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婴岛，在渐进探索过程中，即便发现一些问题，遇到若干困难，也是在所难免，不必过度悲观。面对新鲜事物，不如“摸着石头过河”。

因接受弃婴数量远超承受能力，在“婴儿安全岛”试点50天后，广州作出了暂停其使用的决定，重新使用时间另行通知。广州弃婴岛因此成为该省首个，也是全国30多个试点中首个叫停的弃婴岛。

其实，这种尴尬的局面并没有出乎人们预料。早在弃婴岛设立之初，就不乏激烈的批评声音，存废之争迄今仍未能平息。其后一段时间，弃婴数目的激增，更让广州福利院有限的救援设施备受煎熬。对于广州这个拥有巨大人口基数的一线城市，手中握着不多“底牌”的弃婴岛，从“捉襟见肘”到“几近崩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向弃婴岛的设立者们肃然致敬。据介绍，广州弃婴岛自启动以来，截至3月16日早上共接收弃婴262名，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倘若不是因为这个救助设施的设立，那些患有脑性瘫痪、唐氏综合征、先天性心脏病等疾病的弃婴们，很可能早早夭折。在尊重生命、关爱婴儿上，他们已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更值得赞许的，是这个暂停弃婴岛使用的艰难决定。当初，设立者们力排众议，终于让弃婴岛出现在广州街头。如今，在现实面前，他们再次选择了暂时止步，面临舆论压力可想而知。执着前行固然需要勇气，毅然止步同样可贵。

况且，暂停并不代表着彻底放弃。广州市弃婴岛原本就是一次地方性试验，按照民政部要求，将为全国性类似设施建立探路试水。在这个渐进探索过程中，即便发现一些问题，遇到若干困难，也是在所难免，不必过度悲观。面对新鲜事物，不如“摸着石头过河”。

不过，导致暂停弃婴岛的“导火索”，也不能轻易忽视。广州市弃婴岛从春节前夕开始启动，不到两个月时间就不得不暂停，充分暴露了有关机构在先期调研准备和危机应对上的不足：虽然看到了广州是省会城市、医疗资源较为集中、市民很有爱心的地域优势，却没有敏锐察觉，在国家儿童福利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的大前提下，面对庞大的流动人群，单一救助和自身能力的先天缺陷。

如今，广州市弃婴岛“闭门停业”了，相关反思却不应囿于广州一地。事实上，北京、上海等超级城市，也有着与该地类似的人口现状。对于这些地方，应与陕西、河北等试点省份有所区别，构建一种新型的婴儿救助和保护制度，让弃婴们的生命更有保障。同时，对无故弃婴的父母也应追责。

３月１６下午，广州“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看到这样的消息，让人很难平静。

广州“弃婴岛”暂停，网上有人指责相关部门事前对困难估计不足，称暂停试点是懒政。其实言之偏颇，之所以暂停，主要还是因为接收弃婴的人数超过福利院的负荷，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这件事，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既然是试点，就要宽容它可能出现的问题，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在探索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目前全国正在运行或即将开放“弃婴岛”的省区市超过２０个，广州遇到的问题为其它“弃婴岛”提了个醒，好事办好还需要各方的智慧和努力。

也有人在为“弃婴岛”暂停叫好，认为设立此类机构有变相鼓励弃婴之嫌。撇开“弃婴岛”在法理上的争议，站在被遗弃婴儿的角度看，能够“上岛”比被丢在福利院门口要好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弃婴岛”在为生命兜底。

重申一点，支持设立“弃婴岛”，并不意味着认同弃婴行为。不管从道德还是法律上，这种行为都应该被禁止。但在弃婴现象无法杜绝的当下，设立“弃婴岛”未免不是我们能做的一个次优选择。

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非法行为，只能改变遗弃后的结果。送到“弃婴岛”的孩子，存活率大大提高，就是此举最大的意义。

在做好“治标”的同时，相关部门更应该探寻弃婴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源头杜绝弃婴现象的出现。弃婴大都是残病婴儿，加强婚前检查、做好出生缺陷预防等，无疑是提高生育质量和水平的有效途径。同时，针对有身患重病或是残疾婴儿的家庭，需要建立有效的救助机制。

但愿有一天，“弃婴岛”因为接收不到一个弃婴而关门，这是我们最想看到的场景。（作者系新华社记者）

关注国内弃婴岛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笔者一直在力挺其成长。当然，也始终表示忧虑，弃婴岛不可能承担所有底线保障的功能，那是强求。在运行48天之后，作为广东首个“婴儿安全岛”——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外的弃婴岛16日下午起暂停试点，因为该院所接收弃婴人数短期内急剧增加，已达到承受的极限。当晚，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也表示，同样在考虑弃婴岛是否要继续试点。而原计划今年2月底启用的深圳弃婴岛一再延迟，目前仍无启动时间表。

