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杨成武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曾经成功地利用坑道与敌较量，顶住了“联合国军”发动的由飞机、大炮和坦克组成的强大攻势，并以较小的代价歼灭了大量敌人，谱写了我军阵地战的光辉篇章。

在北京西山的寓所里，86岁高龄的杨成武将军接受记者采访，回顾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第二阶段，由机动防御作战转为战略阵地坚守防御作战，有效抵御敌人进攻的战斗经历。

1930年，杨成武同志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1军团第4军第12师教导大队政委、师政治委员办公厅秘书长兼直属党委书记时在江西广昌。

杨成武1951年6月率领第20兵团进入朝鲜战场时，正是志愿军防御作战开始之时。他介绍说，当时，志愿军第六次战役的计划已经拟好，但是，由于我军已经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的比较理想的位置，加上“联合国军”已在前线修成了三道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坚固工事，纵深达三四十公里，火力处于绝对劣势并且缺乏攻坚经验的志愿军倘若强攻敌人坚固的立体防御，伤亡定会很大。相反，如果敌人离开他的阵地向我大举进攻，我军则可以以自己的力量装备将其打垮。就这样，阵地战开始了。

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是抗美援朝的第二阶段，即战略阵地防御阶段。在这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志愿军进行了他们并不熟悉的阵地战，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是杨成武向部队做战前动员。1939年11月，杨成武组织指挥了著名的雁宿崖、黄土岭战斗，击毙日军“名将之花”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

20兵团刚接防时还没来得及加固工事，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秋季攻势”就已开始。在200多公里的战线上，“联合国军”向志愿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猛烈进攻。10月10日，敌军近百辆坦克，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贯通我纵深的门户文登里山川发起攻击。敌数十辆集群坦克此进彼打、互相掩护、交替前进，在炮兵护送射击下，沿公路两侧向20兵团纵深楔入。杨成武很快组织反坦克大队，打头、截腰、斩尾，仅第68军在40天里就击毁击伤敌坦克68辆。

“此后，范弗里特再也不敢在战场上大量使用坦克了。”谈到与昔日对手的斗智斗勇，杨成武将军的脸上浮现出胜利者自信的微笑。“范弗里特是个公认的倒霉将军，他当飞行员的儿子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空被击落的。1952年2月10日，由于在对志愿军的对抗中屡遭败绩，范弗里特离任回国。许多外国将军都同情地嗟叹他‘命途多舛’。实际上，从麦克阿瑟到沃克，从李奇微到范弗里特、克拉克，哪个在我们手中讨到‘运气’了呢？”

1947年4月，杨成武同志率部参加正太、青沧、再战保北三个战役。这是杨成武（右）和聂荣臻（中）、肖克（左）在正太战役前线指挥作战。

“朝鲜战争，是我军历史上打得最为艰苦的一场战争。当时，美军一个团的汽车数量比志愿军所有汽车数的总和还要多得多，一个团的火力强于我们一个军的火力，再加上1500架战斗机所带来的绝对制空权和制海权，志愿军在坚守防御中面临很多困难，敌人的飞机和大炮、坦克给我们造成的牺牲很大。”在前线指挥的杨成武将军，在部队伤亡严重时，不得不把炊事员等“八大员”连同机关干部派上作战前线。如何寻找一种有效的防御作战方式成为志愿军面临的首要问题。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就曾指挥冀中人民子弟兵在没有高山大岭，无险可据的大平原上发明了地道战。在山岭纵横的朝鲜战场上，将军再一次用这种战术演绎出战争史上神奇的篇章。从马蹄形小坑道到Y形、H形、鸡爪形坑道……在他的带领下，坑道从战斗掩体发展成为集作战、指挥、囤兵于一体，由主干、支干、火力点、观察孔、住室、粮弹库、储水池、防毒门等能防、能打、能生活的地下工事，整个大地成了志愿军的装甲。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共挖了长达1250公里的坑道，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坑道战使志愿军完成了从带有运动性的机动防御向阵地坚守防御的转变，并减少了一线防御部队。在整个阵地战时期，志愿军共歼敌533200人，接近五次战役中总歼敌数的3倍，而伤亡却从运动战时期敌我基本相当，减少到2.7∶1。最多时，“联合国军”一日伤亡竟超过5000人。在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中，小小的坑道更是发挥出了极为关键的作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给总统的报告中写到：“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杨成武将军生平

