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事故现场(图片来源:新华网)
8月12日晚,天津滨海新区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爆炸。据天津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官微消息:截至13日21时,此次爆炸事故共造成50人死亡,其中消防人员17人;住院治疗701人,其中重症伤员70人。
正视爆炸带来的安全感危机
新京报社论
天津市塘沽滨海开发区特殊化学品堆场发生的大爆炸举国震惊,令人痛惜。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罹难者的寻找和受伤者的救助正在进行中。关于天津塘沽爆炸的相关讯息,成为民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
无论是那些愤怒、追责诘问的,还是感动、抹泪合十祈福的,人们既有着对受害者和罹难者的怜悯与同情,也有着对自身安危的关切。通常地,在一次灾难或者灾祸发生后,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进行情境代入:我会遭遇这种厄运吗?
也正是这样的心理机制,这次天津塘沽爆炸事故发生后,人们的恐慌和焦虑相比此前的几次灾难或灾祸事件,显得更为普遍和强烈。几个月前的内河沉船,人们静静地为罹难者悼念、祈福;几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人们也是静静地为罹难者悼念、祈福。
其实,稍微检索一下最近几个月发生的化工厂相关爆炸新闻:2015年4月21日,江苏南京扬子石化厂发生爆炸;2015年5月25日,江西赣州泰普化工厂发生爆炸;2015年7月16日,山东日照石大科技石化公司发生爆炸;2015年8月12日,天津塘沽滨海开发区发生爆炸……
短短四个多月,加上这次的天津塘沽爆炸,已经有了至少5次化工厂爆炸事件。危化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叠加效应,加剧着公众对城市安全的焦虑。而多年来,各地因为在城区附近兴建化工项目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政府和专家们信誓旦旦地承诺和保证所兴建的化工项目绝对安全。可是,如此密集的数月多起化工厂的爆炸事件,让人们为安全感愈加焦虑。
不只是危化品爆炸,还有电梯“吃人”、自来水危机等,都会引燃个体的安全焦虑。因为对生活在城市的个体来说,他们很难以隔离机制实现风险规避,而只能是将安全感依托于有序的善治秩序上。当城市安全末梢上的某一环出了问题,也就意味着打破了这种秩序,其失序感很容易传递到每个个体身上。
就这次爆炸而言,消防员义无反顾,舍身履职的身影令人感动;医护人员不眠不休抢救伤者的事迹令人感动;市民踊跃献血守望相助也令人感动。可是,仅仅是感动,仅仅是正能量的弘扬不足以消弭或修补人们被损害的安全感。微博上,有网友就叹息道:“点完蜡,合过十,下回还一样。”
从心理学角度,当人们为安全感的丧失而倍感焦虑时,他们将无法平和、坚毅地生活,甚至在睡眠中都会勾勒噩梦。我们努力建设的幸福大厦,不可能在缺乏安全感的地基上来完成。
因此,如何来修补这个社会的安全感,应该是一个比救灾善后更值得深思的工作。
而安全感的修复,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种情绪抚慰,更是一种制度呵护:这种呵护,可以是将“细节审慎”嵌入城市治理之中,可以是应急预案多“长点心”,但究其本质,就是用密织牢固的安全屏障将公众与危险隔离,让公众跟“自危”情绪尽早解绑。(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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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
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体系的执行力
警惕塘沽爆炸经济冲击波
“闻化工色变”更让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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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人员灭火(图片来源:新华网)
灾难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
陈凌
很难用多少吨炸药的爆炸当量,来标定这场灾难在人们心里形成的冲击。12日深夜,陕西山阳滑坡的山体还没完全平静,海河之滨的两声巨响,又震醒无数梦中人。据初步统计,50人遇难、66人伤势危重、520人住院治疗……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再次以生命为笔墨,勾画出一连串沉痛的感叹号。
“公共安全这个问题,没事就没事,有事可能就是大事”。但安全就像空气,往往让人感到它不需要任何成本,只有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代价惊人。正因为这样,人类才会不断把灾难作为一个随时可能出现的“假想敌”,敲击犯困的神经,克服天然的短视。“案例教学”成为安全教育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一种方法。