广州暂停弃婴岛试点，不如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48天救助262名弃婴，远远超过国内其他城市的接收量，弃婴爆发式的增长使得院方不堪重负。弃婴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话题，而设弃婴岛是具体的救助举措，如果试图经过单一的弃婴岛方式去解决复杂的弃婴问题，显然力有不逮。弃婴岛是底线民生的最后保障，但在其他保障依然缺位的前提下，这一最后保障往往成了唯一保障，所有的弃婴压力只能狠狠地压在这根稻草之上。尤其像广州这种经济发达地区，所接受的弃婴往往不只是市内人口，更有许多弃婴家长不远千里而来。就在广州弃婴岛暂停之后，有一位父亲抱着患有三级腭裂和双下肢短缩的女儿来到弃婴岛，得知已经暂停，突然双膝跪地，痛哭起来：“孩子送到这里还有一丝希望，跟我们就只能等死了！”这样的话代表了不少弃婴父母的心声。不论怎么说，弃婴岛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是希望之岛，是生的希望。

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生的希望的保障应该还有许多，只有把前期的保障落实到位，最后的保障才不会不堪重负。要遏制弃婴现象，必须从源头开始，包括政府恢复强制婚检和提供对一些常见遗传病的免费产检，减少一些不健康孩子的出生，从而避免弃婴行为的出现。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每年有20万-30万肉眼可见先天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后数月和数年才显现的缺陷，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这些缺陷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产前检查予以筛查。但事实上，取消强制婚检，使得婚检率大幅下降，更导致新婚人群中大量疾病漏检；而产前筛查及产前诊断作为预防出生缺陷的第二道防线，新生儿筛查作为第三道防线，也因为预防措施的投入不足，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普及。不管承认与否，阻止有缺陷的生命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能挽救一个家庭，但我们所做的努力显然不够。

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新生儿家庭，应该完善现行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先天患有重症的婴儿设立专项基金，提供较高的报销额度。为何患儿父母要遗弃孩子，尤其是急病期间的孩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孩子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哪里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显然不应该是弃婴岛，而应该是完善的医疗保障，尤其是对于先天性重症婴儿，将这样的底线民生保障前置，才不会把压力堆积到事后救助一环。只要有更多的生的希望，才会有更少的婴儿被遗弃。当然，不能回避的一点是，如今弃婴岛仍是试点工作，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包括广州在内，目前全国仅有25个弃婴岛，平均一个省份还不到一个，同时民间的支持也很欠缺。但随着各地弃婴岛数量的增加，随着救助力量的壮大，应该可以分担弃婴聚集的压力。

我们讨论弃婴岛，一个前提是，它是应然出现的底线民生保障。如今所出现的尴尬与困惑，并不源于救助理念本身，如何让前期的民生保障更加到位，让弃婴岛的运作更加合理，才是问题的根本。

16日，在试点近50天之际，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宣布：暂停试点“婴儿安全岛”，主要原因是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需要暂停试点进行总结，并做好已接收婴儿的防疫、分流等工作，条件成熟时再适时重开，重新启用时间另行公告。（3月17日《广州日报》）

广州暂停试点近50天的“婴儿安全岛”，直接原因与年初南京“婴儿安全岛”遭遇到的尴尬一样，都是送往“婴儿安全岛”的弃婴数量过多，超过了福利院承受的极限。所以，为了更好的照顾婴儿，不得不暂停“弃婴安全岛”。

“婴儿安全岛”暂停，并不意味着“婴儿安全岛”的失败，相反恰恰证实建立“婴儿安全岛”很有必要，而且“婴儿安全岛”数量建的还不够。“婴儿安全岛”建立之后，送来“婴儿安全岛”的弃婴数量过多，不是“婴儿安全岛”纵容了弃婴行为，而是过去很多弃婴是随地遗弃，无人知晓。有了“婴儿安全岛”之后，一些父母为了让弃婴留有一丝生存希望，随意遗弃婴儿的行为和数量减少了，改为送到“婴儿安全岛”遗弃，让孩子接受福利院的救治。另一方面，由于建立“婴儿安全岛”的城市数量太少，就导致“婴儿安全岛”接受到的弃婴不只是本地区的弃婴，还有很多来自外地的弃婴。

不论是各地“婴儿安全岛”的诞生，还是广州“婴儿安全岛”的暂停，以及前段时间发生的弃婴送往“婴儿安全岛”结果导致婴儿夭折的悲剧事件，归根结底是我国缺乏系统化的弃婴救济制度。我国目前没有专项资金用于弃婴的救济，只是依靠财政拨款的福利院顺带救济弃婴。而且，从弃婴的救济机制上说，一般是父母遗弃婴儿之后，被好心人发现送到福利院接受救济，在这段救治过渡期间，很容易发生意外事故。

