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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山阳县一矿区山体滑坡事故余波未平,天津滨海新区又发生危险品仓库剧烈爆炸事故,共造成过百人失踪、死亡,数百人受伤,财产损失巨大,代价极其惨重。以各地正在开展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为契机,认真查找安全生产领域不严不实问题,是严防悲剧再次发生的紧要任务。

尽管两起事故的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但两起事故的安全责任,已经引起不少人质疑:山阳县山体滑坡事故发生时,当地并无明显降雨过程,日积月累的采矿行为会不会是事故“祸根”?天津仓库爆炸事故中,企业的危险品储存是否合理、监管是否落到了实处?

安全是企业生产的重中之重,安全生产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而诸多事故背后,最应该被重视的环节往往被监管部门、企业负责人忽视,监管嫌麻烦、图省事,或是为了发展经济见项目就上,对企业该管的不管、该查的不查、该严的不严。一些企业基于利益驱动,漠视法律法规,对工人既缺乏培训又缺乏防护,或是发现问题该整改的不整改,该关停的照样生产,如此种种,都是酿成悲剧的重要隐患。

每一起事故都是一记沉痛的警钟:忽视安全、违规操作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当前,各地正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必须把“三严三实”要求贯彻到各领域、各环节、各层次。

再严密的程序、再严格的制度,最终都要靠人来执行。紧紧抓住人这一关键因素,不断强化各个层面的安全责任意识,真正将“三严三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安全生产才会有保障,悲剧才不会重复上演。

8月12日晚上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码头仓库的一声震天巨响,让许多国人彻夜难眠,也让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与城市安全紧密关联在一起,再次警示国内化工厂、危险品仓储基地在规划布局、安全保障等方面存在的沉重隐患。

发生爆炸的仓库属于天津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据介绍,该公司是天津危险品货物集装箱业务的大型中转、集散中心,有两个危险品库房和中转库房。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当晚共发生两次爆炸,较大的第二次爆炸相当于21吨TNT。也就是说,该公司危品库房就像埋在当地的一颗超级炸弹。

但我们看到,这些危品库房周围却有不少居民小区。据悉,爆炸点南边不到700米是万科清水港湾,紧挨着的还有万科海港城、启航嘉园,西侧不到1公里是天滨公寓。这些住宅小区在这次爆炸中受到强烈冲击,不少居民受伤,许多楼层玻璃被震碎、门窗震坏,“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味道”。

居民区与危险品仓库挨得那么近,合理吗?附近居民对此是否知情?特别是,其中一些明显是商业地产项目,开发商买地盖楼时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有,监管部门平时是否对此有所防范,采取过哪些措施?这一连串问题,仍有待于有关部门解答。让人无语的是,在13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及危险品距离居民区应该多远时,台上的发言人竟然回答不出。

根据相关规定,大中型危险化学品仓库应与周围公共建筑物、交通干线(公路、铁路、水路)、工矿企业等距离至少保持1000米。且不说这一规定是否合理,从当地居民小区与仓库直线距离看,该规定根本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据介绍,天津滨海新区是国内最大的炼化一体化基地之一和华北地区最大的炼油及深加工基地。前些年就有媒体披露“渤海湾遭遇化工厂围港”,质疑当地危险化工品项目过于密集。从整体布局看,相关区域内化工厂、居民区和学校呈互相交错格局。由此可见,当地在项目规划和审批上是多么糟糕。

目前,天津码头爆炸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与破坏仍无法全面统计,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也暂时难以下定论。但从这起悲剧中必须认识到,化工厂、危险品基地在规划中应与居民区隔开,应设立安全缓冲区。对已完工项目,应设法“亡羊补牢”,对审批中的项目,应把这当作不可跨越的红线。当设立安全缓冲区成为化工厂、危险品基地的标配,才能更有效防范事故扩大化。

最近有几则让人心情沉重的新闻:8月9日,中国传媒大学女研究生周某外出拍戏,遭同级同学李某强奸未遂后杀害,李某的动机仅是“想找个无辜的人发泄一下”;12日深夜,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一危险品仓库突然爆炸,截至13日19时已造成5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3日中午,一男子在北京三里屯优衣库附近无故持刀砍杀路人,造成一死一伤,作案动机疑似“想报复社会”……

这些无法预知的事故,一次次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尤其不同于以往的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很多事故现场照片、视频以及网友议论,都能通过手机迅速传遍网络。这种信息传播新模式,强化和放大了一种虚拟而逼真的“在场感”,也让很多人对身边的风险产生了担忧: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还安不安全?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避免“死于非命”?以后人多的地方还能去吗?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人确实生活在一个风险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当中。那些让人们感到焦虑和恐慌的风险,有的属于自然灾害、生态灾难等“外部风险”,有的则属于社会治安冲突、战争威胁、经济崩溃等“人为风险”。无论是哪种潜在的风险,都让每个人的财富和生命安全充满了更多不确定性。

事实上,在很多负面新闻发生之后,总有人会不自觉地进行自我代入。这种“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一两起个案而草木皆兵,无疑有些过虑。毕竟,能够成为“重大新闻”的通常都属于小概率事件,我们不可能上街就遇到歹徒行凶、坐公交就遇到爆炸事故、乘个电梯也会丢了性命。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处处都是“陷阱”,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会平安地度过一生。

不过不能否认,有些安全风险应该是可以防范甚至避免的,而且社会的不确定因素越少,民众的安全感就越多,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会更高。在防范社会风险方面,政府、媒体和个人都有提升应对能力的空间。

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部门,在保障民众安全感上应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普通公众所感知的安全风险,主要与安全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建筑质量事故、社会治安事件、城市能否抵御自然灾害等有关,而这些领域的问题,正是公共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理应守土有责,努力做好、做实、做细自己分内之事,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监管机制、危机事件应对体系,会让民众生活得更踏实。

信息时代,媒体是公众感知社会的重要媒介,媒体也理应承担减少不确定性、增加社会安全感的责任。尤其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信息传播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化,真真假假、鱼龙混杂的信息比较多,更需要媒体真正能成为社会稳定器。比如,在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媒体要及时发布信息,减少信息盲区,帮助公众作出理性判断;要坚持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不传播虚假信息,不刻意渲染和夸大社会风险。

当然,安全感由心而生,公众也要提高自身修为。每个人都是防范和处置公共事件的参与者,一方面要有基本的危机判断、避灾避险和自救能力;另一方面也要保持理性,不盲目放大个案的风险。尤其在新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自媒体”,是一个能迅速向外传播新闻的信息源,所以无论在何时,对于一些容易引起恐慌的信息,有必要在传播之前先细心求证一番,如果不确定不妨让其“沉淀”一下。毕竟,有时你的随手一转,就可能引发一场人人恐慌的“蝴蝶效应”。

公众是否有安全感,是衡量一个社会治理水平的晴雨表,也是检验社会幸福指数的重要标准。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少一些,民众的安全感就更多一些。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突发期,有关各方应该防范一些影响人心稳定的安全事故,更应该及时从源头调节各种矛盾和冲突,让每个人都能安安心心地过好自己的生活。

天津滨海新区事故现场(图片来源:新华网)

8月12日晚,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据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官微消息:截至13日21时,此次爆炸事故共造成50人死亡,其中消防人员17人;住院治疗701人,其中重症伤员70人。

正视爆炸带来的安全感危机

新京报社论

天津市塘沽滨海开发区特殊化学品堆场发生的大爆炸举国震惊,令人痛惜。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罹难者的寻找和受伤者的救助正在进行中。关于天津塘沽爆炸的相关讯息,成为民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那些愤怒、追责诘问的,还是感动、抹泪合十祈福的,人们既有着对受害者和罹难者的怜悯与同情,也有着对自身安危的关切。通常地,在一次灾难或者灾祸发生后,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进行情境代入:我会遭遇这种厄运吗?

