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嫖宿幼女罪，何其艰难的胜利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24日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三审稿删去现行刑法中的嫖宿幼女罪，拟对此类行为一律适用刑法中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8月24日中国新闻网）

如果说是胜利，这个胜利未免来得太晚，而且何其艰难。据媒体报道，“嫖宿幼女罪”的存废之争，已经持续近7年。自2008年习水嫖宿幼女案被媒体曝光以来，“嫖宿幼女罪”存废问题就一直活跃在舆论场上。2008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上的焦点议题中，都少不了废除“嫖宿幼女罪”。

从每年两会会场的关注，到职能部门的逐年回应，再到学界业界的持续热议，以及舆论公众的不断吁求，“嫖宿幼女罪”存废，何以引发众所关注？

概而言之，其一，嫖宿幼女罪将幼女打上“卖淫女”的标签，这是对幼女的污名化；其二，同罪不同罚：与强奸罪相比，犯嫖宿幼女罪最高判15年，而犯强奸罪最高可判死刑。所以，该罪成为“权贵性侵幼女犯罪的免死金牌”的解读，一直存在。

但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废除“嫖宿幼女罪”的过程，一直存在着飘忽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障碍。时至今日，我们恍然回首中依然要提出这样的质疑：以“嫖宿幼女罪”废除，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劳教教养制度的废除为例——在“废除有理”早已达成社会共识、反对理由和声音早已微弱、社会各界推动合力也足够强大的情况下，“胜利”为何总是在“九曲十八弯”之后才姗姗来迟？在公共意愿和“程序正义”之间，究竟是什么介质和人力，一直在充当着“厚障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