要从根本上拯救弃婴和减少、避免弃婴行为，我们与其期盼广州“婴儿安全岛”早日重新开启，不如建立和健全弃婴救济制度，靠救济制度接手，让弃婴在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有效的专业性的医疗救济，减少悲剧发生概率。首先，应向发达国家学习，弃婴救济机制前置。各级财政和社会机构共同筹集专项资金，用来救治患有重大疾病的新生婴儿，支付婴儿救治的医药费，减少因为家庭经济负担而发生的弃婴行为。很多弃婴案件的发生，主要不是不是父母狠心，而是孩子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家庭又承担不了医药费，不得不遗弃。其次，明确由医疗机构承担婴儿救治机构的责任。因为医疗机构是最先能够发现婴儿患有重大疾病，医疗机构及时介入可以避免弃婴行为发生。当然任何个案的发生，医疗机构都应当向民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汇报。再者，对于患有一辈子都难以治愈疾病的婴儿，政府承担起后半生的养老重任，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

广州市民政局16日召开发布会通报，广州“婴儿安全岛”即日起暂停试点，重新启用时间另行公告。广州也成为全国首个叫停试点的城市。广州“婴儿安全岛”开放48天，接收弃婴（童）262人，存活率91.22%。 广州市民政局表示，目前接收弃婴数量远超预期，远超市福利院负荷，疾病防控风险剧增，已无法继续开展试点。（南方都市报 3月17日）

婴儿安全岛是救助弃婴的有效方式，广州弃婴超九成的存活率就是明证，这也是民政部在全国推广试点的初衷。或者说，婴儿安全岛是政府在法律之外、情理之中为注定将遭遇遗弃命运的婴儿开启的“天堂之门”，是弃婴、家长、社会多方博弈后形成的公共利益。广州民政部门纵有千万种理由，暂停试点也是对弃婴命运的漠视，也是推卸了公共利益的责任，是政府部门最懒政的自利做法。

首先，弃婴数量猛增是可预见的，民政部门却没有应对措施。婴儿安全岛在其他地方试点时，弃婴数量也曾出现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增长，因为周边地区的家长也愿意将弃婴送到条件更好的安全岛，一般经过半年时间才会回归常态。本应准备更多床位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民政部门，仅试点48天就因数量压力叫停，让婴儿安全岛看起来不再安全，可以说为全国带了一个坏头。

其次，婴儿安全岛并非福利院额外设置安全屋了事，还要从制度和理念上做出改变。例如，可以在其他福利院也设置婴儿安全岛，这样就能避免弃婴扎堆到一个地方。还可以通过改造福利院床位等现有的空间，让更多弃婴在此生活。同时，还应该探索国家抚养与家庭收养相结合的新模式，将弃婴分流到正常的家庭过正常的生活。这些还都没有眉目就叫停，民政部门一推二六五的做法就是懒政。

再次，设置婴儿安全岛救助弃婴是最后环节，政府干预和救助应当提前。弃婴多患有先心病、唇腭裂等重病或重残，如果能在怀孕早期进行孕产干预，如果能提高婚前检查人员数量，就能诞生更多的健康婴儿，弃婴也会随之减少。如果产后才发现疾病或残疾，福利救助应当及时到位，替不幸的家庭祛除阴霾。只要父母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加强，是舍不得遗弃亲生骨肉的，哪怕守护的是残缺“天使”。

官方叫停婴儿安全岛和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极其相似。对有利于弃婴存活的公共利益视而不见，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在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为了部门私利遗弃公共利益。叫停婴儿安全岛，可以同时维护政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既不需要再投入更多的金钱，更无须为制度政策创新劳力费神，为此不惜借助警方力量给弃婴家庭施压。政府部门成了甩手掌柜的，可怜弃婴的存活率必会降低，更多家庭会被治疗费用压垮，或因遗弃背负一生良心债。

广州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和叫停如此随意，可见政府利益和公共利益并非总是一致。公众如何借助民主参与约束政府利益，让其和公共利益走在同一条路上，急需在制度层面有新的突破，因为除了救人一命的婴儿安全岛，政府部门还有很多求私利弃公益的空间。

3月16日，广州召开“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广州市福利院徐久院长通报“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徐久院长宣布，考虑到福利院接收弃婴的能力远超过预期已达到极限，从16日起“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3月17日 南方日报）

广州市1月28日才刚刚启动“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关闭，善事没有善终，实在令人遗憾。

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接收弃婴262名，这已经充分说明“婴儿安全岛”有多么重要。“婴儿安全岛”让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有了最基本的生命权，这是功德无量的善事。尽管广州市强调这次关闭“婴儿安全岛”，是因为福利院接受能力已经达到极限，才不得已而为之，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关闭“婴儿安全岛”，实际上就是关闭了救助弃婴的通道，这不能不让人们为今后弃婴的命运而揪心。其做法看似有理，实际上无理。