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机制,这次天津塘沽爆炸事故发生后,人们的恐慌和焦虑相比此前的几次灾难或灾祸事件,显得更为普遍和强烈。几个月前的内河沉船,人们静静地为罹难者悼念、祈福;几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人们也是静静地为罹难者悼念、祈福。

其实,稍微检索一下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化工厂相关爆炸新闻:2015年4月21日,江苏南京扬子石化厂发生爆炸;2015年5月25日,江西赣州泰普化工厂发生爆炸;2015年7月16日,山东日照石大科技石化公司发生爆炸;2015年8月12日,天津塘沽滨海开发区发生爆炸……

短短四个多月,加上这次的天津塘沽爆炸,已经有了至少5次化工厂爆炸事件。危化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叠加效应,加剧着公众对城市安全的焦虑。而多年来,各地因为在城区附近兴建化工项目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政府和专家们信誓旦旦地承诺和保证所兴建的化工项目绝对安全。可是,如此密集的数月多起化工厂的爆炸事件,让人们为安全感愈加焦虑。

不只是危化品爆炸,还有电梯“吃人”、自来水危机等,都会引燃个体的安全焦虑。因为对生活在城市的个体来说,他们很难以隔离机制实现风险规避,而只能是将安全感依托于有序的善治秩序上。当城市安全末梢上的某一环出了问题,也就意味着打破了这种秩序,其失序感很容易传递到每个个体身上。

就这次爆炸而言,消防员义无反顾,舍身履职的身影令人感动;医护人员不眠不休抢救伤者的事迹令人感动;市民踊跃献血守望相助也令人感动。可是,仅仅是感动,仅仅是正能量的弘扬不足以消弭或修补人们被损害的安全感。微博上,有网友就叹息道:“点完蜡,合过十,下回还一样。”

从心理学角度,当人们为安全感的丧失而倍感焦虑时,他们将无法平和、坚毅地生活,甚至在睡眠中都会勾勒噩梦。我们努力建设的幸福大厦,不可能在缺乏安全感的地基上来完成。

因此,如何来修补这个社会的安全感,应该是一个比救灾善后更值得深思的工作。

而安全感的修复,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抚慰,更是一种制度呵护:这种呵护,可以是将“细节审慎”嵌入城市治理之中,可以是应急预案多“长点心”,但究其本质,就是用密织牢固的安全屏障将公众与危险隔离,让公众跟“自危”情绪尽早解绑。(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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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

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体系的执行力

警惕塘沽爆炸经济冲击波

“闻化工色变”更让人心痛

大难之初拷问天津市,这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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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人员灭火(图片来源:新华网)

灾难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

陈凌

很难用多少吨炸药的爆炸当量,来标定这场灾难在人们心里形成的冲击。12日深夜,陕西山阳滑坡的山体还没完全平静,海河之滨的两声巨响,又震醒无数梦中人。据初步统计,50人遇难、66人伤势危重、520人住院治疗……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再次以生命为笔墨,勾画出一连串沉痛的感叹号。

“公共安全这个问题,没事就没事,有事可能就是大事”。但安全就像空气,往往让人感到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代价惊人。正因为这样,人类才会不断把灾难作为一个随时可能出现的“假想敌”,敲击犯困的神经,克服天然的短视。“案例教学”成为安全教育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可是,从公寓失火,到船沉江底;从踩踏事故,到“电梯吃人”,那么多惨痛的案例叠加起来,不知道可以编写成多少本教科书了,类似的悲剧,却还在一再发生。内部管理混乱、安全意识淡薄、违规违章严重,审批把关不严、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隐患治理不力,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开车接打手机、关闭动态监控系统……翻检国务院安委办关于重大事故的历次通报,诸如此类的原因分析屡见不鲜。人们似乎总要到灾难发生之后,才在震惊中匆匆“复习”过往的教训,却总是将提前的“预习”彻底忘在了脑后。

应当承认,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安全的防线实在是太长了,比长城还长,谁也不能保证它的每一块城砖都是坚实的。但当每一块城砖背后都对应着一条生命的时候,这样的“理解”就不会再令人感到一丝宽慰。对于生命而言,我们需要的是保障,以最严的尺度,用最苛刻的标准。

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强调这些可能是令人生厌的。有必要一遍遍检查油路的顺畅、电路的老化吗?有必要铁面无私地清理违章存放的易燃品吗?有必要刻板地执行操作规程、坚持干部带班下井的制度吗?我们不妨反问一下自己,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不以为然和吐槽抱怨?

尽管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面对人类固执的健忘,那些事故之后的重申和强调,还是难免显得无力和苍白。这种时候,只有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真正把牢补起来,那些相似的绳子才不会总在同一处断裂。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树立起这样的意识:把灾难的代价预支为安全的成本,进而固化为生命的本能。

理由很简单,灾难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人民日报)


天津滨海新区事故现场(图片来源:新华网)

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体系的执行力

李杏

事故举国震惊。对于尚未脱离危险的伤者,我们为他们祈福;对于依旧奋战在抢险一线的消防官兵,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期盼他们平安归来。

抢险救援仍在坚持进行,事故调查还要走很远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安全”关切势必会成为焦点。在天津这样规模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密集地带发生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无疑会成为公共安全上一响沉重的警钟。

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很难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反响也极为强烈。比如经媒体曝光电梯伤人事故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电梯安全排查工作,可谓是立竿见影。

过去很多事故原因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有迹可循。但很多涉及安全生产的规章与程序本身是完善的,条目详细清晰,要求也很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是否有力则未必可以打包票。

安全机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讲究科学合理,有备无患,规划设计和维护保养是日常主体。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安全保障机制的执行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一道道程序被忽视与突破,相当于整个安全体系被瓦解,但遗憾的是,往往只有到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才引起反思,追悔莫及。

国家高度重视人民安危,在任何工作中都将安全第一作为前提。今天,要说哪个方面还缺乏可遵循的安全规范,恐怕很难。对整个社会来说,保障安全的执行力首先是长效机制的落实力,高度可靠的监管力,然后才是事故或灾害的救援力。此外,保障安全的执行力还包括每个人在安全事故中选择得当方法的应对力,全社会面对安全事故或灾难时意志统一的行动力。唯有以落实力为基础形成安全保障的合力,社会安全网才会坚实稳固。(长江日报)


专业精神是对生命的最好守候

王石川

这样的悲剧,让人无法安之若素。除了悲伤,还有哀伤;除了忧虑,还有不安。真相仍在路上,在哀悼遇难者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叩问真相,比如,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是天灾还是人祸?瑞海公司的仓库改建有没有违规?等等。当然,真相不会立刻查明,但当地需要展示查明真相的决心,和及时公开真相的诚意。除此之外,我们也该好好探讨一个并不复杂却常常缺席的命题:专业精神。

专业精神,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有一个细节:此次爆炸前不久,天津市副市长还与滨海新区20余家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谈心对话。在此之后,如果当地企业真正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红线意识,重视日常管理,勤于自查,何至于此?

