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繁 体
大黄鸭的想象力2013-06-05 08:21

上周末,某房地产商打着大黄鸭“空降”武汉的旗号,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销售活动。直到活动当天,迷你版“大黄鸭”亮相,媒体追问之下,主办方才一改正版黄鸭的说法,避而不谈版权问题。

由于此前的造势铺垫,汉版山寨鸭令一些冲着“授权黄鸭”的名号,前往看热闹的人着实失望。实际上,就连大黄鸭销售“创意”本身,也不过是全国前前后后、浩浩荡荡黄鸭潮中的平凡一个。

山寨大黄鸭遍地开花,最容易联系到侵犯版权之虞。就此,有媒体已经采访了设计师霍夫曼本人,对方的反应是未授权、很生气、很反感。也就是说,在版权这一块,没什么可辩解和讨论的地方,不管你做的更大、更小、颜色深点、淡点、变个型,盗版是确定了。

不过,站在企业或活动策划者的角度,他们显然没太在意侵权不侵权。要不是上个月维多利亚港的大黄鸭瘪了,从此在内地名声大噪,各地企业哪会看上作为艺术品的“巨鸭”。而既然大黄鸭只具噱头价值,谁又会想去为它的版权买单。所以,可以说,版权问题从头到尾都没进入商家的思考范畴。

颇为讽刺的是,这个始于2007年的艺术作品,在游历11个国家14个城市之后,突然“发迹”中国,并迅速遭到“心照不宣”的大规模复制。不少人说这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缺失,我倒以为,更准确来看,它是对知识产权的集体无意识。尤其在原创者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复制模仿只有时间的先后差,无所谓谁侵了谁的权,更不会有“借鉴”的不安、羞愧。如此达成的有意或无意的共识,创造了一个“安全”的产权温室。

有人觉得大黄鸭不足为奇,不就是放大了玩具橡皮鸭,注入主题和概念,因而也就谈不上有没有著作权。就个人来说,我既没领悟大黄鸭被赋予的诸多意义,也没看出其不同一般的艺术内涵。可本质上,作品被不被认可,和作品有没有著作权是两码事。

大黄鸭是不是艺术作品,可以在文化创意的语境下来考虑。其背后包含了现代艺术作品概念的扩大化、文化活动的人为运作性、时尚“采样”的随机性等等。世界不少地方争着“邀请”大黄鸭,除了为了增加城市时尚度,某种程度上,还有借此宣传城市自身的意图。反过来看,愈多的不理解、不认同,则更表明我们对这一领域的陌生,以及在这个新型产业样态上的认知滞后。同时,在大黄鸭的身上,其实还可以看到文化创意产业链条各环节间的紧密衔接,足见促成文化产业链条的形成,更多时候是一个自然自发过程,而非政策性扶持注资。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很多人在批评山寨黄鸭上是一致的,进而痛陈创新之难,国人想象力之匮乏。可客观地就创意而言,若是一个国内非主流艺术家设计出一只大兔子、大公鸡、大黄狗,搭配一个概念,会不会有反响,至少能被接纳,不被吐槽呢?多数时候,那些原本的创意,拥有创造潜质的孩童,不就是在不允许离经叛道,不认同超出规格,不为权威的标准接纳的环境下半途而废的?显然,这不是“想象力匮乏”可以一概而论的。

“大黄鸭”恰如滋润心灵的细雨,让人们在喧嚣、功利的尘世中暂时给心灵找到一个出口,感知久违的坦然、磊落与温暖。

日前,由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设计的一只高16.5米、重600多公斤的世界第二大黄色橡皮鸭,可谓抢尽风头。“试水”香港维多利亚港后,立即引来100多万名游客“鸭粉”前去观赏,连刘德华、李嘉欣、余文乐等明星也按捺不住激动,争相与之合影留念。更为戏剧性的一幕是,当“大黄鸭”因多处破损、“体力不支”瘫倒水面时,无数“鸭粉”为之心疼、感慨、焦虑、揪心,恨不得即刻为其充气,让“大黄鸭”重新挺立起来。

事实上,霍夫曼创作巨型橡皮鸭的灵感来自于中国。1992年,一艘从中国出发的货船在太平洋遇到风暴,船上29000只浴盆黄鸭玩具顷刻掉入海中,在全世界经历了一次长达15年的“奇幻漂流”。自2007年开始,霍夫曼的“大黄鸭”已到访过德国纽伦堡、日本大阪、澳大利亚悉尼、巴西圣保罗、荷兰阿姆斯特丹等12个城市。每到一处,“大黄鸭”都会引来无数“鸭粉”的狂热围观和追捧。