首先，广州市在建立“婴儿安全岛”时，对形势估计不足，准备不足。当弃婴出现“人满为患”的局面时，要尽快调整思路，重新做出规划，弥补预判不足的过失。

其次，出现问题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应该一关了之。目前，广州福利院内弃婴床位严重超远，的确无法满足弃婴的需要。但在众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关闭“婴儿安全岛”是最不负责任、最“懒政”的做法。

弃婴问题是全社会都应重视的问题。接收弃婴有难处，可以向上级反映，可以向社会呼吁，最终解决问题接收弃婴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不能回避矛盾，关了“婴儿安全岛”。如此短的时间内接收了这么多弃婴，说明“婴儿安全岛”应该常态化，而不应匆匆结束试点工作。

当然，管理部门也要拿出具体措施，切实保护婴儿的合法权益。一是要通过加强立法维护弃婴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弃婴的行为；二是要尽快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规范对弃婴的权利保障。

“婴儿安全岛”从无到有，这是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是对生命的尊重。而将“婴儿安全岛”关闭，无疑是将刚刚承担起来的社会责任又随手放弃了。“婴儿安全岛”是弃婴生命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切莫轻易放弃。

3月16日，广州召开“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通报会。广州市福利院徐久院长通报“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况。徐久院长宣布，考虑到福利院接收弃婴的能力远超过预期已达到极限，从16日起“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3月17日《南方日报》）

今年1月28日，广州市启动“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共接收弃婴262名，大大改善了婴儿被遗弃后的生存环境。及时的救助实现了设置这一机构“保障弃婴生命权”和“儿童生命至上”的初衷。

对于广州弃婴岛试点的工作，社会舆论虽然存在分歧，有人甚至指责此举变相鼓励弃婴。但总体而言，舆论的积极评价有目共睹。“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意味着从今往后，无辜的弃婴安全和健康没有了保障。为此，广州有关方面给出了理由。

一来，广州市福利院接收弃婴的能力远超过预期达到极限。二来，“婴儿安全岛”取得了较为丰富的试点经验，达到了开展试点工作的目的，因而，更需要工作经验进行认真总结，并向上级部门反馈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可是，这样的理由成立吗？

首先，“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一经启动，在不到50天的时间里，就接收了262名弃婴，这说明了弃婴问题相当严重。无论是从“保障弃婴生命权”的角度，还是从“儿童生命至上”的角度，广州“婴儿安全岛”的试点开展都显得十分必要。不仅不能中断，而且应该更应常态化。

其次，以“福利院接受弃婴能力远远超过预期达到极限”为理由，中断“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有“懒政”之嫌。广州市福利院弃婴“人满为患”，广州市政府部门更应未雨绸缪，千方百计地帮助其解决问题。比如，可以通过鼓励社会领养等措施，将“弃婴”及时进行分流。不负责任地中断“安全岛”试点工作，只能让弃婴“回归自然”。

试点工作固然要及时总结经验，但总结经验显然不是开展试点的主要目的。广州有关方面置弃婴生命不顾，嘎然中断“婴儿安全岛”试点，转而去向上级部门反馈试点意见和建议，未免有些本末倒置。

弃婴问题是全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要彻底解决弃婴问题，绝对不是广州一市之力所能及。一方面，各地要坚决打击恶意弃婴这种不人道的行为；另一方面，更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编制起保护婴儿安全的大网。此外，强化家庭责任意识，开展优生优育科普宣传，积极倡导婚前体检、孕后产检。只有多管齐下，弃婴这一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仅仅启动了48天，就接收了262名弃婴，而且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这样的“窘境”使广州婴儿安全岛日前对外宣布暂时叫停试点工作。

作为一项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举措，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设置“婴儿安全岛”是为了实现“保障弃婴生命权”和“儿童生命至上”的初衷，然而好事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不免令人费解和忧虑：弃婴岛可以暂停，但弃婴现象并未消失，无辜的弃婴生命如何容得了“暂停”？！

广州市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接收弃婴数量远超过开展试点工作的其他城市同时期的接收数量。”我们也许能理解，政府有关部门在试点工作中突然面临“婴满为患”而承受的难言之隐，然而，不堪重负的背后恰好需要正视的是，弃婴现象的大量普遍存在，也正好暗合了这项工作开展的重要性必要性——给无辜的弃婴一个安全的生命出路不容暂停。

弃婴岛从一诞生便在社会舆论的争议中发展。有社会人士担心，弃婴岛会不会变相鼓励了弃婴行为，导致弃婴现象增多。由此看来，目前的“婴满为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作为政府一项重大决策的出台实施，理应提前做好各种应对预案措施。