可是,从公寓失火,到船沉江底;从踩踏事故,到“电梯吃人”,那么多惨痛的案例叠加起来,不知道可以编写成多少本教科书了,类似的悲剧,却还在一再发生。内部管理混乱、安全意识淡薄、违规违章严重,审批把关不严、监督检查不到位、安全隐患治理不力,超速超员、疲劳驾驶、开车接打手机、关闭动态监控系统……翻检国务院安委办关于重大事故的历次通报,诸如此类的原因分析屡见不鲜。人们似乎总要到灾难发生之后,才在震惊中匆匆“复习”过往的教训,却总是将提前的“预习”彻底忘在了脑后。
应当承认,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安全的防线实在是太长了,比长城还长,谁也不能保证它的每一块城砖都是坚实的。但当每一块城砖背后都对应着一条生命的时候,这样的“理解”就不会再令人感到一丝宽慰。对于生命而言,我们需要的是保障,以最严的尺度,用最苛刻的标准。
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强调这些可能是令人生厌的。有必要一遍遍检查油路的顺畅、电路的老化吗?有必要铁面无私地清理违章存放的易燃品吗?有必要刻板地执行操作规程、坚持干部带班下井的制度吗?我们不妨反问一下自己,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不以为然和吐槽抱怨?
尽管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面对人类固执的健忘,那些事故之后的重申和强调,还是难免显得无力和苍白。这种时候,只有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坚持标本兼治,坚持关口前移,加强日常防范,加强源头治理、前端处理”,真正把牢补起来,那些相似的绳子才不会总在同一处断裂。而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树立起这样的意识:把灾难的代价预支为安全的成本,进而固化为生命的本能。
理由很简单,灾难从来都不只是“假想敌”。(人民日报)
天津滨海新区事故现场(图片来源:新华网)
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体系的执行力
李杏
事故举国震惊。对于尚未脱离危险的伤者,我们为他们祈福;对于依旧奋战在抢险一线的消防官兵,我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并期盼他们平安归来。
抢险救援仍在坚持进行,事故调查还要走很远的路。但可以肯定的是,“安全”关切势必会成为焦点。在天津这样规模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密集地带发生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无疑会成为公共安全上一响沉重的警钟。
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很难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一些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反响也极为强烈。比如经媒体曝光电梯伤人事故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了电梯安全排查工作,可谓是立竿见影。
过去很多事故原因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有迹可循。但很多涉及安全生产的规章与程序本身是完善的,条目详细清晰,要求也很明确,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是否有力则未必可以打包票。
安全机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讲究科学合理,有备无患,规划设计和维护保养是日常主体。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安全保障机制的执行得不到有力的监督,一道道程序被忽视与突破,相当于整个安全体系被瓦解,但遗憾的是,往往只有到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灾难性后果才引起反思,追悔莫及。
国家高度重视人民安危,在任何工作中都将安全第一作为前提。今天,要说哪个方面还缺乏可遵循的安全规范,恐怕很难。对整个社会来说,保障安全的执行力首先是长效机制的落实力,高度可靠的监管力,然后才是事故或灾害的救援力。此外,保障安全的执行力还包括每个人在安全事故中选择得当方法的应对力,全社会面对安全事故或灾难时意志统一的行动力。唯有以落实力为基础形成安全保障的合力,社会安全网才会坚实稳固。(长江日报)
专业精神是对生命的最好守候
王石川
这样的悲剧,让人无法安之若素。除了悲伤,还有哀伤;除了忧虑,还有不安。真相仍在路上,在哀悼遇难者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叩问真相,比如,事故的原因是什么?是天灾还是人祸?瑞海公司的仓库改建有没有违规?等等。当然,真相不会立刻查明,但当地需要展示查明真相的决心,和及时公开真相的诚意。除此之外,我们也该好好探讨一个并不复杂却常常缺席的命题:专业精神。
专业精神,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有一个细节:此次爆炸前不久,天津市副市长还与滨海新区20余家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谈心对话。在此之后,如果当地企业真正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红线意识,重视日常管理,勤于自查,何至于此?