或许,有人会疑惑不解,不就是一只放大了的鸭仔造型吗,为何会在全世界引发追捧热潮?跳出纯粹的商业化炒作思维,“大黄鸭”受追捧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对于自己的作品,“鸭爸爸”霍夫曼曾在其个人网站上解释说,“大黄鸭”象征着一种美好和快乐,没有国界之分、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政治内涵,它可以治疗大家的心灵,放松我们的心情。霍夫曼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他用“大黄鸭”这个巨型鸭仔造型,向我们进行一种善意的提醒: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出发的原点,只有呵护心灵的诉求,重拾童年的梦想,才会让远行的脚步更加坚定有力。

某种意义上,“大黄鸭”恰似一种记忆的符号象征,它让人们想起童年陪伴洗澡的鸭子,带给每个人温暖的回忆。就像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出现的帆布鞋、红白游戏机、BP机等,这些浓浓的怀旧符号和象征激发起我们共有的集体记忆。尽管人们的记忆和感触千差万别,但这些不一样当中有一样东西是有交集的,那就是曾经的美好与梦想。

实际上,每个人的心中都可能珍藏着一只“大黄鸭”的童真记忆。哪怕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迪斯尼的唐老鸭也曾伴随着他们一路成长。或许,当他们看到“大黄鸭”时,也会情不自禁地追忆起童年的美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灵记忆诉求,“大黄鸭”印记的童真元素能够唤起每个人内心的共鸣。

怀旧是每个人的心理常见活动,浓烈的怀旧情结背后是心灵深处的安全诉求。如今,繁重、快节奏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无所不在,这种无形的压力和危机感使得很多人极其渴望寻求心理平衡。“大黄鸭”恰如滋润心灵的细雨,让今天的人们,在喧嚣、功利的尘世中暂时给心灵找到一个出口,感知久违的坦然、磊落与温暖。

王蒙在《青春万岁》后记中曾写道:“一个穿越过蔽天的松林的人还会注视细小的青草吗?一个经历过海洋的风浪的人还会喜欢树叶上的露珠吗?”我想,霍夫曼的“大黄鸭”似乎给了我们答案。

一只从荷兰出发去过11个国家15个城市“游历”的橡皮鸭今夏风靡一时。“全城追鸭”的风潮更是从香港刮到内地。

大黄鸭之所以受到那么热情的追捧,源自很多人“致童年”的集体回忆,哪个小孩的童年不是以为浴盆就是自己的世界,带着一只橡皮鸭便可乘风破浪?有见及此,带领结的大黄鸭、带蝴蝶的大黄鸭、身材瘦削的大黄鸭,各式橡皮鸭在多个地方争相登场,让没机会到香港的孩子也过了个欢蹦乱跳的儿童节。

但是,明眼人都可看出,这批橡皮鸭无一不是假冒伪劣商品。毫无创意之余还大量地涉及抄袭、模仿,让一只本来承载着设计师“无国界地放松”的大黄鸭被山寨,谁又能懂鸭子的忧伤?或许有人说,模仿一下无伤大雅。但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在文化产业上极其薄弱的创新能力。有时候,别国一些新的文化事物涌现,我们便迫不及待地复制下来,克隆的过程中还添加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元素,这恐怕只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东施效颦。

有记者采访得知,某些号称正版的山寨大黄鸭,既无相关授权证明书,也无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大黄鸭在中国活生生成了“黑户口”。其实,一个国家的创意文化产业该以尊重版权为基础。缺乏版权精神,创意文化就只能如远方的蜗牛,永远爬不到身边。

说来讽刺,荷兰设计师设计“大黄鸭的奇幻漂流”灵感,本是来源于一艘从中国运往美国的橡皮鸭因故破裂,近三万只小鸭漂浮于海面随波逐流一景。可以说,中国制造给了大黄鸭诞生的可能性。但当大黄鸭诞生以后,我们的中国制造又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走,不禁让人叹气。

有网友对各地大黄鸭恶搞了一番,北京是躺着的片皮鸭,广州是脆皮烧鸭,最有意思的是武汉鸭脖……话说中华大地,光是鸭的菜式已有千百种,可见中国人本不是无创意。我们何时能扭转这种懒惰的文化模式,何时便可孵化出自己的“大黄鸭”。

