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四书集注》文化经典地位的确立

朱子是对中国思想文化史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子继承维护发展了孔子思想，对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做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文化史上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经典。

◆《四书》是在《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的基础上产生的

从世界范围看，大的文化类型都有文化经典。西方文化经典主要是《圣经》，即《旧约全书》《新约全书》。阿拉伯文化经典是《可兰经》即《古兰经》。印度文化的《阿含经》和《韦达经》，两河文化《埃努摩经》，犹太文明的《塔纳赫经》，都是很著名的。中国的文化经典以《四书五经》为代表，还包括《老子》《庄子》《墨子》以及佛教典籍等。中华文化从黄帝开始，到孔子集大成，孔子后到朱子集大成。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五经》是儒学重要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初始原典。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的鲁国，他总结了夏、商、周以来的历史，并收集了有文字以来的各类典籍，增删《诗》《书》《礼》《周易》《春秋》《乐》，创建儒学，形成儒学经典文本。这些经典文本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中毁灭。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的《五经》地位树立起来，由此一直延续到隋唐，成为中国文化的“五经时期”。

东汉时期，思想文化界发生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产生于印度的佛学传入，二是本土的道教产生。这两件大事说明，当时的思想理论发展滞后，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是中外思想交融时期。董仲舒确立了《五经》的地位，但思想理论没有与时俱进，孔子原始儒学没有得到理论化系统化。董仲舒推崇儒术时宣扬的“尊天”思想，回应不了社会思想需求和佛学的挑战。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学日益边缘化，思想文化领域道学、佛学盛行，《五经》不为知识分子和百姓信奉。尤其到了五代，社会内忧外患、教育颓坏、官场腐败、道德沦丧、世衰道微。中华文化发展到了需要选择的关键时刻。

《四书集注》是朱子确立的。《四书》说法始于南宋，有朱子才有《四书》的称谓。朱子之前，《周易》《礼记》《诗经》《尚书》《春秋》被称为《五经》，《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受重视，只是小学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五经》与佛教经典相比，理论的系统性、彻底性、深刻性都有差距。佛经传入后，大多数士子学佛信佛研佛而远离《五经》。朱子全面研究《五经》，从《五经》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同时认真研究佛经和道家思想。朱子收集各种经典文本，加以研究注释，恢复经典文本的面貌。朱子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西周初年编定，其思想深邃，是一部充满辩证法思想的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礼记》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是记载礼仪的书籍；《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文书和历史的典籍；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总的讲，《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朱子将《论语》《孟子》提升到“经”的地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合并为《四书》。《礼记》共有49篇论文，《大学》《中庸》是其中的两篇。《四书》在此基础上形成。

《四书》继承发展《五经》思想。《五经》内涵丰富且繁杂，理论体系不够完善。《五经》不包括《论语》《孟子》。《五经》无法抗衡佛道思想的挑战。朱子继承创新，重新选定经典文本，坚持以孔子思想为主导，回应时代的要求，融合佛教道教思想，将印度佛学中一些思维方式、思维方法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丰富并提升了儒学，通过理论改造，形成一个系统的崭新的思想理论体系。朱子通过注释、阐发义理，使《四书》与《五经》在思想上、理论上相互贯通、融为一体，珠联璧合，灿然生辉。《四书集注》视野开阔，理论深邃，使中华文化有了主题鲜明、意义明确的新经典。朱子通过艰苦的学术创造，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开创了“四书时代”。

◆《四书》文化经典具有丰富内涵

《四书》成为公认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是由《四书》文本的经典性、权威性，理论的创新性、深刻性，体系的完整性、贯通性，内容的丰富性、包容性，传播的广泛性、普及性决定的。

《大学》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这篇1300多字的短文在儒学史上最富传奇色彩。西汉时期，戴圣等人编辑的《礼记》，是一本论文集，共有49篇论文，《大学》是其中一篇，这篇论文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真正认识这篇文章价值的是朱子。朱子对这篇文章情有独钟，倾注了最多精力。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大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更加完整。同时通过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深刻阐释了儒学认识论，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是要通过修身使人的善良本性恢复起来；“亲民”即新民，也就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新民；“止于至善”是要不断努力、与时俱进，力求达到最好的境界。这是求学的目的，也是治国纲领。“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即认识事物；“诚意、正心”是格物致知的目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指修己齐家，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实现天下太平的人生最高价值和理想。

《论语》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汇集。《论语》有11705字。“论”，是“论纂”；“语”，就是“语言”。《论语》平易亲切，深入浅出，寓意深刻。《论语》不是一整套思想体系或伦理教条，是孔子师生讨论、体验“天道人事”的记录。《论语》到东汉时才被列为经部，虽然也算受到重视，但地位不能同《五经》相比，仅是妇女儿童的启蒙读本。《论语》倡导“仁者爱人”。社会是人构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仁者爱人”，要尊重人，其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再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知礼，无以立”。他认为礼的含义是重视社会秩序，自然界有秩序，人类社会也要有秩序，重视人们交往的礼仪、礼貌和礼节，倡导人们之间相互尊重，倡导礼节。“义”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合乎规则，合乎社会公认的规则，同时要求坚决保卫和捍卫规则；“智”即知识。“仁、义、礼、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的结晶。它融入民族精神血脉，内化为民族最重要的文化基因，构成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