对于企业来说,守卫安全线就是守卫生命线,没有专业精神就不可能守住安全线。危化品不同于一般产品,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惊人惨剧。在高温、高湿、暴雨等极端天气频繁的情况下,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压力加大,监管任务更加繁重,这也提醒监管部门要多一些专业精神,除了耳提面命,更需跟踪核查,不让自查自纠走过场。
这次爆炸事故中,逆火而行的消防员最可敬。此前有传言称,消防员之所以伤亡惨重,与消防不得法有关。而公安部消防局宣传处副处长雷进德回应称,处置危化物火灾有一整套科学程序,天津爆炸事故的现场处置程序“肯定是科学的”。派出核生化应急救援队等应对,也印证了救援的专业主义,一旦没有专业精神,则可能付出巨大代价而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据报道,挪威奥斯陆消防队70年没有一名消防员在救灾中殉职。这不得不触及另一个话题——消防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在大众视野里,救人最重要,但是救人的人,他们的生命同样重要,而我们的消防员目前还没有实现普遍的职业化。这就需要从制度安排上,保证消防员队伍更专业、更职业。
如何预防危化品事故,同样涉及专业精神。我国危化品爆炸时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真正从事故中汲取教训,查漏补缺,未将个案留下的思考上升到制度的改进层面。2013年4月17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韦斯特化工厂发生硝酸铵爆炸,当地的专业精神不仅体现在处置过程中,还体现在制度设计上。2015年4月,韦斯特化工厂爆炸事故两周年时,得克萨斯州针对硝酸铵储存专门立法。真正的专业化,体现在举一反三,并通过构建制度遏制悲剧重演。
在崇尚速度的时代,质量容易遭受伤害;过于追求效率,效益就会失落。缺乏专业精神,我们就可能染上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毛病。翻检所有的事故,无一不缺乏专业精神。沉潜下去,更老实一些,更有定力一些,在专业能力上修炼得炉火纯青,在专业精神上更有信仰,最终受益的是所有人。(京华时报)
警惕塘沽爆炸经济冲击波
杨国英
“8·12”天津塘沽危险品仓库爆炸震惊全国,目前,除了仍在动态更新中的救援新闻和不断积累的人员伤亡数字,可以料想的是,爆炸带给当地企业乃至地方和区域经济的损失和影响也将持续显露。
由爆炸直接冲击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已经发生。仅从爆炸现场周围烧毁的进口汽车来看,媒体已报道有约1500辆雷诺、4000辆现代和起亚、2748辆大众过火烧毁或受损。进口车一般为中高端车型,车辆损毁带来的账面经济损失就可估量。事发地附近还有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等科技型机构、企业,也都受到波及。股市方面,13日的股市天津板块一度领跌A股,在A股逾2500家公司上涨的情况下,受影响最大的上市公司天津港当日跌幅达到3.99%。
很明显,随着救灾的结束和调查的深入,爆炸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远不止这些。实际上,考虑到天津的“石化围城”“化工围港”屡被报道,此次爆炸又因危险品仓库而起,所以相比直接的经济损失,爆炸对于天津乃至周边地区经济的深远影响可能更大。
要知道,天津滨海新区是首批国家级新区之一,伴随着天津自贸区的正式批复与落地,滨海新区站在新的发展风口,但这飞来横祸却为其蒙上一层灰纱。已落地企业的“稳商”、未落地(或潜在投资方)的“招商”难度,均有可能基于对当地投资环境“安全性”的判断,而作出战略调整。爆炸事件指向的对大项目、重化工模式的思考,会否对京津冀产业转移产生影响,也尚待观察。
就眼下看,大而化之地讨论“去化工”或布局调整,未必妥当。化工产业本身非洪水猛兽,在发达经济体的美日等国至今仍然存在。天津滨海新区集近10年之力,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化工产业集聚,世界500强中已有包括壳牌、韩国SK、三菱化学等十几家进入滨海化工区。而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中心的资源优势与港口运输条件,也确实有利于化工业发展。
