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下面这个标题，你很容易立刻血脉贲张充满愤怒，并且忍不住去痛骂，《江苏睢宁给个人信用评级 被指发放“良民证”》 ——竟然给老百姓发放“良民证”！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良民证”，是当年日本侵华时汪伪政府对中国老百姓进行身份管理所推行的身份证明，听日本人话的就叫良民。中国人对这种见证着侵略史的“良民证”深恶痛绝，地方政府竟然也发“良民证”，脑残到极致了吧。

且慢愤怒和批判，不要被媒体耸人听闻的标题党牵着鼻子走。细看一下新闻和分析下相关背景资料就会明白，根本与“良民证”毫无关系，而是媒体设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稻草人。江苏睢宁率先在全国进行建设信用体系的试点，对大众进行信用评级，依据一些信用信息进行评级打分，打造征信系统。比如，大到违法乱纪，小到拖欠信用卡水电费，都会被扣分，而见义勇为则会加分，涵盖了公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据报道，这套体系实施之后，居民诚 信意识明显提高，社会风气也有很大好转，有12家建筑企业因诚信问题被驱逐出本地市场。媒体贴的标签真是翻云覆雨，如果称这个规定为引导公众做“诚信公民”，那是褒义词，是大好事；可如果换个词说成“良民证”，则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了。慎用标签和话语，避免歪曲和误导，体现着媒体的社会责任感。

在这个只看标题不读内容的浅阅读时代，媒体报道时尤其需要慎用标签。媒体使用“良民证”这个说法也许只是类比，看了完整的报道会有理性的判断。但很多网友看到这个刺激性的标题立马就火冒三丈了，顺着这个标签所预设的愤怒情绪去对这个想像出的风车进行“战斗”，对着这个稻草人去群殴，根本没有耐心去看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官民舆论场上的对抗，很多时候其实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而都源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标签战”，媒体给某个政府行为贴上一个人人喊打的标签，然后就只有质疑、攻击和群殴，而没有互信和沟通了。

征信系统与“良民证”有着本质的不同。“良民证”是为了以身份的管理对百姓进行分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听话的顺从的就发良民证，否则就是要受到打压和驱逐的刁民、劣民。而征信系统虽然也对百姓的信用等级进行分级，但这种分级并不是管人，不是以“良民”的标签让老百姓“听政府的话”，而是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信用评价。

比如，据新华网报道，睢宁居民赵华告诉记者一个故事：“上次想买一个门面房，有人告诉我可以申请查一下对方的诚信度。一查发现卖方上一年只是Ｃ级，和家人商量后放弃了购买，后来听说那个门面房交易果然起了纠纷。”政府提供的征信系统，只是一种参考，并没有强制性。如果银行贷款时看到信用等级差的客户，仍然贷款了，这是银行自己的事。就像学生在一所大学读书，学校会给出一个成绩单，供用人单位在聘用求职者时参考，根本无关“良民证”。

当然，地方政府在建设征信系统时，也应该充分听取民意，不能因为“初衷是为建立信用系统”，就可以随意将某种信息纳入征信系统。这个系统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是“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要被扣分，而招商引资会被加分，让公众觉得其中掺杂了过多政府私利。四年前这个系统引发争议后，当地政府听取民意作了调整，剔除了一些信息。媒体、公众和官方应该在良性互动中让这个先行探索的系统更完善，而不是贴上“良民证”的污名标签而一棒子打死。这种树个稻草人然后对其狂殴的标签化报道，只会让地方政府感觉吃力不讨好、做事反挨骂，吓得他们只敢墨守陈规而不敢改革创新。

【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屡屡人为抬高本国金融机构的评级，打压他国金融机构乃至整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为美国资本通吃世界金融市场开路。依今日中国金融资本实力，我们有理由、有责任联合亚太各国，努力打破信用评级的“美式垄断”格局。】

由世界信用评级集团主办的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北京举行，论坛讨论了在亚洲推动新型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

亚洲尤其是亚太地区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亟待构建满足资本跨国流动需求的信用评级体系和属于亚洲的权威评级机构，以为本地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东盟第十六次领导人峰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建设亚洲信用评级体系的构想，本次亚洲信用体系建设论坛讨论建立亚洲新型信用评级体系，正是为落实“中国倡议”而顺势推出的步骤之一。

认知本次论坛的重要意义，可从信用评级业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谈起。信用评级是通过对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偿还风险进行评估，来引导和影响国际金融资本投资流向，进而左右金融资产定价权的特殊中介服务。如果评级不公正，将直接影响一国信贷市场汇率利率形成，左右一国股市人为波动频率和幅度。一旦某国的信用评级被国际评级机构人为压低，将立马对该国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并影响该国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由此对该国造成的经济和金融损害往往刻骨铭心。信用评级在一国金融体系中起到的“压舱石”作用，是维护一国金融安全的关键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权地位。