《孟子》主要贡献体现在性善、养气、义利观和民本思想。《孟子》七篇14卷，3.7万多字。在宋代以前，《孟子》同样不被重视，与《论语》一样，只是一般读物。直到宋代，《孟子》的地位才提高。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孟子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认为人民最主要，君子次要，国家和领土更是次要的。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性善，民本、尽心、知性、知天，浩然之气，天道、人道、诚”的性善天道思想。朱子说，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仁义是儒学的核心思想。

《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一篇，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中庸》全篇以“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自然法律。“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一开篇就提出哲学命题：“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是指天命也属于人性，性即理，把天和人、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率性之谓道”是说要自我管理而不可放纵本性，人性要受到道的制约和引领；“修道之谓教”是说改善自我要通过教育，同时这个“教”不仅指教育教化，还包含礼、乐、刑、政等社会治理方法。在这里，朱子通过对《中庸》的注释，论述了天命、性、道、教等重要概念，并使之升华到“人之所以为人”，“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这样的哲学高度。

《四书》倾注了朱子一生的心血。他以做“圣人”为志向，攻读“圣贤之学”，慨然发奋，日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无间断。他致力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历经40多年研究，最终形成《四书集注》。它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人如何有尊严，如何保持人格力量，并实现人生价值与意义。《四书》从文化上规定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朱子为《四书》定下顺序。第一《大学》，因为《大学》明确提出为学的目的和具体步骤，为学习和理解整个儒家理论体系打下基础。第二《论语》，这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是最本源最丰富的思想文化的源头。第三《孟子》，孟子有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有一股昂然向上的浩然之气。学习孟子维护发展儒家思想的正气，发展儒家思想的魅力和魄力。从理论上提升，从胸怀上拓展，从气度上升华。第四《中庸》，领略儒家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学习理解儒家精微深刻的哲学道理。

朱子不仅实现了理论的时代化，还致力于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他注重教育，注重普及化读本编写，注重民俗改造，使《四书》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成为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与生存方式。《四书》重构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

◆确立《四书》经典的文化意义

朱子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经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各个领域，都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总结和创新，构建了以“理”为理论基石和核心，以忧国爱民为归旨，以会通创新进取为基本方法，以格物致知、沉潜精思为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以正心诚意、止于至善为价值目标的文化精神框架。《四书》“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体现了“仁爱、民本、正义、礼仪、诚信、和谐”的恒久不变的核心价值。

《四书》继往开来，保证了中华文脉的延续。朱子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和勇气，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端正了方向。《四书》最大的贡献在于保证了从黄帝开始中华文明的延续。唐代韩愈开始大声疾呼复兴儒学，到宋代产生《四书》，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更是学术文化发展的结果。《四书》使由孔子创立的体现中国内在精神文化的儒学重新回到了主导地位，其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四书》构建和确立了800多年来中华文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风景。朱子“继绝学，绍道统”，在中国学术思想上确立了以儒学为中心，儒、佛、道三位一体的文化构架，构筑起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文化家园，成为宋元明清800多年中国文化主流意识形态。

《四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首次完成了对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佛学自东汉传入中国，与中国文化产生碰撞。佛学的理论思维精致，从理论层面超过原始儒学，对当时士子很有吸引力。朱子以改革创新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以中国本土文化作为基础，消化吸收佛学等外来文化。如佛教认为人要有一颗觉悟之心，即“佛性”，人觉悟就可以成佛。朱子深刻思考儒学天道与人道关系，学习运用佛学的理论思维及推论方法，把佛性这种特性与事物存在的理联系起来，深刻论证理的存在与特点。这样，就把儒、道、佛的观点融合为一个总体。朱子认为，理是事物存在的根据，天道与人道、仁与理是相通的。朱子成功融汇外来文化，提升了新儒学的理论高度与深度。这使得《四书》充满了生机活力，成为包括佛学等各种文明都认同的思想体系。中国没有宗教冲突，所有宗教都可以和谐相处。这证明《四书》具有的互学互鉴、包容精神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

《四书》以崭新的文化形态走向全国、走出国门，成为东方文明的核心内容与主要标志。《四书》是“东学西渐”的主要内容。1593年，利玛窦将朱子《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将儒家典籍介绍到西方，对西方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德国哲学家康德，启蒙思想家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都受到朱子思想的影响。

《四书》标志文脉南移，奠定了福建“海滨邹鲁”确然卓立的文化地位。闽学（朱子理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华文脉南移的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朱子闽学定位为“后孔子主义”。今人常说福建人好学、讲信誉、有胆识、重礼节，这与福建是《四书》诞生地分不开。福建被誉为“海滨邹鲁”“南闽阙里”“理学名邦”都与朱子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