就是一种定位错误。如果，一边做着公务员，一边想着发大财，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贪污腐败。所以，有官员跳槽应该欢迎，但是没有必要担心官员因为收入问题出现离职潮，对于那些真正想从事公务员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价值追求。

如此说，不是回避已经出现的问题，也不是强调3位厅局级官员的跳槽不值一提，而是想说，在审视此类社会事件和现象时，应该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体系，应该有用事实说话的自觉习惯，不能看到刚刚出现的事件和新闻，便以为问题已经严重或者事件就一定具有导向意义。与这些过度的解读相比，那些根本的议题更需要讨论。即便，某些事件有演变成现象的趋势，也应该有更丰富的材料来说明这种趋势，有更严谨的论证来预测这种趋势。在此判断过程中，充分的材料和前瞻的眼光，一个都不能少。

比如，新闻中提出的，如何解决晋升标准模糊，会哭者更易晋升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讨论公务员收入低造成公务员队伍不稳定，来得更紧要、更迫切。因为，公务员队伍的收入没有那么低，公务员职位在多数人眼中依然是抢手的“香饽饽”，他们远没有惨到必须跳槽的程度。而且，公务员职业也不是一个发财的职业，不能不顾职业的特殊性，把公务员的收入与企业的收入相提并论，这不客观，其出发点根本就是错的。只要解决了公务员发展中那些根本的关键的问题——比如晋升，公务员跳不跳槽就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在市场经济下，人才本来就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包括此次跳槽的3位厅局级官员在内，只要人们愿意，他们就可以作出个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