对于企业来说,守卫安全线就是守卫生命线,没有专业精神就不可能守住安全线。危化品不同于一般产品,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惊人惨剧。在高温、高湿、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的情况下,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压力加大,监管任务更加繁重,这也提醒监管部门要多一些专业精神,除了耳提面命,更需跟踪核查,不让自查自纠走过场。

这次爆炸事故中,逆火而行的消防员最可敬。此前有传言称,消防员之所以伤亡惨重,与消防不得法有关。而公安部消防局宣传处副处长雷进德回应称,处置危化物火灾有一整套科学程序,天津爆炸事故的现场处置程序“肯定是科学的”。派出核生化应急救援队等应对,也印证了救援的专业主义,一旦没有专业精神,则可能付出巨大代价而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据报道,挪威奥斯陆消防队70年没有一名消防员在救灾中殉职。这不得不触及另一个话题——消防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在大众视野里,救人最重要,但是救人的人,他们的生命同样重要,而我们的消防员目前还没有实现普遍的职业化。这就需要从制度安排上,保证消防员队伍更专业、更职业。

如何预防危化品事故,同样涉及专业精神。我国危化品爆炸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真正从事故中汲取教训,查漏补缺,未将个案留下的思考上升到制度的改进层面。2013年4月1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韦斯特化工厂发生硝酸铵爆炸,当地的专业精神不仅体现在处置过程中,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2015年4月,韦斯特化工厂爆炸事故两周年时,得克萨斯州针对硝酸铵储存专门立法。真正的专业化,体现在举一反三,并通过构建制度遏制悲剧重演。

在崇尚速度的时代,质量容易遭受伤害;过于追求效率,效益就会失落。缺乏专业精神,我们就可能染上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毛病。翻检所有的事故,无一不缺乏专业精神。沉潜下去,更老实一些,更有定力一些,在专业能力上修炼得炉火纯青,在专业精神上更有信仰,最终受益的是所有人。(京华时报)


警惕塘沽爆炸经济冲击波

杨国英

“8·12”天津塘沽危险品仓库爆炸震惊全国,目前,除了仍在动态更新中的救援新闻和不断积累的人员伤亡数字,可以料想的是,爆炸带给当地企业乃至地方和区域经济的损失和影响也将持续显露。

由爆炸直接冲击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已经发生。仅从爆炸现场周围烧毁的进口汽车来看,媒体已报道有约1500辆雷诺、4000辆现代和起亚、2748辆大众过火烧毁或受损。进口车一般为中高端车型,车辆损毁带来的账面经济损失就可估量。事发地附近还有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科技型机构、企业,也都受到波及。股市方面,13日的股市天津板块一度领跌A股,在A股逾2500家公司上涨的情况下,受影响最大的上市公司天津港当日跌幅达到3.99%。

很明显,随着救灾的结束和调查的深入,爆炸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远不止这些。实际上,考虑到天津的“石化围城”“化工围港”屡被报道,此次爆炸又因危险品仓库而起,所以相比直接的经济损失,爆炸对于天津乃至周边地区经济的深远影响可能更大。

要知道,天津滨海新区是首批国家级新区之一,伴随着天津自贸区的正式批复与落地,滨海新区站在新的发展风口,但这飞来横祸却为其蒙上一层灰纱。已落地企业的“稳商”、未落地(或潜在投资方)的“招商”难度,均有可能基于对当地投资环境“安全性”的判断,而作出战略调整。爆炸事件指向的对大项目、重化工模式的思考,会否对京津冀产业转移产生影响,也尚待观察。

就眼下看,大而化之地讨论“去化工”或布局调整,未必妥当。化工产业本身非洪水猛兽,在发达经济体的美日等国至今仍然存在。天津滨海新区集近10年之力,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化工产业集聚,世界500强中已有包括壳牌、韩国SK、三菱化学等十几家进入滨海化工区。而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中心的资源优势与港口运输条件,也确实有利于化工业发展。

但这次爆炸事故,也暴露出产业布局中安全弦的松垮与常态化防范的不足。爆炸仓库周围聚集大量的住宅区,已是例证。还有,此次看似偶然的爆炸事故,也反映了当地安监、环评工作的疏漏。事实上,社会对天津化工项目危险性的质疑早已有之,2011年媒体就对天津工业园周边危险化工项目过于密集进行过报道。甚至2012年还发生过滨海新区双氧水储存罐爆炸事故以及由化工企业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但这些都未能转化为“警醒”的动力。

而今,天津塘沽爆炸事故以强烈的链式反应,提醒了这种疏漏的附带风险:像现在,除了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影响,其经济后遗症恐难避免。化工布点、生产监督体系审慎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是故,政府、社会在梳理其巨大损失时,不应只看损失本身,更要将其作为“因果链条”中的果,以此找寻那个“因”,并思考“石化围城”的风险把控与危机应对之策。(新京报)


“闻化工色变”更让人心痛

刘瀚斌、包存宽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物流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让大家对化工企业从担心“有毒有害”的污染问题,转为“易燃易爆”的安全问题,进而从“闻PX色变”演变为“闻化色变”。面对一次次化工项目引发的事故,公众对化工项目警惕甚至抵制的想法在累积。这样的情绪,令人尴尬而心痛。

梳理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计划经济时期,石油化工类的大型国有企业办“社会”、工厂式大院,厂区生活区紧临甚至混杂,厂区周边就存在着职工宿舍或居民区以及厂办医院、学校等一系列环境敏感目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包括化工类的“十五小”项目就成了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的首选,化工企业遍地开花,这类企业产量小、场地小、工艺较落后,更谈不上严格的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新世纪以来,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交织在一起,这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天然不足”下,再加上GDP至上和石油化工高产值、长产业链的行业特点,包括石油化工企业在内的工业用地与其他城镇建设用地交错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石油化工企业的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很多化工类企业也设置了“安全和环境”部门,但是每一次化工事故的发生,都会加深民众对安全的焦虑。

从安全角度来说,此次爆炸事故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引起重视。比如,面对风险源较复杂的化工园区或企业,如何预测二次爆炸的可能性及其危害性。事实上,单个危化品爆炸可以有针对性的扑救,而对于危化品种类较多、成分复杂的企业,相互反应会形成更复杂的化合物,会产生次生爆炸以及二次污染。消防官兵的伤亡或失联,很大原因就是由于对危化品数量内容和存储方式不明。而这些信息的公开本应属于事故突发前的常态化工作,如果在这方面“信息不对称”,救灾无异于“飞蛾扑火”。一个有漏洞的管理体系是管不住储罐漏洞的。无论这一漏洞是在企业还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在相关部门,必须对所有漏洞一查到底,对所有责任一追到底。