如政府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从人财物等多方面支持帮助福利院解决问题。又如，可以通过鼓励社会领养等措施，及时分流弃婴。再如，可动员社会慈善力量参与弃婴的抚养管理问题等等。突然中断“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是一种集体逃离社会责任，政府有懒政的嫌疑。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弃婴是全社会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绝不是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婴儿安全岛就能彻底解决的。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打击恶意弃婴的不人道行为，强化家庭责任意识，积极开展优生优育科普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则更需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快建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制度，构建患重大疾病、重度残疾儿童救助及其家庭扶助体系，从根本上保障婴儿安全。

弃婴岛的建立是一种社会文明的进步，凸显了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意识。好事要办好还需要一个健全完善的过程。但“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将使更多无辜的弃婴安全和健康没有了保障。弃婴岛容得了完善的过程，但弃婴生命容不得“暂停”！

广州市婴儿安全岛近日宣布暂停试点。据广州市福利院负责人介绍，弃婴人数的急剧增加，已达到福利院承受的极限，现需要总结试点经验，以期重新启用。

婴儿安全岛在国内多个城市试点以来，一直伴随着争议。婴儿安全岛俗称为“弃婴岛”，这让不少人感觉此机构有助长弃婴行为之嫌。但也有观点认为，不管有没有“弃婴岛”，铤而走险的弃婴行为都始终存在，如果有专门机构让那些被遗弃街头的孩子获得救治，可谓功德无量。

广州“弃婴岛”48天救助262名弃婴，说明其功劳显著。但正因如此，它的暂停行为也存在着一个悖论——既然有那么多弃婴需要救助，那么福利院应当增加救助能力，而不是相反。但现实如我们所知，广州人口密集，救助弃婴的压力巨大，甚至还有许多外地人“慕名”前来弃婴。事实上，不只是广州“弃婴岛”不堪重负。比如，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负责人16日表示，南京“弃婴岛”88天共接收136名弃婴，医护人员忙得团团转，相关部门也在考虑是否继续试点下去。

“弃婴岛”将何去何从？那些潜在的弃婴将何去何从？根据广州、南京等地试点经验，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问题，要及时着手解决。

首先是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决策。包括广州在内，目前全国仅有25个“弃婴岛”，平均一个省份还不到一个，加之民间的支持也很欠缺，“弃婴岛”显得很孤立。而根据2010年发布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保守统计我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其中绝大部分是弃婴。而在2011年之前，国内还没有“弃婴岛”试点。可见弃婴救助机构要大量地增加，以均衡各地压力。

其次是建立弃婴救助专项基金。广州“弃婴岛”目前接收的262名弃婴，全部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不管这些孩子是被遗弃还是留在家中，他们都应当得到救治。如果能得到足够资金支持，弃婴救治机构便能正常有效运转。

然后是法律支持。“弃婴岛”之所以备受争议，在于许多人质疑其变相鼓励弃婴这一违法行为。受此影响，许多地方对是否建立“弃婴岛”顾虑重重。事实上，“弃婴岛”并不是新鲜事物。它最早起源于法国。此后，欧美许多国家都立法允许合理的弃婴行为。比如，美国加州2001年出台的《安全交出婴儿法》规定，将婴儿安全送至可供救助的场所是合法的，但监护人将自动失去监护资格。不久，美国全部50个州都针对弃婴现象，相继通过了不同形式的“安全港法案”。

我们期待，广州“弃婴岛”的经验教训，能促使全国“弃婴”救助事业走上常态化与法制化轨道。至于如何减少弃婴现象，则需要从公众道德素质、法律知识、性知识、优生优育等常识的普及着手。

椿桦（媒体评论员）

在运行48天之后，作为广东首个“婴儿安全岛”，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外的“弃婴岛”16日下午起暂停试点。该院院长表示，“‘弃婴岛’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接收弃婴人数短期内急剧增加，已达到市福利院能够承受的极限”。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也表示，同样在考虑“弃婴岛”是否要继续试点。

曾招致广泛关注与议论的广州“弃婴岛”试点工作，终于走到了暂停的十字路口，“重新启用的时间将另行公告”，很有可能就意味着，重启时间永远不会再公布。并且，从广州到南京，此种“暂停试点”正在形成某种涟漪效应，众多参与试点的部门纷纷在表示自己的“难以为继”。还会不会蔓延到更多的城市？对于这种涟漪效应我们怯于想象。

恰缘于此，就算广州“弃婴岛”已暂停试点，我们仍不得不问：它是否一种最优的选择？关于暂停试点，广州市福利院方面给出的理由是，“弃婴岛”试点工作已取得初步经验，接收弃婴的能力远超过预期已达到极限。事实上，无论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本身都曾表示过，“弃婴岛”在设立初期，其接收婴儿数量会呈现出一个增加的过程，之后才会归于平常。从如此角度来说，短期内增加的弃婴数量虽然直接带来了接收压力，可它不意味着这种高压状态会延续下去，福利院面临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达到极限”无法成为暂停试点的理由。