但这次爆炸事故,也暴露出产业布局中安全弦的松垮与常态化防范的不足。爆炸仓库周围聚集大量的住宅区,已是例证。还有,此次看似偶然的爆炸事故,也反映了当地安监、环评工作的疏漏。事实上,社会对天津化工项目危险性的质疑早已有之,2011年媒体就对天津工业园周边危险化工项目过于密集进行过报道。甚至2012年还发生过滨海新区双氧水储存罐爆炸事故以及由化工企业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但这些都未能转化为“警醒”的动力。
而今,天津塘沽爆炸事故以强烈的链式反应,提醒了这种疏漏的附带风险:像现在,除了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影响,其经济后遗症恐难避免。化工布点、生产监督体系审慎的极端重要性,由此可见。是故,政府、社会在梳理其巨大损失时,不应只看损失本身,更要将其作为“因果链条”中的果,以此找寻那个“因”,并思考“石化围城”的风险把控与危机应对之策。(新京报)
“闻化工色变”更让人心痛
刘瀚斌、包存宽
天津滨海新区瑞海物流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让大家对化工企业从担心“有毒有害”的污染问题,转为“易燃易爆”的安全问题,进而从“闻PX色变”演变为“闻化色变”。面对一次次化工项目引发的事故,公众对化工项目警惕甚至抵制的想法在累积。这样的情绪,令人尴尬而心痛。
梳理我国化工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计划经济时期,石油化工类的大型国有企业办“社会”、工厂式大院,厂区生活区紧临甚至混杂,厂区周边就存在着职工宿舍或居民区以及厂办医院、学校等一系列环境敏感目标;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准入门槛较低,包括化工类的“十五小”项目就成了乡镇企业、村办企业的首选,化工企业遍地开花,这类企业产量小、场地小、工艺较落后,更谈不上严格的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新世纪以来,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交织在一起,这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天然不足”下,再加上GDP至上和石油化工高产值、长产业链的行业特点,包括石油化工企业在内的工业用地与其他城镇建设用地交错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近年来国家更加重视石油化工企业的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很多化工类企业也设置了“安全和环境”部门,但是每一次化工事故的发生,都会加深民众对安全的焦虑。
从安全角度来说,此次爆炸事故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很值得引起重视。比如,面对风险源较复杂的化工园区或企业,如何预测二次爆炸的可能性及其危害性。事实上,单个危化品爆炸可以有针对性的扑救,而对于危化品种类较多、成分复杂的企业,相互反应会形成更复杂的化合物,会产生次生爆炸以及二次污染。消防官兵的伤亡或失联,很大原因就是由于对危化品数量内容和存储方式不明。而这些信息的公开本应属于事故突发前的常态化工作,如果在这方面“信息不对称”,救灾无异于“飞蛾扑火”。一个有漏洞的管理体系是管不住储罐漏洞的。无论这一漏洞是在企业还是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第三方机构,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在相关部门,必须对所有漏洞一查到底,对所有责任一追到底。