化工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涉及炼油、冶金、能源、轻工、石化、医药和军工等七大产业,上下游直接带动行业达三十多个。仅2014年,化工行业占GDP比重就达到9%以上;同时,国际间化工上下游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当我们前些年“散步”抵制PX项目的时候,韩国和日本却开始加大PX产量,形成垄断价格。“妖魔化”化工行业,伤害的恐怕不仅是经济发展,还危及国家能源安全。如何在安全和环境的约束下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是化工行业的当务之急。

包括石油化工行业在内的快速工业化,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助力我们实现中国梦。天津爆炸事故已经发生,类似惨痛的教训,应该时刻警醒其他潜在的风险企业。只有真正思考并行动,才能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也才能告慰此次事故中的遇难者,尤其是“逆行走进危险”而牺牲的救火英雄。(环球时报)


大难之初拷问天津市,这合适吗

环球社评

对消防人员英勇牺牲和天津市民志愿参与救援的称赞与对灾难原因和救援不利的质疑、挖苦混合在一起,后一种声音经互联网传播显得更加醒目、突出。天津市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开展救援,度过灾难后第一天的。

天津市政府理应承担这份压力。发生如此重大灾难,救援过程又出现消防队员的惨重牺牲,公众在同情、支持天津市的同时,也会对必然存在的人为原因有所抱怨。互联网时代,出了重大事故后投身救灾的一方常常要在尖刻的舆论环境中工作,那种英雄史诗般的救灾氛围已难重现。

现实已然如此,然而一些舆论对事发地救灾团队第一时间的鞭笞真在道德上很炫、很高尚吗?这也未必。

每起工业灾难发生,必有失职者。所以事后的调查和追责如今已成灾难处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昨天是大爆炸发生的第一天,一些明火尚未扑灭,救治伤员是当务之急,可以想象天津及国家相关救灾部门的工作是多么紧迫,多么需要众志成城。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些人把种种质疑像机关炮一样连发射向救灾者。

媒体这时候应当向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应以官方的提供为基础,辅助以媒体独立和主动的发现。当有些媒体人或舆论领袖作为“质疑的力量”参与到救灾之中来时,其建设性就值得他们自己认真审视了。

比如个别人在灾难之初集中提出一连串质问,做出拷问救灾力量的姿态,其效果就是不好的。这样的拷问引导了公众对救灾力量的不信任,在后者最需要鼓励和支持的时候,把公众与他们从精神上隔开。

昨天很多质疑都针对了消防队员的大量牺牲,宣扬或暗示在当时情况下派他们去现场是非专业和错误的指挥。其实这种第一时间的断言才真正是不专业的。大量消防人员牺牲肯定是救灾中的悲剧,但对此总结决非个人、尤其是一个普通键盘侠有能力做出的。“9·11”双子塔的突然倒塌埋葬了数百救援者,难道美国人应当在第一时间质疑为何不及时撤出救援队伍吗?

出了这么大的事,天津市和国家会从中汲取的教训一定会很多很多,在火还没灭、伤员还在痛苦呻吟时,把这些深层次、专业且系统的问题当成口号反复在大众媒体上呼喊,这是严肃的态度吗?我们真的应当在如此紧迫的时候,针对一个已被灾难证明的缺陷,从远处揪着身上是血、眼里是泪的天津市的耳朵指给他们看吗?

在存在刻意隐瞒的世界里,敢于质疑是一种勇气和尊严。在一个被摄像头和种种公开信息包围了的灾难事件中,克制竞赛质疑的速度和尖锐,给救灾团队一点整理信息的时间,让他们先干完最紧急的事,也许是一份豁达和智慧。

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不分时间场合对象地热衷质疑,有其客观成因。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危机关头不善于与舆论互动,喜欢“低调报道”,是这类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源之一。因此走出这一长期困境需要双向努力,官方和民间都需承担各自的责任。

我们生活在统一的文化环境中,或许每一个人都有必要避免认为自己高尚,有智慧,而他质疑、批评的某个群体又懒又笨,他们的公开行为受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支配。无论官员还是互联网上的批判者,都应避免掉入这样的思想陷阱。(环球时报)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物流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让大家对化工企业从担心“有毒有害”的污染问题,转为“易燃易爆”的安全问题,进而从“闻PX色变”演变为“闻化色变”。面对一次次化工项目引发的事故,公众对化工项目警惕甚至抵制的想法在累积。这样的情绪,令人尴尬而心痛。

梳理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计划经济时期,石油化工类的大型国有企业办“社会”、工厂式大院,厂区生活区紧临甚至混杂,厂区周边就存在着职工宿舍或居民区以及厂办医院、学校等一系列环境敏感目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包括化工类的“十五小”项目就成了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的首选,化工企业遍地开花,这类企业产量小、场地小、工艺较落后,更谈不上严格的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新世纪以来,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交织在一起,这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天然不足”下,再加上GDP至上和石油化工高产值、长产业链的行业特点,包括石油化工企业在内的工业用地与其他城镇建设用地交错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石油化工企业的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很多化工类企业也设置了“安全和环境”部门,但是每一次化工事故的发生,都会加深民众对安全的焦虑。

从安全角度来说,此次爆炸事故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引起重视。比如,面对风险源较复杂的化工园区或企业,如何预测二次爆炸的可能性及其危害性。事实上,单个危化品爆炸可以有针对性的扑救,而对于危化品种类较多、成分复杂的企业,相互反应会形成更复杂的化合物,会产生次生爆炸以及二次污染。消防官兵的伤亡或失联,很大原因就是由于对危化品数量内容和存储方式不明。而这些信息的公开本应属于事故突发前的常态化工作,如果在这方面“信息不对称”,救灾无异于“飞蛾扑火”。一个有漏洞的管理体系是管不住储罐漏洞的。无论这一漏洞是在企业还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在相关部门,必须对所有漏洞一查到底,对所有责任一追到底。

化工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涉及炼油、冶金、能源、轻工、石化、医药和军工等七大产业,上下游直接带动行业达三十多个。仅2014年,化工行业占GDP比重就达到9%以上;同时,国际间化工上下游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当我们前些年“散步”抵制PX项目的时候,韩国和日本却开始加大PX产量,形成垄断价格。“妖魔化”化工行业,伤害的恐怕不仅是经济发展,还危及国家能源安全。如何在安全和环境的约束下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是化工行业的当务之急。

包括石油化工行业在内的快速工业化,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助力我们实现中国梦。天津爆炸事故已经发生,类似惨痛的教训,应该时刻警醒其他潜在的风险企业。只有真正思考并行动,才能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也才能告慰此次事故中的遇难者,尤其是“逆行走进危险”而牺牲的救火英雄。

(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博士生、教授)                                              

天津滨海新区危化品大爆炸强烈震动了中国社会,当天津市在中央的帮助下全力救援之际,整个舆论场围绕灾难形成大讨论,无数人参与其中。

对消防人员英勇牺牲和天津市民志愿参与救援的称赞与对灾难原因和救援不利的质疑、挖苦混合在一起,后一种声音经互联网传播显得更加醒目、突出。天津市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开展救援,度过灾难后第一天的。