剖析还不妨深入些，从本质上来说，广州设立“弃婴岛”的举措既然名为试点，就自然会有挫折和阵痛。所谓试点，即指先在一个或多个地域施行一段时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取得经验，论证其可行性，试点不能轻易地被叫停。正因为如此，此刻最令人担忧的，显然是那些此前能够送进“弃婴岛”而今却无法托付的孩子，假如他们狠心的父母依旧执意要将其遗弃，谁来提供继续的社会性庇护？如果一个以人道之名开始的“弃婴岛”试点，最终却事实上带来了“不人道”的结果，的确很难说暂停的选择就足够理直气壮。

于“弃婴岛”的不堪重负和暂停试点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其背后真实的缘由又在哪里？客观地评价，这展现出的，依旧是“弃婴岛”对于解决弃婴问题的有限功能。弃婴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话题，它与人心有关，与婚前检查有关，也与整个社会对于遗弃现象的系统救济不成熟有关。而设立“弃婴岛”只是单路径的作为，是具体的暂时的救助举措，如果试图经过孤独的“弃婴岛”举措去解决复杂的弃婴问题，显然力有不逮。如此之下，出现一呼即应的“弃婴岛”试点暂停声音，其实算不得意外。

该如何评价广州暂停“弃婴岛”试点？答案让人纠结，毕竟弃婴接收压力是一种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暂停决定就可以直接地做出。更重要的思索与行动应该是：试点在进行，“弃婴岛”的单独推进在遭遇压力，还该去哪里找寻到更多的解决合力？无论如何，人道的“弃婴岛”试点都理当不惧推进的阵痛，暂停“弃婴岛”试点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试点要拥有这样的推行决心与气魄。生命是无法复制的高贵存在，“弃婴岛”试点的暂停只能催人黯然。

王聃（湖南　　编辑）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分：在运行48天之后，作为广东首个“婴儿安全岛”，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外的“弃婴岛”16日下午起暂停试点。该院院长表示，“‘弃婴岛’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接收弃婴人数短期内急剧增加，仅一个多月市福利院每个班组养护儿童人数，已从原有约50人猛增至最少80多人，最多已近100人，已达到市福利院能够承受的极限。”当晚，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院长也表示，同样在考虑“弃婴岛”是否要继续试点。（3月17日《现代快报》）

广州“弃婴岛”已暂停试点，但我们不得不问：它是否一种最优的选择？事实上，无论是观察者还是参与者本身都曾表示过，“弃婴岛”在设立初期，其接受婴儿数量会呈现出一个增加的过程，之后才会归于平常。从如此角度来说，短期内增加的弃婴数量虽然直接带来了接收压力，可它不意味着这种高压状态会延续下去，福利院面临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小，“达到极限”无法成为暂停试点的理由。

从本质上来说，广州设立“弃婴岛”的举措既然名为试点，就自然会有挫折和阵痛。此刻最令人担忧的，显然是那些此前能够送进“弃婴岛”而今却无法托付的孩子，谁来提供继续的社会性庇护？如果一个以人道之名开始的“弃婴岛”试点，最终却事实上带来了“不人道”的结果，我们的确很难说暂停的选择就足够理直气壮。

弃婴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话题，而设立“弃婴岛”是具体的暂时的救助举措，如果试图经过单一的“弃婴岛”举措去解决复杂的弃婴问题，显然力有不逮。因此，出现一呼即应的“弃婴岛”试点暂停声音，其实算不得意外。

然而，该如何评价广州暂停“弃婴岛”试点，或者只是道一声苛责？回答它让人纠结，毕竟弃婴接收压力是一种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暂停决定就可以直接地做出。更重要的思索与行动应该是：试点在进行，还该去哪里找寻到更多的解决合力？无论如何，人道的“弃婴岛”试点都理当不惧推进的阵痛，暂停“弃婴岛”试点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试点要拥有这样的推行决心与气魄。生命是无法复制的高贵存在，“弃婴岛”试点的暂停只能催人黯然。

□ 王聃（湖南 媒体人）

CFP供图

广州“婴儿安全岛”开放后弃婴剧增、一些外地家长“慕名”前来、出现恶意弃死婴事件，使弃婴岛何去何从成为关注焦点。25日市民政局出台应急措施：将对恶意遗弃情况进行报警，再次引发了争议。

“婴儿安全岛”当初各种美好设想遭遇现实尴尬，显然是高估了一些遗弃者的道德水平。措手不及、不堪重负的民政部门紧急寻找对策，亦属无奈，可以理解，毕竟抚养弃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弃婴多为病婴，不但要吃要喝要人照顾，还要花巨资治疗。对广州而言，还有一个属地原因。福利院接纳能力不足，应付不过来，到头来也影响对弃婴的照顾。这个问题又要怎么解决，堵，还是疏？

