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市场运作,一直是学界感兴趣话题。
有研究者曾做过一个实验,让英裔孩子与亚裔孩子玩拼单词游戏。实验把孩子们随意分成三组。对第一组孩子,任由他们自己选择不同颜色的彩笔,任由他们把给定的6个字母拼写成不同类别的单词。对第二组孩子,老师对他们提出要求,只能用蓝色彩笔作答,并且只能拼成某一类词组。对第三组孩子,老师对他们的要求同于第二组,但同时对孩子们说:“这是你们的母亲希望你们这样做的。”而实际上,孩子们的母亲并没有参与游戏。
结果非常有意思:允许自己自由选择彩笔和单词类别的英裔孩子,拼出的单词量是老师替他们作出选择时的4倍,是“母亲”替他们作出选择时的2.5倍;而亚裔孩子在被告知“母亲希望你这样做”时,拼出的单词量是自由选择时的1.3倍,是老师为他们作主时的2倍。
更有意思的是,实验者观察到,英裔孩子听说他们的母亲参与了游戏并为他们作主时,表现出尴尬甚至反感的情绪,有孩子甚至拒绝“被作主”;而比较之下,亚裔孩子听说母亲在,都表露出欣喜情绪。一位日本孩子在得知母亲已为他作出选择,在游戏结束后甚至主动对老师说:“能否告诉我妈妈,我已经按她的要求做了!”
通过这一实验,研究者认识到了文化的力量。不同文化背景对行为的影响非常深刻且与生俱来。相比较而言,欧美文化更强调自主选择,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亚洲文化却更重视社群关系,认为个人价值体现在让周围的人认可或高兴。
商务专家对花旗集团遍布世界93个国家的业务网点进行了研究,以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员工如何看待其工作环境。员工们首先被要求填写一个表格,说明他们所认为的在工作中选择权的多少。调查发现,亚洲区员工认为选择权最小,拉美籍其次,欧美员工则认为选择权最大。研究的第二步,让员工填写对工作环境满意度。结果竟然是,大多数欧美员工认为他们拥有更多选择权时,其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更高;而亚裔员工当认为工作越是由上司决定的多时,对工作环境的满意度则更高。
商务专家这一研究成果其实与前述实验可以相互印证:东方文化背景下,更认同社群文化的员工,也更愿意“被领导”,努力工作直接目的是符合领导的意图;而西方文化背景下,更认同个人主义的员工,更愿意自我决策,努力工作的直接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
社会学家从上述一个实验和一个研究中则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社会强调法治,恰是与个人主义文化大背景相适应:因为每个人都愿意自我选择,因而也必须自负其责;而东方社会更习惯人治与德治,也恰是与社群文化大背景一致:东方人的确习惯生活在社群中间,更习惯生活秩序从小被父母、上学被老师、上班被上司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正因为东方人强调“被安排”好,因此,东方文化对于有权力去“安排”别人的人,赋予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尤其是老师与官员,必须是社会的道德楷模。
如何对待不同的文化?当各种文化在相互隔离的环境中成长时,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当不同文化“邂逅”时,我们往往生出对待不同文化的“分别心”,认为某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
一旦有了这种“分别心”,事情往往会变得很复杂。一位印度裔美国著名学者就曾撰文写道,在英国,由于尼克·里森的非法操作,致使巴林银行陷入破产困境,但媒体只会谴责“流氓经理人”;而在日本和中国,任何一个社会事件,都会导致媒体大规模检讨“制度与体制弊端”。这恰恰反映了西方文化个人主义与东方文化集体主义的不同。但吊诡的是,那些主张检讨“制度与体制弊端”的东方知识分子,却强调自己对西方文化的认同。这就是“文化冲突”所导致的“思想分裂”。
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当任何一种文化想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并力图征服另一种文化时,文化的力量就可能转化为国家或群体之间的对抗,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就产生了。这大概是今天世界之所以陷入动荡与纷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还是要回到一种简单的看法:文化并无高下之分。东方文化尽管可能在某些人眼中抑制了创新,但正因其常把群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才维系了东方文明数千年绵绵不绝,这是强调个人至上的西方文明所无法企及的。即使是从纯粹的个人主义出发,因为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人对于生活环境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已经与文化水乳交融了,所以,无所谓哪种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生活得更幸福一些。
不同文化之间当然需要相互交流和吸纳,但这只能是一个自然演进而非强加与强迫的过程。惟其如此,无论是知识人的内心,还是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才会更加和谐。
卢周来(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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