天津市政府理应承担这份压力。发生如此重大灾难,救援过程又出现消防队员的惨重牺牲,公众在同情、支持天津市的同时,也会对必然存在的人为原因有所抱怨。互联网时代,出了重大事故后投身救灾的一方常常要在尖刻的舆论环境中工作,那种英雄史诗般的救灾氛围已难重现。

现实已然如此,然而一些舆论对事发地救灾团队第一时间的鞭笞真在道德上很炫、很高尚吗?这也未必。

每起工业灾难发生,必有失职者。所以事后的调查和追责如今已成灾难处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昨天是大爆炸发生的第一天,一些明火尚未扑灭,救治伤员是当务之急,可以想象天津及国家相关救灾部门的工作是多么紧迫,多么需要众志成城。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些人把种种质疑像机关炮一样连发射向救灾者。

媒体这时候应当向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应以官方的提供为基础,辅助以媒体独立和主动的发现。当有些媒体人或舆论领袖作为“质疑的力量”参与到救灾之中来时,其建设性就值得他们自己认真审视了。

比如个别人在灾难之初集中提出一连串质问,做出拷问救灾力量的姿态,其效果就是不好的。这样的拷问引导了公众对救灾力量的不信任,在后者最需要鼓励和支持的时候,把公众与他们从精神上隔开。

昨天很多质疑都针对了消防队员的大量牺牲,宣扬或暗示在当时情况下派他们去现场是非专业和错误的指挥。其实这种第一时间的断言才真正是不专业的。大量消防人员牺牲肯定是救灾中的悲剧,但对此总结决非个人、尤其是一个普通键盘侠有能力做出的。“9·11”双子塔的突然倒塌埋葬了数百救援者,难道美国人应当在第一时间质疑为何不及时撤出救援队伍吗?

出了这么大的事,天津市和国家会从中汲取的教训一定会很多很多,在火还没灭、伤员还在痛苦呻吟时,把这些深层次、专业且系统的问题当成口号反复在大众媒体上呼喊,这是严肃的态度吗?我们真的应当在如此紧迫的时候,针对一个已被灾难证明的缺陷,从远处揪着身上是血、眼里是泪的天津市的耳朵指给他们看吗?

在存在刻意隐瞒的世界里,敢于质疑是一种勇气和尊严。在一个被摄像头和种种公开信息包围了的灾难事件中,克制竞赛质疑的速度和尖锐,给救灾团队一点整理信息的时间,让他们先干完最紧急的事,也许是一份豁达和智慧。

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不分时间场合对象地热衷质疑,有其客观成因。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危机关头不善于与舆论互动,喜欢“低调报道”,是这类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源之一。因此走出这一长期困境需要双向努力,官方和民间都需承担各自的责任。

我们生活在统一的文化环境中,或许每一个人都有必要避免认为自己高尚,有智慧,而他质疑、批评的某个群体又懒又笨,他们的公开行为受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支配。无论官员还是互联网上的批判者,都应避免掉入这样的思想陷阱。

【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安全的防线实在是太长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树立起这样的意识:把灾难的代价预支为安全的成本,进而固化为生命的本能】

很难用多少吨炸药的爆炸当量,来标定这场灾难在人们心里形成的冲击。12日深夜,陕西山阳滑坡的山体还没完全平静,海河之滨的两声巨响,又震醒无数梦中人。据初步统计,50人遇难、66人伤势危重、520人住院治疗……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再次以生命为笔墨,勾画出一连串沉痛的感叹号。

“公共安全这个问题,没事就没事,有事可能就是大事”。但安全就像空气,往往让人感到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代价惊人。正因为这样,人类才会不断把灾难作为一个随时可能出现的“假想敌”,敲击犯困的神经,克服天然的短视。“案例教学”成为安全教育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可是,从公寓失火,到船沉江底;从踩踏事故,到“电梯吃人”,那么多惨痛的案例叠加起来,不知道可以编写成多少本教科书了,类似的悲剧,却还在一再发生。内部管理混乱、安全意识淡薄、违规违章严重,审批把关不严、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隐患治理不力,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开车接打手机、关闭动态监控系统……翻检国务院安委办关于重大事故的历次通报,诸如此类的原因分析屡见不鲜。人们似乎总要到灾难发生之后,才在震惊中匆匆“复习”过往的教训,却总是将提前的“预习”彻底忘在了脑后。

应当承认,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安全的防线实在是太长了,比长城还长,谁也不能保证它的每一块城砖都是坚实的。但当每一块城砖背后都对应着一条生命的时候,这样的“理解”就不会再令人感到一丝宽慰。对于生命而言,我们需要的是保障,以最严的尺度,用最苛刻的标准。

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强调这些可能是令人生厌的。有必要一遍遍检查油路的顺畅、电路的老化吗?有必要铁面无私地清理违章存放的易燃品吗?有必要刻板地执行操作规程、坚持干部带班下井的制度吗?我们不妨反问一下自己,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不以为然和吐槽抱怨?

尽管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面对人类固执的健忘,那些事故之后的重申和强调,还是难免显得无力和苍白。这种时候,只有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真正把牢补起来,那些相似的绳子才不会总在同一处断裂。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树立起这样的意识:把灾难的代价预支为安全的成本,进而固化为生命的本能。

理由很简单,灾难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不能只是口号,而应成为我们的信仰;“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不能只是共识,更要落实在生产生活中。苟能如此,悲剧才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公民的生命尊严才不会空心化。】

8月12日23时30分许,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截至8月13日18时,此次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共造成50人死亡,住院治疗701人,其中重症伤员71人。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升腾的大蘑菇云,仅剩骨架的车辆,被掏空的大楼,被夷为平地的狼藉现场,无一不说明这场事故的惨烈。不必复述那一夜的火光,不必烘托悲伤的情绪,此时此刻,我们需要蕴含悲痛,节制抒情,回到人性的立场,关心与事故相关的人的命运。

这是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灾难。我们首先要为事故中的遇难者默哀。他们死于非命,或许在熟睡中,却遭遇了再也无法苏醒的噩梦。遇难者中有不少消防官兵,他们奋不顾身,逆火而行,他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一名年轻的消防员救火前,与朋友聊天时嘱咐朋友,“我去塘沽。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视死如归,无限牵挂,两者的“冲突”更让人心碎——不是不孝,而是将对家的珍视过渡到捍卫公共利益上。

消防英雄穿梭在火海之中,他们离死神最近,他们是在用生命换来公众的安宁。对不幸牺牲的消防官兵,我们要虔诚地奉上深深的敬意。

与遇难者相比,幸存的伤者或是幸运的。但是,面对飞来横祸,他们又经历了人生之大不幸。他们能不能获得最及时、最贴心的救治,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身体康复,也关乎他们的心理平复。组织强有力的救治力量,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全力以赴做好伤员救治,同样考验着相关部门的反应能力和救治水平。

火灾爆炸事故之后,必须警惕次生灾害,这关系到每个健在者的安危。此次亦不例外。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乃至避免次生灾害,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同时,目前不少人担心爆炸事故会不会带来污染?据公安部消防局消息,发生爆炸的仓库存放四大类、几十种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有气体、液体、固体等化学物质,主要有硝酸铵、硝酸钾、电石等。在科学防治的同时,通过翔实而准确的信息披露,可纾解公众的焦虑与恐慌。