眼下，国际信用评级市场被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所垄断。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通常操作套路是，人为抬高本国金融机构的评级，打压他国金融机构乃至整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为美国资本通吃世界金融市场开路。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玩弄信用评级的双重标准，制造了大量“冤案”，如1997年穆迪对日本四大券商之一的山一证券降级，直接导致其因股价狂跌倒闭，旋即山一证券被美国美林公司以极低价格并吞，并成功杀入日本股市。1997年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联手对亚洲金融危机“火上浇油”，相继人为调低泰、马、韩三国之国家信用评级，令三国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美国三大评级机构长期故意高估华尔街投行及金融衍生产品的信用等级，实为重要诱因之一。紧接着，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借机打压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信用评级，引爆欧债危机，极不厚道地将美元危机转嫁为欧元危机。世界各国包括整个欧盟成员国，提到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皆气不打一处来，但无奈的是，无论是欧洲、亚洲、拉美及其他世界经济体，因内部意见难以统一，迄今未能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的信用评级体系。

中国同样吃过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哑巴亏”。2003年起我国有13家中资银行谋求海外上市，标准普尔将13家银行全部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级”，为国际资本低价收购中资银行资产大开方便之门。据事后公开披露的数据，2006年境外投资者（以美资为主）在我国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一次性大赚7500亿元。如此这般，连世界银行都看不下去，在2007年5月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非出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的资产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境外战略投资者在中国金融股身上轻易享用暴利。

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开始探索培育信用评级机构，时至今日，国内排名前四的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国际外，其余三家皆被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所控股。如果说，造成如此被动局面的历史原因是中国金融资本力量不够强大，导致金融资产定价权旁落，那么依今日中国金融资本实力，我们有理由、有责任联合亚太各国，努力打破信用评级的“美式垄断”格局。由是，本次论坛及日后的其他努力就具有了持续的现实意义。

当然，美式信用评级垄断不是一天形成的，要打破它注定将路途漫漫，但我们的努力必须持之以恒。

感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不讲信用了，是个老生常谈，同时也是常谈常新的话题。因为总会有各种奇葩实例不断拓展着人们对于“不讲信用”的理解。但是怎么解决确实一直没见到卓有成效的办法，在这方面，“办法总比问题多”的经验论似乎失灵了。

但在江苏睢宁，对当地居民的信用考核却已经持续了四年。据新华社报道，睢宁的个人信用信息基本分值为1000分，包括商业服务信用信息150分、社会服务信用信息120分、社会管理信用信息530分、社会信用特别信息200分，此外还有一些加减分事项。诸如计划生育、城管管理等记录最高分值为35分/次，而在家庭道德、交通违法等社会问题方面，分值都达到了50分/次，围堵党政机关、闹访、缠访的将被制裁，利用网络、短信诬告、诽谤他人的扣100分，和刑事犯罪同等待遇。党员干部们收到“党内严重警告”仅每次扣30分。而“招商引资”则会带来加分。根据分值，睢宁的114万市民被划分为A、B、C、D四级信用等级，A级可以享受一些优待，D级则会处处受限。

新华社的报道展示了这套系统的运行现状：好处是在总体上体现出了“守信受益、失信受限”的治理效果，“社会风气也有很大好转”；争议则在于三六九等的划分影响了公民权利，有“良民证”的嫌疑。

如果去掉“良民证”这种字眼带来的情感不适，就事论事地分析睢宁的做法，某些地方就让人看不明白。把公民个人信用跟交通违章、拖欠欠款联系起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信用跟“招商引资”有什么关系？明明是政府的责任，却移花接木转嫁到每个公民头上，不仅有失公平，更有假公济私之嫌。由是观之，大抵当地并没有厘清“信用”的内涵和外延，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口袋”，将社会生活和日常管理中的问题一股脑都塞了进去。

这样一来，虽然对于管理者来说确实方便了，等于在方方面面扼住了他人的咽喉，但对于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其作用是正向还是负向，却是有待商榷。毕竟这样眉毛胡子一把抓，让对信用体系原本就一头雾水的百姓更加困惑。当朴素的说话算数、言出必践和维护社会稳定等高深莫测的事项放在一起时，到底什么是信用？信用体系的建立，应该是为了增加社会的良性运转，增进百姓的福祉，作为管理者的政府部门更是应该率先垂范，主动成为信用监督的对象，而非像现在这样，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个人信用信息反映了公民的信用状况，可以用来对公民信用作出全面的判断，其中的不良信用记录可作为法定范围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依据，但这必须限于现有的法定范围，超出法定范围限制公民的权利，就是对公民信用信息的误用滥用，有权力越位或行政违法之嫌。