如果没有对于产权版权的尊重和保护,就难以有真正创新、有竞争力的产品

“门前大桥下,游过大黄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自从香港大黄鸭名声大噪之后,各路山寨货看不下去了,纷纷推出缩小版、变异版的冒牌“大黄鸭”“小黄鸭”“迷你小黄鸭”,欲与之PK。最近一段时间,武汉大黄鸭、西安大黄鸭、钱塘江大黄鸭等纷纷下水,最奇葩的是东莞大黄鸭竟然是站在水面上。面对记者采访,有关方面对“正版大黄鸭”的版权问题避而不谈,拒绝提供相关授权证明书。(6月2日《法制晚报》)

一只“鸭子”的成功,莫过于被四处山寨。荷兰艺术家霍夫曼以经典浴盆黄鸭仔为造型的创意,激发和唤醒了童心,触动孩子甚至成年人的心灵,引起大家驻足流连,获得巨大成功。

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只鸭子太喜爱了,但跑到香港或海外看原版太麻烦,购买版权复制又太贵,于是,一些人发挥了我们“所向披靡”的山寨精神,造出了各种山寨版的“大黄鸭”。因为这些山寨之举,很多中国人能以微乎其微的成本过足眼瘾,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感慨:连这么个“玩意儿”都如此肆无忌惮地搞山寨,我们的社会难道真的连一点创造力都没有了吗?

山寨太容易、太成功,就会失掉创新的动力。你想想,只要几千块钱、上万块钱就能仿造一个“世界知名产品”,就能引来几乎同样的效果,谁还会耗费脑细胞、投入大价钱,在创意上做文章?大黄鸭的最大成功,就是激发童心的创意造型,如果中国人也能以童心、童趣为抓手,借鉴创造出新的产品,倒也算有点技术含量。可现在是,那些山寨版的“大黄鸭”只不过是个头小一点、鼻子高一点、脖子长一点之类的略微改动,这其中显然存在侥幸心理和打擦边球的心理,属于典型的“中国式智慧”。

这种态度,只体现在一个供人观赏的“大黄鸭”身上吗?显然不是。最明显的是电视娱乐节目——你相亲我马上相亲,你跳水我马上跳水;电视剧编剧动辄往同一个题材扎堆,你清宫戏我也清宫戏,你抗日剧我也抗日剧。除此之外,手机等电子产品,无不晃动着一种“大无畏的山寨精神”。

我们一度天真地以为,山寨也是学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弯道超车”的无奈办法。但现实教育了我们,低水平的山寨,是无法“胜于蓝”的;耗费资源、耗费精力搞低水平跟跑,终究要陷于“烂俗”二字。这么多年,可有响当当的电子、汽车品牌,超脱领先的影视剧产品,是靠“山寨”二字走向成功呢?更多时候,山寨只是给剽窃、抄袭披上一件遮羞的马甲罢了。

按说,一只可爱的大黄鸭四处被复制,我们不该如此“上纲上线”。可不如此上纲上线,对外而言,我们恐怕总要背负着中国人不讲规矩、不尊重版权、被低看一眼的愧疚感;对内而言,我们就难以保持旺盛饥渴的社会创新能力,大家终究只能看到千孔一面的“大黄鸭”,甚至连大黄鸡、大黄鹅都看不见,更别说什么大白天鹅、大绿孔雀了。

创新不可能光靠喊口号提倡出来的,还是被“保护”出来的,如果没有对于产权版权的尊重和保护,就难以有真正创新、有竞争力的产品。试想一下,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东西,随随便便就被抄袭走了,谁还会坚守辛辛苦苦的创造?社会的发展岂不是要原地踏步甚至就地倒退吗?最后受损的,还是老百姓自己。

山寨,会让一切东西打折,所以,当形形色色的大黄鸭、小黄鸭浮在水面之时,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触动童心的快乐,更要有一些触动灵魂的反省精神。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

自从橡皮大黄鸭游进咱们的维多利亚港以来,这只被称作“治愈系”的玩具鸭身上,便满载了人们的目光和议论。

不过,在一个能够创造出3D打印技术的复制时代里,很难指望有什么“孤本”或者“绝版”。所以,红极一时的大黄鸭很快就有了众多的“孪生兄弟”,在天津、武汉、杭州等等城市的水面上,它们像自己的香港“大哥”一样,憨态可掬地游来游去,和游客们的笑脸一起出现在无数电子照片中。