堵，就是找“源头”，限制狠心父母弃婴行为。在“婴儿安全岛”周边装视频监控、对恶意遗弃情况进行报警、实行登记制度等等，都是对遗弃者进行道德甚至法律威慑，从而限制、减少弃婴行为。堵，不能说没用，至少对那些处于犹豫状态的准遗弃者是有约束力的。社会是复杂的，对那些实在无力抚养、决心遗弃婴儿的人来说，堵得太死只会害了婴儿。“婴儿安全岛”本来就是用于弃婴救济，因此着眼点、着力点要放在“疏”而非“堵”上。

弃婴抚养、照顾过程中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钱的问题，有钱好办事。那么，钱从何来？靠公共财政一条腿走路，当然走不稳、走不好，社会不缺钱，只要善于盘活，弃婴救助应该不成问题。一是各类慈善基金有大量结余，仅广东红十字会的结余资金就超过8800万元，正在研究怎么花。加上省市各级、各类慈善组织，库存更大。二是福利彩票，过去的一年，整体经济不振，而广东福利彩票全年销售额达到189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55.8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体量巨大，潜力巨大。

那边厢，一些善款处于“沉睡”状态，有的沉睡经年，有钱不知怎么花；这边厢，一些亟须社会救助的人嗷嗷待哺，申领无门。倘若对接渠道畅通，保障有力，弃婴问题就没那么复杂。非但儿童福利院不怕没米下锅，那些身陷困境、意欲弃婴的父母，如能获得及时的、有力的社会救助，他们也可能打消遗弃亲生骨肉的念头。

至于属地问题，则需要更高层次的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出现外地父母“慕名”前来弃婴，是一个始料不及的现象，对属地管理的救助模式也是一个挑战。财权上移，事权下移，地方政府承担了与财权不相当的事权，基本的公共服务已经让许多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如果非户籍人口也来蹭公共服务，让地方情何以堪。财政转移支付如能更给力，问题就好办多了，譬如抚养一个弃婴上级财政拨多少钱，地方的表情也就没那么痛苦。

对于弃婴，还有一个关联因素不能不提：婚检与孕检。按市社会福利院统计，“婴儿安全岛”开放十天内接收的33名弃婴全部身患重病。如果有严格的婚检、孕检，许多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此外，坐实大病医保，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缓解病儿家长的负担与焦虑，降低他们将病儿遗弃的可能。多管齐下，才能有效化解弃婴这个社会问题。

日前，一名女婴被家人遗弃在广州市社会福利院婴儿安全岛门口，后被发现已不幸夭折。虽然事后女婴的父亲辩称孩子放在安全岛门口时还活着，但警方目前已将其父刑拘。而这一事件也让婴儿安全岛再次成为争议性话题。

对于认为婴儿安全岛是纵容弃婴行为的反对者来说，这一不幸事件是其所持观点的现实例证。支持者则会视此事为一个个案，同时以新生重疾婴儿及其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再度阐释安全岛所处的社会背景，重申其在挽救生命层面的更大意义。事实上，这也是对前期讨论的延续，就观点本身来说没有太多的变化。

在我看来，这场持续已久，又藉由个别事件再引争议的婴儿安全问题，无外乎一个核心问题，即安全岛对保障婴儿权利来说是有害还是有利。但从目前来看，个中观点，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往往都没有紧紧抓住安全岛本身。

现在很多讨论集中在安全岛会不会“引导”更多人弃婴，这个问题成不成立呢？从最早设立婴儿安全岛的石家庄市统计的数据来看，安全岛建立以后并没有出现弃婴行为的明显增多，反倒是弃婴成活率有了显著提升。而从常识来判断，父母走到弃婴这一步，而且是慎重地把孩子送到婴儿安全岛，一定有这个家庭自己的原因，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这决定了弃婴既迫不得已，又不可杜绝。各方面条件允许者不会弃婴，弃婴者往往有各种苦衷，因此，大部分时候，弃婴源于自发而非引导，出于此原由的反对难说成立。建立安全岛更大程度上确实是为婴儿支起了一把保护伞。这也是很多国家排除众议建安全岛的原因。

不过，对于婴儿安全岛支持者停留在意义性上的立论，我认为同样不得要领。以保护婴儿生命权、健康权为要义的安全岛，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设置，它意味着一整套与之相配合的机制。此项机制上至法律、下至具体的责任承担主体、最终与哪一方建立“新”的监护关系的问题。现在我们引述国外有关安全岛的例证时，只提到了他们有过争议却坚持推行，表达安全岛的必要性，至多附属陈述一下各国有什么做法，最终多半为了与当下安全岛之争做一个横向比较。其中一个关键问题被忽略掉了，即他们在建立婴儿安全岛的同时，还设立了对应的法案，如美国的“安全港法案”。