化工行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涉及炼油、冶金、能源、轻工、石化、医药和军工等七大产业,上下游直接带动行业达三十多个。仅2014年,化工行业占GDP比重就达到9%以上;同时,国际间化工上下游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当我们前些年“散步”抵制PX项目的时候,韩国和日本却开始加大PX产量,形成垄断价格。“妖魔化”化工行业,伤害的恐怕不仅是经济发展,还危及国家能源安全。如何在安全和环境的约束下走出一条新型发展道路,是化工行业的当务之急。
包括石油化工行业在内的快速工业化,仍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助力我们实现中国梦。天津爆炸事故已经发生,类似惨痛的教训,应该时刻警醒其他潜在的风险企业。只有真正思考并行动,才能杜绝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也才能告慰此次事故中的遇难者,尤其是“逆行走进危险”而牺牲的救火英雄。(环球时报)
大难之初拷问天津市,这合适吗
环球社评
对消防人员英勇牺牲和天津市民志愿参与救援的称赞与对灾难原因和救援不利的质疑、挖苦混合在一起,后一种声音经互联网传播显得更加醒目、突出。天津市是在重重压力之下开展救援,度过灾难后第一天的。
天津市政府理应承担这份压力。发生如此重大灾难,救援过程又出现消防队员的惨重牺牲,公众在同情、支持天津市的同时,也会对必然存在的人为原因有所抱怨。互联网时代,出了重大事故后投身救灾的一方常常要在尖刻的舆论环境中工作,那种英雄史诗般的救灾氛围已难重现。
现实已然如此,然而一些舆论对事发地救灾团队第一时间的鞭笞真在道德上很炫、很高尚吗?这也未必。
每起工业灾难发生,必有失职者。所以事后的调查和追责如今已成灾难处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而昨天是大爆炸发生的第一天,一些明火尚未扑灭,救治伤员是当务之急,可以想象天津及国家相关救灾部门的工作是多么紧迫,多么需要众志成城。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些人把种种质疑像机关炮一样连发射向救灾者。
媒体这时候应当向公众提供尽可能多的事实,这些事实应以官方的提供为基础,辅助以媒体独立和主动的发现。当有些媒体人或舆论领袖作为“质疑的力量”参与到救灾之中来时,其建设性就值得他们自己认真审视了。
比如个别人在灾难之初集中提出一连串质问,做出拷问救灾力量的姿态,其效果就是不好的。这样的拷问引导了公众对救灾力量的不信任,在后者最需要鼓励和支持的时候,把公众与他们从精神上隔开。
昨天很多质疑都针对了消防队员的大量牺牲,宣扬或暗示在当时情况下派他们去现场是非专业和错误的指挥。其实这种第一时间的断言才真正是不专业的。大量消防人员牺牲肯定是救灾中的悲剧,但对此总结决非个人、尤其是一个普通键盘侠有能力做出的。“9·11”双子塔的突然倒塌埋葬了数百救援者,难道美国人应当在第一时间质疑为何不及时撤出救援队伍吗?
出了这么大的事,天津市和国家会从中汲取的教训一定会很多很多,在火还没灭、伤员还在痛苦呻吟时,把这些深层次、专业且系统的问题当成口号反复在大众媒体上呼喊,这是严肃的态度吗?我们真的应当在如此紧迫的时候,针对一个已被灾难证明的缺陷,从远处揪着身上是血、眼里是泪的天津市的耳朵指给他们看吗?
在存在刻意隐瞒的世界里,敢于质疑是一种勇气和尊严。在一个被摄像头和种种公开信息包围了的灾难事件中,克制竞赛质疑的速度和尖锐,给救灾团队一点整理信息的时间,让他们先干完最紧急的事,也许是一份豁达和智慧。
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舆论场上不分时间场合对象地热衷质疑,有其客观成因。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危机关头不善于与舆论互动,喜欢“低调报道”,是这类问题频繁出现的根源之一。因此走出这一长期困境需要双向努力,官方和民间都需承担各自的责任。
我们生活在统一的文化环境中,或许每一个人都有必要避免认为自己高尚,有智慧,而他质疑、批评的某个群体又懒又笨,他们的公开行为受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支配。无论官员还是互联网上的批判者,都应避免掉入这样的思想陷阱。(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