杨成武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14年生，福建长汀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长汀县农民暴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连政治委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师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平型关战斗时，率部在腰站地区作战中歼灭增援日军300余人，后收复涞源、广灵、灵邱、浑源、阳原、蔚县、易县等7城，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莫定了荃础．1937年冬任八路军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参加了晋察冀边区1938年秋季反“围攻”。1939年冬指挥所部反击日军大“扫荡”中的五路合击，在涞源县黄土岭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受到毛泽东同态发电称赞。后参加百团大战，井隆战斗中所率部队从战火中抢救出两个日本小姑娘，几十年后成为中日友好的佳话。所部涌现出的英雄群体“狼牙山五壮士”，成为中华民族抵抗日军侵略的一个精神象征。

杨成武同志与邓小平在一起

1944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冀中纵队司令员，在冀中人民配合下，创造性地运用地道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人民战争的战法，积极开创平原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45年率部发动春夏季攻势作战，收复12座县城。后率部进行大反攻，收复16座县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第20兵团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天津普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代理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2004年2月14日在北京逝世。

何凌登陈列在福州革命烈士纪念馆

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何凌登，没有想到能在中南海受到周总理的紧急召见。这一天，是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成功登陆的第三天———1950年9月17日。一同受到召见的还有由东北边防军临时组成的“入朝先遣小组”其他4名成员，以及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周总理在宣布了先遣小组的任务之后说：“在中央就出兵朝鲜问题未作决定之前，不宜用其他名义，你们对外均为大使馆武官，由柴成文同志安排一切。”

翌日下午，何凌登等人回到沈阳，稍作停留，将各人的军装换成了民服便出发了。到达朝鲜平壤，柴成文先向金日成报到，5名“武官”也拿到了金日成签署的委任状。先遣小组的任务是深入前沿阵地，了解战局，观察美军的战斗实力。何凌登他们有时扮装成人民军军官，随部队一道行动，有时候又穿上便装，单独在各地进行侦察，每个人得在一两天内将观察到的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写成文字，传递到柴成文那里，再由大使馆呈送给中央有关部门。

10月15日，先遣小组结束了在朝鲜25天的战地考察，返回部队。10月19日下午，何凌登回到三十九军军部所在地辽阳市。而就在这一天，该军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的命令，已从辽阳乘火车向安东开发准备进入朝鲜了，军部机关走在最后，定于下午6时整出发。何凌登于下午3时左右回到军部，第一件事就是向军部汇报，直到下午5点1刻过后，才往家里走去，与分别1个多月的妻子待了半个多小时就又登车出发了。

换车位，入朝牺牲第一人

10月22日晚8时整，三十九军军部的六辆车赶到了鸭绿江边。9时20分，军部领导见部队安然有序地通过了鸭绿江大桥，决定驱车跟进。军部的前方目标是龟城，必须在天亮之前进入指定位置。

就在军长吴信泉乘坐的1号车将要发动之际，何凌登跑步过来，把手搭在车门上，对吴信泉说：“军长，我们换个位置，我来坐1号车，美国鬼子的飞机厉害着哩。”

“乱弹琴！”吴信泉朝何凌登瞪了一眼。然而，何凌登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军长，我在朝鲜20多天，熟悉这一带的公路情况，知道哪儿能快能慢，还是让我坐1号车吧。”

吴信泉正要发作，军政治委员徐斌洲说话了：“何处长的考虑也有道理嘛。”接着以调停的架式把头附在吴军长耳边，轻语了几句。结果，吴信泉很不情愿地从1号车前头的座位上走下来。

军部车队继续出发，借着青烟一般的新月余晖，向龟城方向驶去。到下半夜两点多钟，何凌登乘坐的1号车行驶在一座不算陡的山坡时，月亮正好被山头遮住，四周的景物连一点轮廓也显不出来。司机小唐只见前方一片昏暗，根本看不清路面在哪儿，他只好打开前灯，借着光亮猛一加速驶上了山坡。就在1号车亮灯的一瞬间，被空中迎面飞来的美国飞机发现了目标，飞机立即怪叫着俯冲下来，又是扫射又是投弹。

爆炸声过去之后，军长吴信泉跳下2号车，疾速跑到1号车旁，推开车门，在手电筒光亮的映照下，吴信泉看到，就在自己原先所坐的位置上，何凌登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头部被美机的机关枪弹击中，已经牺牲了……悲痛中的吴信泉命令由警卫排派两名战士乘坐1号车，将何凌登的遗体护送回辽阳军部留守处。

何凌登，1917年出生在福建福州，中学毕业后，由徐特立介绍，于1937年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期间，他曾经获得延安地区毛泽东模范青年奖章、毛泽东模范干部奖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伟大史册，将永远记载着他的不朽名字。（《纵横》2005年第1期　晓农文）——2007年03月08日 文摘报