回到人的价值坐标上,还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让悲剧重演。据报道,就在爆炸前几天,天津市政府官员就企业安全生产,还与危险化学品重点地区、重点企业负责人谈心对话。今年5月18日,天津市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提出,“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对安全生产的强调言犹在耳,严重事故悲剧就猝然袭来,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留下无比惨痛的教训与警示。很显然,对于危化品企业,更需要提升安全意识,确保万无一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二是让逝者安息,更有尊严。目前,牺牲的多名消防战士中,已有6名的身份得到确认。随着搜救工作的推进,或许会有更多的遇难者身份获得确认。公布逝者名单,可以让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都有温度。公布是自信,更是责任;公布,是回应舆论关切的一种方式,也是对公民尊严的一种认可,它能让人看出政府的立场,对遇难者是什么样的姿态。而对公众来说,从报章或网络上读到一个个或陌生或熟悉的名字,看到名字后面对应的年龄,对人的价值必定会有更深刻的感触,对生命与存在必定会有更深切的体味。

事故发生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作出指示和批示,明确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搜救失踪人员,切实保护救援人员安全,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事故。所有这一切,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每一句话都可以读出对生命的尊重。“以人为本、生命至上”不能只是口号,而应成为我们的信仰;“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不能只是共识,更要落实在生产生活中。苟能如此,悲剧才能减少到最低限度,公民的生命尊严才不会空心化。

【翻检所有的事故,无一不缺乏专业精神。沉潜下去,更老实一些,更有定力一些,在专业能力上修炼得炉火纯青,在专业精神上更有信仰,最终受益的是所有人。】

8月12日晚,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据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官微消息:截至13日21时,此次爆炸事故共造成50人死亡,其中消防人员17人;住院治疗701人,其中重症伤员70人。

这样的悲剧,让人无法安之若素。除了悲伤,还有哀伤;除了忧虑,还有不安。真相仍在路上,在哀悼遇难者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叩问真相,比如,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是天灾还是人祸?瑞海公司的仓库改建有没有违规?等等。当然,真相不会立刻查明,但当地需要展示查明真相的决心,和及时公开真相的诚意。除此之外,我们也该好好探讨一个并不复杂却常常缺席的命题:专业精神。

专业精神,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有一个细节:此次爆炸前不久,天津市副市长还与滨海新区20余家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谈心对话。在此之后,如果当地企业真正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红线意识,重视日常管理,勤于自查,何至于此?

对于企业来说,守卫安全线就是守卫生命线,没有专业精神就不可能守住安全线。危化品不同于一般产品,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惊人惨剧。在高温、高湿、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的情况下,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压力加大,监管任务更加繁重,这也提醒监管部门要多一些专业精神,除了耳提面命,更需跟踪核查,不让自查自纠走过场。

这次爆炸事故中,逆火而行的消防员最可敬。此前有传言称,消防员之所以伤亡惨重,与消防不得法有关。而公安部消防局宣传处副处长雷进德回应称,处置危化物火灾有一整套科学程序,天津爆炸事故的现场处置程序“肯定是科学的”。派出核生化应急救援队等应对,也印证了救援的专业主义,一旦没有专业精神,则可能付出巨大代价而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据报道,挪威奥斯陆消防队70年没有一名消防员在救灾中殉职。这不得不触及另一个话题——消防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在大众视野里,救人最重要,但是救人的人,他们的生命同样重要,而我们的消防员目前还没有实现普遍的职业化。这就需要从制度安排上,保证消防员队伍更专业、更职业。

如何预防危化品事故,同样涉及专业精神。我国危化品爆炸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真正从事故中汲取教训,查漏补缺,未将个案留下的思考上升到制度的改进层面。2013年4月1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韦斯特化工厂发生硝酸铵爆炸,当地的专业精神不仅体现在处置过程中,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2015年4月,韦斯特化工厂爆炸事故两周年时,得克萨斯州针对硝酸铵储存专门立法。真正的专业化,体现在举一反三,并通过构建制度遏制悲剧重演。

在崇尚速度的时代,质量容易遭受伤害;过于追求效率,效益就会失落。缺乏专业精神,我们就可能染上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毛病。翻检所有的事故,无一不缺乏专业精神。沉潜下去,更老实一些,更有定力一些,在专业能力上修炼得炉火纯青,在专业精神上更有信仰,最终受益的是所有人。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石川

【将舆论场让位给救灾信息,减少不相关刷屏,让公众更多地去关注灾难本身,在需要的时候再现身,这是娱乐业所能做到的最基本的事情。我们关注灾难,也希望各自的生活能正常继续。】

天津发生大爆炸,社交媒体充满相关信息的传播与讨论,其他无关信息则被边缘化或淹没,一些娱乐信息也不例外,有些明星发布祈福内容,有些则转发紧急救助的微博,许多影视从业人员紧急停止宣传,明星取消粉丝见面会,自我选择沉默,成为娱乐业表达对悲伤事件的一种态度。

娱乐从业者一直是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群体,明星们一句简单的日常生活状态,会赢得成千上万的转发或评论,热门电影作品的推广视频,会被接龙转发形成热点话题,但在大的事故或灾难发生时,娱乐信息总是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这个时候无需别人要求,娱乐从业者应当明白如何规避。

有人会觉得,娱乐明星要在此时多发声、表态,带动更多人关注灾难,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这个事情不是说说就能实现那么简单,有些明星在语言表达方面有时不够稳妥,尽管好心好意,但还是会因为措辞问题,引来激烈的批评,一些年轻人在这个时候不敢说话是事实。

多年前,也有资深娱乐业人士,会在灾难发生的第一时间,号召同行与民众捐款,他们也曾赢得尊重,被认为有社会责任感,但后来渐渐的,这些人也开始不再那么急于表态,这是因为与掌声同时到来的,往往还有非议,有人会觉得他们是在炒作,是在消费苦难。

不排除有的明星说到没有做到,在答应了某个捐款数额之后,事后被网民指出捐款不到位或数额缩水的信息。这样的反面个例影响了更多人。曾有明星表示,捐款挨骂,不捐款也挨骂,搞不清这是怎么了。爱心被遮天蔽日的舆论之箭误伤一次后,就会退缩。

将舆论场让位给救灾信息,减少不相关刷屏,让公众更多地去关注灾难本身,在需要的时候再现身,这是娱乐业所能做到的最基本的事情。如果在这个时期,真有个别让大家感到刺耳的话语或看不惯的行为,也应分辨是否无心之举,别让愤怒之火无谓地燃烧。

当然,即便在众声鼎沸的灾难次日,也还会有一些明星艺人或影视公司,会发布一些常规的动态信息,这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对他们大加批判。我们关注灾难,也希望各自的生活能正常继续,一个宽容的社会不应对他人的正常生活横加指责——除非这些信息真的对社会良俗形成了冒犯。顺便说一句,对于在社交媒体上晒美食与美景的用户,留言谩骂也是一种骚扰与绑架。

