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四书集注》文化经典地位的确立

朱子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子继承维护发展了孔子思想，对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做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文化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经典。

◆《四书》是在《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的基础上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看，大的文化类型都有文化经典。西方文化经典主要是《圣经》，即《旧约全书》《新约全书》。阿拉伯文化经典是《可兰经》即《古兰经》。印度文化的《阿含经》和《韦达经》，两河文化《埃努摩经》，犹太文明的《塔纳赫经》，都是很著名的。中国的文化经典以《四书五经》为代表，还包括《老子》《庄子》《墨子》以及佛教典籍等。中华文化从黄帝开始，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子集大成。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五经》是儒学重要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他总结了夏、商、周以来的历史，并收集了有文字以来的各类典籍，增删《诗》《书》《礼》《周易》《春秋》《乐》，创建儒学，形成儒学经典文本。这些经典文本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中毁灭。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的《五经》地位树立起来，由此一直延续到隋唐，成为中国文化的“五经时期”。

东汉时期，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产生于印度的佛学传入，二是本土的道教产生。这两件大事说明，当时的思想理论发展滞后，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是中外思想交融时期。董仲舒确立了《五经》的地位，但思想理论没有与时俱进，孔子原始儒学没有得到理论化系统化。董仲舒推崇儒术时宣扬的“尊天”思想，回应不了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的挑战。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思想文化领域道学、佛学盛行，《五经》不为知识分子和百姓信奉。尤其到了五代，社会内忧外患、教育颓坏、官场腐败、道德沦丧、世衰道微。中华文化发展到了需要选择的关键时刻。

《四书集注》是朱子确立的。《四书》说法始于南宋，有朱子才有《四书》的称谓。朱子之前，《周易》《礼记》《诗经》《尚书》《春秋》被称为《五经》，《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受重视，只是小学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五经》与佛教经典相比，理论的系统性、彻底性、深刻性都有差距。佛经传入后，大多数士子学佛信佛研佛而远离《五经》。朱子全面研究《五经》，从《五经》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同时认真研究佛经和道家思想。朱子收集各种经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释，恢复经典文本的面貌。朱子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西周初年编定，其思想深邃，是一部充满辩证法思想的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礼记》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是记载礼仪的书籍；《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文书和历史的典籍；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总的讲，《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朱子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合并为《四书》。《礼记》共有49篇论文，《大学》《中庸》是其中的两篇。《四书》在此基础上形成。

《四书》继承发展《五经》思想。《五经》内涵丰富且繁杂，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五经》不包括《论语》《孟子》。《五经》无法抗衡佛道思想的挑战。朱子继承创新，重新选定经典文本，坚持以孔子思想为主导，回应时代的要求，融合佛教道教思想，将印度佛学中一些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丰富并提升了儒学，通过理论改造，形成一个系统的崭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朱子通过注释、阐发义理，使《四书》与《五经》在思想上、理论上相互贯通、融为一体，珠联璧合，灿然生辉。《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使中华文化有了主题鲜明、意义明确的新经典。朱子通过艰苦的学术创造，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开创了“四书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