对大黄鸭的创造者霍夫曼来说,这个作品表达的意义很丰富:文化的公共性、许多人的童年记忆、比较纯粹的艺术以及拒绝商业化的精神。它带着作者的印记,在世界各地“昙花一现”。人们可以欣赏,却不能收藏;广告商可以觊觎,却没有机会投放。

但是,对众多的“临摹者”来说,大黄鸭从“作品”的神位走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不必承担个性的简单符号。即便不谈论版权问题,各种被复制出来的大黄鸭们,也不过像城市里无处不在的电影海报一样,似乎仅仅在宣示着——看!本市实乃直追香港之时髦都市;抑或更等而下之——快!本楼盘火速预订中,入住即可获毗邻维多利亚港之感觉,每日亲睹大黄鸭。

“没脖子,来武汉干啥?”——大黄鸭来到鸭脖小吃驰名天下的武汉之后,网友如此揶揄。话虽然说得有点蔫坏,倒是机智地点出了文化的公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联系。

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需要有公共性,公共场地、公共活动、公共的文化认知,市民们需要公园、图书馆,喜欢参加周末的大合唱、广场舞蹈,希望听到高质量的文化讲座、找到有共鸣的文化记忆。同时,文化建设也要讲个性,上承传统、下接地气。人们到武汉肯定想去吃热干面,不会想到去吃拉面,到兰州则相反,如果有一天他们都赶时髦、改道主营“苏格兰打卤面”,你一定觉得很没意思。

虽然大黄鸭的气质并不是符合每座城市的品味,却也并不意味着大黄鸭来不得。一个有趣的橡皮玩具出现在人们的公共文化生活中,也是件欢乐的事,偶一为之,没准儿确有“治愈”效果,只是类似事情别太多太滥、别离庸俗太近。君不见,跟风跟着跟着,徽派建筑上都铺上马赛克了;时髦赶着赶着,张家界的南天一柱都改名叫哈利路亚山了。不但创新谈不上,连老本儿都折了。

这种跟风赶时髦,当然就是庸俗。全去跟风,创造性就和未来告别了;都赶时髦,想象力就向历史缴械了。大黄鸭子在中国的城市里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离霍夫曼讲究的“独创性、非商业”内涵越来越远;把文化变成噱头的事情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我们真正的创造能力越来越弱。大黄鸭红了火了是好事,可如果反证出我们的想象力黄了,那才是悲剧。

我们老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问题是自觉、自信怎么来的?肯定不是跟风跟出来的。风水轮流转,想跟也跟不上;只有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才是坚实的,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孕育我们自己的想象力、产生我们自己的“治愈系”。从“诗三百”到“八大家”、从青花瓷到马头墙、从“闹元宵”到“龙舟会”……如此典雅、这般繁华。有这些养分打底,我们的“拿来”才不会有抄袭之虞。

在香港红得发紫的大黄鸭,现身武汉、杭州、佛山、天津等地。不过这些大黄鸭并非香港那只,而是当地仿制的。即便如此,仍引来围观。一家专做充气模型的厂商称,最近来自全国各地要求模仿香港大黄鸭的订单比较多,多数以房地产开发商居多。(据《长江日报》)

从报道来看,各地山寨版大黄鸭多为开发商定制,目的就是借此吸引人们参观,顺带宣传下企业和楼盘,本质上仍然属于商业推广行为。而原版大黄鸭由荷兰艺术家霍夫曼创作的艺术品,自2007年以来,已经到访过10个国家的12座城市进行展览。

带有疗伤功能,释放正能量的大黄鸭,给市民带来无数欢乐,亦促动了香港旅游经济。而各地开发商正是看中大黄鸭的超高人气,通过推出山寨版大黄鸭,实现借力打力的促销宣传,并且省钱效果也不错。然而,此举虽然很讨巧,却有侵权嫌疑,也令人质疑内地企业创意之匮乏,连个大黄鸭都要搞山寨版。

我国经济已经迈过草创阶段,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关键节点,而鼓励突破创新、发展创意产业等,则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但这恰恰是国内企业的软肋。由于国内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导致盗版侵权行为泛滥,挫伤企业创新发展动力,严重阻碍经济转型发展战略。从山寨版大黄鸭的泛滥状况,即可窥一斑见全豹,国内企业缺乏创新精神,热衷走抄袭的捷径,实则令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