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藐视法律的行诉被告更需要法治

自己的土地使用证被政府变更登记在别人名下，七旬妇状告华阴市政府违法行政，要求恢复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在半年诉讼期内，被告华阴市政府既不应诉也不出庭，渭南中院作出并送达行政判决后，华阴市政府依然不闻不问（据2月17日《华商报》）。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常识，其中这个“人人”既包含着所有共和国公民，更包括所有单位和各级政府，在尊重和敬畏法律的同时，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随着法治社会的向前推进，这一法治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按说，作为市级政府，面对普通公民的行政诉讼，既要为民众法律意识的提升感到欣慰，更要积极并坦然应诉，把矛盾纠葛交给法庭依照法律进行裁决。这既体现政府敬畏法律和尊重普通公民的诉讼权利，更是在用实际行动践行依法行政。更何况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原被告双方的法律地位完全平等，不少地方基层政府非但没有把当被告视为“不光彩”，反而以此作为普法和与群众深度交流沟通的一种方式，不仅主要领导领导带头出庭应诉，还组织相关部门负责人进场旁听，政府负责人不但没有因为当群众被告而损了权威、丢了面子，反倒因此树立起了法治政府的良好形象。

反观华阴市政府，因为土地登记纠纷被当事村民告上法庭，本应当积极主动参与行政诉讼，让法律来做出公正裁决，反倒选择“不闻不问”，既不出庭应诉，也不向法庭递交答辩状，甚至不参加庭审，即使最终法庭以缺席判决华阴市政府败诉，在上诉期内，依然选择“沉默”，更不履行法庭的判决义务，完全就是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姿态。这不仅是在藐视法律，也是对村民原告乃至的法庭的不尊重。表面上，华阴市政府的这一行为，是近两年来渭南中院行政庭审理200多起民告官行政案件中，唯一一次既不应诉也不出庭的案例。但背后折射出的“权不惧法”和民告官的“诉讼难”，却注定不是“孤例”。

尽管在几乎所有行政诉讼案件中，民告官的被告一方，都能尊重法庭积极主动出庭应诉，但稍微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民告官不见官”的现象还是比比皆是，即便也有不少地方对主要领导出庭应诉次数进行制度规定，但这种基于制度规定下的出庭应诉，显然还有一种“不情愿”的成分，离主动出庭应诉或成为常态化还有较远距离，表面上看，政府或部门主要领导极少亲自应诉是因为工作繁忙，难有“闲暇”时间，实际上还是在思想意识中，没有把权力和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厘清，并没有从内心深处将权力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一般工作人员代表政府出庭应诉，敷衍应付往往也大对法律的诚意，尤其是当政府一方作为被告败诉之后，在履行法庭判决方面更是“困难重重”，“赢了官司赔了钱”，判决书成一纸“空文”，在诸多民告官原告的胜诉案例中，早已是屡见不鲜。有些民告官胜诉的原告一方，由于担心受到权力报复或被“穿小鞋”，甚至选择远走他乡。

显然，现实的行政诉讼和法治环境，还没有彻底摆脱权力的干扰，以权力抵触法律甚至代替、超越法律的某些“人治观念”在某些部门领导的思维中还根深蒂固。某些基层政府宁愿动用财政资金花钱买平安，也不愿让群众走行政诉讼的法律途径，群众在法制意识增强的同时却遭遇现实权力消解的尴尬，虽然华阴市政府面对民告官的诉讼置之不理，且已经败诉，然生效的法律文书在强势的权力面前，却又显得苍白甚至无可奈何，如果生效的法律判决在强势的权力面前不能得到完全履行，不但会大大降低群众对行政诉讼法律的信任和信心，也会让法治社会沦为只对民不对官甚至对各级政府“无效”的“权力法治”。因此，如何针对拒不履行行诉法判决义务的“官方”进行“法治”，在保障“民告官”公平、公正的同时，对类似华阴市政府这样权力藐视法律的行为，又能起到强有力的震慑和“矫正”作用，依然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