回顾此前的安全岛之争，其有没有与刑法相违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民政部表示这项机制与刑法并行不悖，但这种所谓抛却硬套法条，兼顾“情与法”的思路在法律层面不能说没有问题。即使以刑法的遗弃罪让所有弃婴者入刑不合理、不可行，从法理上来说，父母负有绝对扶养义务的认知，在国内亦是通说。也就是说，就算安全岛于幼小生命来说有着重大意义，流程上也应该是先确立相关法律，不致现行政策与上位法明显冲突才是，而不是先试行后立法，法律还在起草中。虽说这种做法在国内不能说特殊，站在人情的角度，它或许可以更早地进入社会，挽救更多生命，但从长远来看，除了又一次曲线实践规则，其制度上的弊端，诸多不完善条款带来的问题都会在后续呈现。

2月23日，关注度很高的广州“婴儿安全岛”出现了首例死婴。24日，经过警方追踪调查，遗弃死婴的父母已经找到，涉嫌弃“死婴”父亲被刑拘。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广州福利院“婴儿安全岛”旁装摄像头监控违法弃婴，并明确只接受不满一岁婴儿。（2月25日《广州日报》）

人们对弃婴岛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它是起到了挽救婴儿生命于危难之际的作用，还是鼓励了遗弃行为。这就需要社会对利弊进行权衡和取舍。而生命至上原则显然最应为人们所尊崇。因此，作为对生命的一种特殊救助方式，弃婴岛的存在，体现了人们呵护幼小生命的善良，应该加以推广。

但是，在生命至上的基础上，也要解决好一些道德和法律难题，比如遗弃婴儿行为有构成遗弃罪的嫌疑，工作人员岂能看着违法行为在眼皮子底下发生？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给予遗弃行为一些“不被觉察”的模糊空间。事实上，各地弃婴岛采取延时警报措施，只有当遗弃者离开后，警报才响起，这样的做法，正是为了回避面对违法行为的尴尬。

弃婴岛离不开一定的模糊空间，倘若把事情都搞得清清楚楚，则弃婴岛几无存在的空间。比如，当装上了摄像头时，“人赃俱获”的遗弃行为就得追究，而只接受不满一岁的婴儿，显然无法把一岁以下的遗弃行为合法化。因为只要认真起来，不管满不满一岁，任何遗弃行为都得追责，假如保持如此清晰的“一岁红线”运作方式，那么弃婴岛在明察秋毫的弃婴资格分辨中，很难过得了法律这一关，生命至上的良好初衷或许将无以实现。

但另一方面，模糊空间又容易掩盖恶意的违法行为，比如这位父亲涉嫌遗弃“死婴”，就可能踩过了红线。此外，广州市还出现过机械性暴力死亡的婴儿被遗弃的案例。这就说明，弃婴岛周围的模糊空间，并非越大越好。究竟保留多大程度的模糊才合适，需要仔细思量，既不能纵容犯罪，又不能动摇弃婴岛的存在根基，而这个分寸把握，的确有难度。

因此，面对弃婴岛，工作人员要灵活掌握，可以闭眼时则闭眼，但该睁眼时就得睁眼。弃婴岛需要一定的模糊空间，但也不能在迷雾当中失去方向。具体到此次涉嫌遗弃“死婴”事件，可能到了该法律睁大双眼的时候；至于被逼无奈的其他一些遗弃，还是给予其相对的模糊空间好。如果清晰地记录所有遗弃行迹，使每一例遗弃都有据可查，那么弃婴岛还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毕竟，这是挽救生命而不是在打击犯罪。

罗志华 （医生）

自从广州市设立首个“弃婴安全岛”，在15天内就接收了79名弃婴。无需争议“弃婴岛”是否纵容了遗弃行为，这种争议其实恰恰反证了弃婴岛的作用。

在警方的通报中说明，一名将孩子抛弃在“婴儿安全岛”门口的男子是孩子的父亲，他遗弃婴儿的原因是孩子先天畸形，且患有疾病，他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弃婴多有病残说明构建全民社保等制度、大病救助机制和健全的社会救济体系迫在眉睫。

然而探讨弃婴现象，不能不回到原点。数年前有关部门废除了实行多年的强制婚检，虽然尊重了公民意愿和权益，但也带来了新生儿缺陷率升高等社会问题。众所周知，胎儿一旦患了先天疾病和残疾，出生后孩子忍受病痛折磨不说，父母也承受着沉重的经济、精神压力和负担。当因病返贫倾家荡产，亲情和关爱也显得无助或苍白。政府提供计生和免疫接种等服务，体现了一种公益性的回归。除了尽快恢复免费婚检，公民积极配合也是情理之中，优生优育关系到家庭幸福，及时的婚检既是对社会负责，更是对自己和孩子负责。否则，新生儿缺陷率畸高降不下来，还将加重社会负担。

袁斗成（广东 职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