江苏睢宁县居民张某这些天比较郁闷，他查到自己今年有2次闯红灯记录，“罚钱是小事，关键是要被扣信用分了。”睢宁县2010年起全面启用大众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大到违法乱纪，小到拖欠信用卡水电费，都会在这个系统中显示出来。114万市民每年根据分数被划为A、B、C、D四个信用等级，最高的A级可以享受一些优待，D级则会处处受限。

像张某这样因闯红灯被扣信用分，由此可能在个人贷款、入学就业、资格审查、申请社会救助等方面受到限制，在睢宁县几乎成为人所共知的“罚则”。按照当地政府的说法，推行全覆盖式的大众信用管理制度，就是要让良好信用行为人受到优待，让不良信用行为人受到制约，形成“一处守信，处处受益；一处失信，处处制约”的社会共识，以此提高公民文明素质，促进社会风气好转。这种做法的出发点固然不错，也取得了一些颇受百姓认同的效果，但是，在建设法治文明的今天，政府的任何施政行为，特别是直接针对公民权利的施政行为，都必须经受合法性的考验。如果一种施政行为明显背离了法治的原则，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良好的初衷和看似积极的效果，也属于权力的越位或错位，甚至涉嫌行政违法。

睢宁县大众信用信息管理系统涵盖的内容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人征信内容，如银行还贷记录、信用消费记录、水电气缴费记录等；第二类是一些违法行为，如交通违章行为、治安违法行为；第三类是一些不文明行为或不道德行为。目前条件下，第一类信用行为原本已纳入由金融机构掌握的征信系统之中，公民若有这类不良信用记录，将在个人贷款、信用消费等方面受到相应的限制，无需政府在此之外施加其他限制。同样，公民如果有交通违章、治安违法等行为，按照现有法律法规须受到相应的处罚，无需政府另行施加限制或作处罚。第三类不良信用行为大多属于公民教养或道德层面的问题，一般予以教育、规劝、舆论谴责即可，政府如果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制裁，显然是过于严苛了。

必须看到，那些被当地政府用来对不良信用行为人施加限制的事项，如政审类考察、资格审查、执照审核、社会救助等，它们本身都自有相应的评判和审核标准，有的还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标准。这些事项与公民权利的行使或救济密切相关，政府如果在原有标准之外附加新的标准，在法定门槛之上擅自抬高门槛，就是给公民行使权利、获得救助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将造成公民权利受损和流失。一个公民申请教师资格、律师执业资格，或者申请工商营业执照、申请低保救助，如果他符合法定的申请条件，他的申请就应当得到核准，他的权利就应当得到保障；如果他有过水电气欠费记录或交通违法记录，在依法依规受到相应处理处罚之后，有关部门仍揪住他的这些不良信用记录不放，以此限制或否决他申请资格、执照或救助，这就是典型的一事二罚、法外施罚，构成了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和剥夺。

个人信用信息反映了公民的信用状况，可以用来对公民信用作出全面的判断，其中的不良信用记录可作为法定范围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依据，但这必须限于现有的法定范围，超出法定范围限制公民的权利，就是对公民信用信息的误用滥用，有权力越位或行政违法之嫌。政府权力缺乏监督制约，一不小心就露出权力越位或违法行政的“尾巴”，睢宁县推行大众信用管理出现的问题再次警醒我们，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综合改革，强化对政府权力的规范和监督，依法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与救济，任重道远而未有穷期。

本报评论员 潘洪其

【要让睢宁模式摆脱四不像的尴尬，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做一个清晰的切割，在“现代社会信用系统”和“传统的政府治理”两套逻辑间做一个拆分。】

将114万市民划分为A、B、C、D四级信用等级，A级可以享受一些优待，D级则会处处受限——这就是江苏睢宁县探索了4年的社会信用体系。新华社的最新报道展示了这套系统的运行现状：好处是在总体上体现出了“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治理效果，“社会的风气也有很大好转”；争议则在于三六九等的划分影响了公民权利，有“良民证”的嫌疑。

运转良好且有约束力的社会信用系统，一定意义上讲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公共治理的理想，睢宁的探索其实就表达了这个理想。遗憾的是，建构这个系统所需要的多个支点，比如良好的法制环境、成熟的社会自治、明确的公权与私权关系、群己关系，都是目前中国社会所欠缺的，睢宁的尴尬也正是这种欠缺的体现。