暂时的沉默,是对悲伤气氛的一种呼应,也是内心不安与难过的具体体现,沉默不代表不愿意做些什么,而是在等待时间与真相。灾难和娱乐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强行把两者对立起来,每一个人都会陷进一种道德困境。因此,娱乐业选择暂停与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也期待他们在沉默悲伤过后,能为受伤的大众心理,带来安慰。

□韩浩月(媒体人)

【文体明星和娱乐公司的舆论影响力,不应被完全视为一种私人财产,而需在必要的时候被用于公共利益的践行。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娱乐公司和娱乐明星主动选择停止或暂缓部分娱乐活动,并不单纯是商业利益上的考量,而体现了明确的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意识。】

8月12日深夜,天津滨海新区某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事发第一时间,即见诸多娱乐明星在微博等公共平台发布消息,在对灾情予以关切、对遇难者表达哀悼的同时,也呼吁民众平复情绪、理性应对,不要因盲目冲动而影响现场救援。

8月13日,国内各大娱乐公司纷纷将原定于本日举办的多个大型活动取消,未能取消的也在程序上大大简化,并在进行过程中纳入了致哀环节。如刘亦菲和宋承宪的新片发布会直接延期至9月30日电影上映前;而热映影片《滚蛋吧!肿瘤君》在广州的宣传活动上,导演及两位演员均身着黑色T恤、表情沉重,原定的一些访谈环节也被取消。

事实上,不独娱乐明星和娱乐业,我们在8月13日这一天可以明确感觉到整个社会氛围,包括舆论氛围,均体现出了某种肃穆和庄重的气氛。在公开或私人的言谈领域,除围绕事件展开的相关争论外,甚少看到不合时宜的娱乐信息或娱乐事件的交流行为,“段子手”和“恶搞专家”们亦板起面孔,或沉默,或加入致哀的队伍。就连谣言的流传和轻信现象,也较以前大为少见。这表明,我国民众在看待和处理类似的突发事件时的心态和姿态,比2008年的汶川地震时期显得更为成熟、更加负责任,是一种不容忽视的进步。

其实,在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对娱乐色彩较强的文体事件做取消或暂缓的安排,是传统悠久的国际惯例,其中尤其涉及演出、比赛、发布会或粉丝见面会等需要聚集人群的活动。一般情况下,大型突发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体育赛事需要安排默哀或致哀环节,各种地面娱乐活动最好取消,就连电视台也应暂时停播部分娱乐节目,给新闻节目更多的时间。

如2014年8月,中国足协就要求国内各级别和类型的联赛及俱乐部在9日和10日进行的各项赛事中举行默哀仪式,以悼念云南昭通鲁甸地震中的遇难者;而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发生后,日本国内绝大多数电视台都停播原定的娱乐节目和广告,将播出时段为地震救援情况让路,同时藤原纪香、福山雅治等娱乐明星也将演出及宣传活动延期举行。

如果说以往这类处理方式大多是在相关部门的政令之下完成,那么本次我们看见了娱乐业的很多企业积极主动地履行起了这一职责。虽然有秩序的现代社会建立在各行其道、各安其事的运作逻辑之上,但当灾难性事件发生时,从人道主义和公序良俗的角度考虑,娱乐行业应当尽可能将有限的传播和注意力资源让渡给灾情的救援和报道活动。

总体而言,中国的娱乐业正走向成熟,这种成熟并不以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标志,而是以建立一种超出娱乐自身的负责任的公民群体形象为标志。在现行社会机制,尤其是明星制的强大影响下,文体明星和娱乐公司得以获取在传统上只有媒体和公共机构才有的舆论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应被完全视为一种私人财产,而需在必要的时候被用于公共利益的践行。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娱乐公司和娱乐明星主动选择停止或暂缓部分娱乐活动,并不单纯是商业利益上的考量,而体现了明确的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意识。

不难发现,从2008年汶川地震到现在,中国的娱乐业正在以日趋庄重的姿态,在各种灾难性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无论是微博上的理性呼吁,还是凭个人舆论影响力发起募捐和民间救援,抑或如本次的多个大型娱乐公司选择取消发布活动,并在多个场合向遇难者致哀,都体现了一个日渐成熟的娱乐业所应具有的庄重品质。

理性、建设性的舆论环境与公民身份有赖各行各业的意见领袖对公序良俗的维护。在本次事件中,娱乐业纷纷主动为致哀和救援“让路”的行为,便体现了这个拥有巨大舆论影响力的群体的庄重与自重。

□常江(文化学者)

8月12日晚,天津港国际物流中心区域内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截至13日18时,此次爆炸事故共造成50人死亡;住院治疗701人,其中重症伤员71人。

事故举国震惊。对于尚未脱离危险的伤者,我们为他们祈福;对于依旧奋战在抢险一线的消防官兵,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期盼他们平安归来。

抢险救援仍在坚持进行,事故调查还要走很远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安全”关切势必会成为焦点。在天津这样规模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密集地带发生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无疑会成为公共安全上一响沉重的警钟。

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很难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反响也极为强烈。比如经媒体曝光电梯伤人事故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电梯安全排查工作,可谓是立竿见影。

过去很多事故原因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有迹可循。但很多涉及安全生产的规章与程序本身是完善的,条目详细清晰,要求也很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是否有力则未必可以打包票。

安全机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讲究科学合理,有备无患,规划设计和维护保养是日常主体。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安全保障机制的执行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一道道程序被忽视与突破,相当于整个安全体系被瓦解,但遗憾的是,往往只有到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才引起反思,追悔莫及。

国家高度重视人民安危,在任何工作中都将安全第一作为前提。今天,要说哪个方面还缺乏可遵循的安全规范,恐怕很难。对整个社会来说,保障安全的执行力首先是长效机制的落实力,高度可靠的监管力,然后才是事故或灾害的救援力。此外,保障安全的执行力还包括每个人在安全事故中选择得当方法的应对力,全社会面对安全事故或灾难时意志统一的行动力。唯有以落实力为基础形成安全保障的合力,社会安全网才会坚实稳固。

不要再说什么人定胜天了,血肉之躯的你,怎么能够抵抗山崩地裂和爆炸冲击?在生命面前,害怕无罪,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灾难让我们最大化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因而,才会让我们痛定思痛,在恢复日常秩序之后,去想办法追求安全,去改进安全。

昨夜,天津的巨响,打破了凌晨的宁静。

染红黑夜的火光,直冲天空的蘑菇云,刺耳的尖叫,只会发生在灾难电影里的情节,发生在了真实世界中。而经历这些的,并不是灾难电影里那些有着主角光环,在激昂的背景音乐中横冲直撞,不死不灭的主角。面对这些的,或许是与爆炸抗争的消防队员,或许是正在宿舍睡觉的农民工,或许是下夜班开车回家的上班族,他们,都是血肉之躯。

尖叫,哭泣,驾车逃离,这不是人群的无序,这些只是一个人渴望生的本能。我体验过,在灾难面前,人永远是脆弱、渺小的。

我的家乡在四川,一个与地震多次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经历过2008年5月12日的那场地震,我到现在也无法忘记,地震来临时,人群逃下晃动的教学楼的密集脚步声,深夜余震来临,父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那时,我脑海中只想着“快跑,我要活下来”。