作为一个政府主导、政府评价的信用系统，睢宁的信用评级最大的特征就是混合性。减分项既有“闯红灯”“拖欠信用卡”等一般意义上的信用评价，也有上访、闹访、告状、“围堵冲击党政机关”等带有维稳性质的条款；奖励措施既有就业、低保、资质审核等社会权益的优待，也有入党、提干优先等政治性待遇。将维稳与信用评价结合起来，将政治待遇与公共权益结合起来，这等于在睢宁的社会信用系统上打上了“中国式”标记，让人们很难以单纯的眼光看待它。

曾有报道说睢宁的征信系统借鉴了美国的FICO信用分制度，但显然经过了本土化改造。其实，从系统运行4年的反馈中可以明显看出，起到了移风易俗作用的只是这个借鉴的部分，而广受诟病的恰恰是这个“改造”。这也意味着，要让睢宁模式摆脱四不像的尴尬，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做一个清晰的切割，在“现代社会信用系统”和“传统的政府治理”两套逻辑间做一个拆分。

一方面，信用打分权力应交给第三方评估单位或公共机构，政府不再扮演主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评分内容也应回归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用范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政府的维稳意志不应该由这个系统贯彻，而体制内晋升、奖励规则更不该扩大到整个社会范围内。

面对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睢宁县方面将现在的困难归结为“小环境与大环境脱节”“没有更高层面的制度保障”。实际上，更高层面的建议不是没有，两年前全国两会就有政协委员提出要建公民诚信档案，结果遭遇了民间舆论一边倒的倒彩，原因就在于有维稳、道德绑架、钳制民口之可能。现在看来，相比起诚信体系覆盖的“规模性”，其单纯性、纯粹性恐怕要更重要；相比起建立更高层级的信用管理平台，政府弄清楚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和位置更重要。

睢宁曾为政府主导的诚信体制付出过巨大心血，现在不妨试着在“去政府化”上做更多努力，这更有勇气也更有意义。

【信用体系应当服务于市场，服务于增加社会福祉的目的，而不能成为地方政府强化社会控制的手段；要依法征信，不能由“长官意志”说了算。】

据新华社报道，江苏睢宁县在国内首创大众信用管理打分评级系统，自2010年开始全面推行大众信用信息分值，全市114万人每年根据分数被划为四个信用等级，然后享受不同“社会待遇”，比如A级者在入学、就业、低保、社会救助等方面优先照顾。

近年来诚信问题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睢宁探索这样一个评级系统，初衷无可厚非，也获得当地一些民众的支持。目前的主要争议在于，当地政府主导的这个信用评级系统设置是否科学，能不能做到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至少有部分条款是值得怀疑的。比如，扣分比较多的几种行为：“围堵冲击党政机关、企业、工地、缠访、闹访”，“利用网络、短信诬告他人”，虽然从字面看，“缠访”“闹访”“诬告”等有违法之嫌，但如专家所担心的，这会不会对正常的上访、网络举报都形成威慑？上访、举报是公民合法权利，显然不该为此被扣不诚信的帽子。

再如，“招商引资”竟然是一个信用加分项目，且不说招商和公民信用有什么关系，从公平角度来说也不合理。普通民众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机会，更像是为公务人员量身打造。而信用总分是和“社会待遇”挂钩的，有人为制造“官民差距”之嫌。

建公民信用系统，一个总的原则应是以服务于市场，服务于增加社会福祉为目的，而不能成为政府强化社会控制的手段。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依法征信，不能由“长官意志”说了算。睢宁的做法在这两个方面，显然会引来人们的质疑。

针对这些问题，有人主张政府应最终退出信用体系建设，改由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作为信用建设主体，这其实是一个信用体系建设模式选择问题。各国信用体系建设大致有两种模式，即欧洲的政府主导模式和美国的商业化模式。可见由政府主导信用体系建设，也并无不可，至少可以由政府发端与引路。问题的关键还是，社会信用的内涵是什么，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指标体系进行信用评价。

此前有媒体报道，国家信用体系也正在建设之中。根据规划，社会信用将覆盖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领域。但具体的指标体系设计，还是应当多方参与、公开讨论，以寻求共识。

睢宁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案例。比如，是否有必要将各种不同领域与性质的信用信息统统数字化，弄出一个总评分，从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毕竟信用体系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用”，用户看重哪些信用指标，应由用户根据行业特点和特定目的灵活选择。

而政府部门根据信用来给予不同“社会待遇”，也未必合理，如果所涉待遇属于人们的合法权利，政府更无权力按等分配，更不能以信用分之名随意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