我去过在5·12大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北川老县城,在那里看见过被巨石掩埋的学校、被截断的大桥、被山体压垮的隧道。灾难总是一样的,袭来之后,总会留下疮痍,比如北川地震的废墟、天津爆炸中那照亮黑夜的火焰、浑身是血的受害者、面目全非的汽车。而这些东西都在提醒着我们,在灾难面前,人永远是脆弱的也是无助的,生死就是刹那之间的事情。

所以说,不要再说什么人定胜天了,血肉之躯的你,怎么能够抵抗山崩地裂和爆炸冲击?在生命面前,害怕无罪,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

灾难让我们最大化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因而,才会让我们痛定思痛,在恢复日常秩序之后,去想办法追求安全,去改进安全。

□黄星(西南科技大学学生)

【消防员义无反顾,舍身履职的身影令人感动;医护人员不眠不休抢救伤者的事迹令人感动;市民踊跃献血守望相助也令人感动。可是,仅仅是感动,仅仅是正能量的弘扬不足以消弭或修补人们被损害的安全感。】

天津市塘沽滨海开发区特殊化学品堆场发生的大爆炸举国震惊,令人痛惜。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罹难者的寻找和受伤者的救助正在进行中。关于天津塘沽爆炸的相关讯息,成为民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那些愤怒、追责诘问的,还是感动、抹泪合十祈福的,人们既有着对受害者和罹难者的怜悯与同情,也有着对自身安危的关切。通常地,在一次灾难或者灾祸发生后,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进行情境代入:我会遭遇这种厄运吗?

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机制,这次天津塘沽爆炸事故发生后,人们的恐慌和焦虑相比此前的几次灾难或灾祸事件,显得更为普遍和强烈。几个月前的内河沉船,人们静静地为罹难者悼念、祈福;几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人们也是静静地为罹难者悼念、祈福。

其实,稍微检索一下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化工厂相关爆炸新闻:2015年4月21日,江苏南京扬子石化厂发生爆炸;2015年5月25日,江西赣州泰普化工厂发生爆炸;2015年7月16日,山东日照石大科技石化公司发生爆炸;2015年8月12日,天津塘沽滨海开发区发生爆炸……

短短四个多月,加上这次的天津塘沽爆炸,已经有了至少5次化工厂爆炸事件。危化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叠加效应,加剧着公众对城市安全的焦虑。而多年来,各地因为在城区附近兴建化工项目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政府和专家们信誓旦旦地承诺和保证所兴建的化工项目绝对安全。可是,如此密集的数月多起化工厂的爆炸事件,让人们为安全感愈加焦虑。

不只是危化品爆炸,还有电梯“吃人”、自来水危机等,都会引燃个体的安全焦虑。因为对生活在城市的个体来说,他们很难以隔离机制实现风险规避,而只能是将安全感依托于有序的善治秩序上。当城市安全末梢上的某一环出了问题,也就意味着打破了这种秩序,其失序感很容易传递到每个个体身上。

就这次爆炸而言,消防员义无反顾,舍身履职的身影令人感动;医护人员不眠不休抢救伤者的事迹令人感动;市民踊跃献血守望相助也令人感动。可是,仅仅是感动,仅仅是正能量的弘扬不足以消弭或修补人们被损害的安全感。微博上,有网友就叹息道:“点完蜡,合过十,下回还一样。”

从心理学角度,当人们为安全感的丧失而倍感焦虑时,他们将无法平和、坚毅地生活,甚至在睡眠中都会勾勒噩梦。我们努力建设的幸福大厦,不可能在缺乏安全感的地基上来完成。

因此,如何来修补这个社会的安全感,应该是一个比救灾善后更值得深思的工作。

而安全感的修复,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抚慰,更是一种制度呵护:这种呵护,可以是将“细节审慎”嵌入城市治理之中,可以是应急预案多“长点心”,但究其本质,就是用密织牢固的安全屏障将公众与危险隔离,让公众跟“自危”情绪尽早解绑。

【天津塘沽爆炸事故,带来的直接损失和经济后遗症巨大。而对其影响、后果的梳理,也是为了理顺“因果链条”中的果,以此找寻“因”,思考“石化围城”的风险把控与危机应对之策。】

“8·12”天津塘沽危险品仓库爆炸震惊全国,目前,除了仍在动态更新中的救援新闻和不断积累的人员伤亡数字,可以料想的是,爆炸带给当地企业乃至地方和区域经济的损失和影响也将持续显露。

由爆炸直接冲击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已经发生。仅从爆炸现场周围烧毁的进口汽车来看,媒体已报道有约1500辆雷诺、4000辆现代和起亚、2748辆大众过火烧毁或受损。进口车一般为中高端车型,车辆损毁带来的账面经济损失就可估量。事发地附近还有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科技型机构、企业,也都受到波及。股市方面,13日的股市天津板块一度领跌A股,在A股逾2500家公司上涨的情况下,受影响最大的上市公司天津港当日跌幅达到3.99%。

很明显,随着救灾的结束和调查的深入,爆炸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远不止这些。实际上,考虑到天津的“石化围城”“化工围港”屡被报道,此次爆炸又因危险品仓库而起,所以相比直接的经济损失,爆炸对于天津乃至周边地区经济的深远影响可能更大。

要知道,天津滨海新区是首批国家级新区之一,伴随着天津自贸区的正式批复与落地,滨海新区站在新的发展风口,但这飞来横祸却为其蒙上一层灰纱。已落地企业的“稳商”、未落地(或潜在投资方)的“招商”难度,均有可能基于对当地投资环境“安全性”的判断,而作出战略调整。爆炸事件指向的对大项目、重化工模式的思考,会否对京津冀产业转移产生影响,也尚待观察。

就眼下看,大而化之地讨论“去化工”或布局调整,未必妥当。化工产业本身非洪水猛兽,在发达经济体的美日等国至今仍然存在。天津滨海新区集近10年之力,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化工产业集聚,世界500强中已有包括壳牌、韩国SK、三菱化学等十几家进入滨海化工区。而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中心的资源优势与港口运输条件,也确实有利于化工业发展。

但这次爆炸事故,也暴露出产业布局中安全弦的松垮与常态化防范的不足。爆炸仓库周围聚集大量的住宅区,已是例证。还有,此次看似偶然的爆炸事故,也反映了当地安监、环评工作的疏漏。事实上,社会对天津化工项目危险性的质疑早已有之,2011年媒体就对天津工业园周边危险化工项目过于密集进行过报道。甚至2012年还发生过滨海新区双氧水储存罐爆炸事故以及由化工企业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但这些都未能转化为“警醒”的动力。

而今,天津塘沽爆炸事故以强烈的链式反应,提醒了这种疏漏的附带风险:像现在,除了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影响,其经济后遗症恐难避免。化工布点、生产监督体系审慎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是故,政府、社会在梳理其巨大损失时,不应只看损失本身,更要将其作为“因果链条”中的果,以此找寻那个“因”,并思考“石化围城”的风险把控与危机应对之策。

□杨国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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