献上一束鲜花，永远记住那些长眠在朝鲜的战友

▲抗美援朝纪念亭，成了老志愿兵每年聚会、缅怀战友的地方

东南网-海峡都市报10月26日讯（本网记者 李熙慧 王浩志 文/图）

实录：“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昨天上午，二十多名抗美援朝志愿军老战士又一次齐声高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这首歌虽然唱了57年，如今再唱，少了些当年的稚气，多了些历史的沧桑，但听起来仍然精神饱满、不失刚劲。

57年前的10月25日，是中国抗美援朝开战日。闽侯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人把这一天定为他们聚会的日子，昨天，他们就在闽侯甘蔗街道抗美援朝纪念亭上聚首，他们先向烈士碑敬献了花篮，高唱了一曲“战歌”，然后老哥们就开始叙旧。一下子，现场人们仿佛都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那个战场上。

闽侯籍志愿军

特别多

76岁的杨学清老人现在是“志愿军福州地区老战友联谊会”的负责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老杨。他可是19岁就北上朝鲜，当时作为2030名热血青年一员响应号召，保家卫国。

资料显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省共有9000多人参战，仅福州闽侯就有2030人参加，221人英勇牺牲。当时为什么闽侯籍参加战争的特别多呢？带着疑问，记者跟他聊了起来。

他说，当时抗美援朝宣传活动在城市和农村一起开展，办黑板报、夜校，还设立了几十个广播站，各村都召开群众大会，抗美援朝的教育深入到农民心里去了。那时候土改刚结束，大家都踊跃参军。

他还清楚地记得，报名第一天，福州新店、马尾在内的人都来了，农民、学生等各阶层青年都有，一上午就有2000多人报名。报名参军后，他们入编当时驻扎在当地的解放军25军73师、74师。1952年7月底，25军军部奉命移到山东，原先的73师、74师编入志愿军23军、24军开赴朝鲜。所以，福建籍的志愿军战士中，闽侯小伙子特别多。

杨学清说，1952年8月，23军从安溪开拔，步行到南安，一直到江西上饶才坐到火车，经过七天七夜才到辽宁丹东点击查看丹东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到了朝鲜战场后，夜里行军，躲过白天敌军的飞机侦察，一个人背负的弹药等重90公斤，没有好身体可不行埃

珍贵纪念章

至今保留

杨学清老人家中还保存着当年的志愿军纪念章。纪念章是1953年战争结束后发的，纪念章正中间是毛主席头像，头像四周有麦穗。整体形状是一个圆形和五角星交叉，上有“抗美援朝纪念”6个小字。

老人说，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把战火燃烧至鸭绿江边。闽侯县2030名热血青年志愿加入了抗美援朝部队，分别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3、24军。入朝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参加过反登陆作战准备，以及1953年夏季停战前夕的关键一站———金城之战等重大战役。不少人立功受奖，有的还荣获朝鲜国家军功章等荣誉，有两百多位热血男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说，不少幸存的老军人家中都保存战利品、纪念章等各种和抗美援朝有关的物品。2005年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征集抗美援朝文物，很多老同志都捐赠出来了。据他了解，闽侯竹岐乡的陈桂学和白沙镇的陈有山两位老战士各捐献了一本集体一等功纪念证；螺洲镇的志愿军战士陈本煌捐献朝鲜姑娘赠送的线织手电筒套，还有用美军战机残骸铸制的筷子，以及当时向敌军散发的封面盖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章的投降安全证，战场上缴获的美军军用汽油炉、照相机等。

一天救十几个伤病员

周祯荣老人，看上去一点都不像73岁。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是卫生员，救护过无数的伤病员，荣立了两次三等功，还火线入了党。

说起以前的事，老人乐呵呵的，“当年参加抗美援朝时，身高不足1.60米，体重才42公斤，差点体检没通过没当成兵。”老人说，1952年9 月，他成了名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每次战斗都很激烈，有时一天遭敌机轰炸十几次。为了更多地救护伤病员，他把眼睛蒙起来苦练包扎技术。有一次，在参加 “252”阵地战斗时，他一直拉肚子，可这一天战斗非常激烈，阵地上的伤病员很多，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一天下来，他抢救了十几个伤病员，受到首长表扬。

他在当卫生员期间，有件事让他记忆深刻：一位高个子战士受伤，肠子都流了出来，血一直往外涌。经过简单的包扎，他要求用担架把战士抬到营部卫生所抢救，没想到这位战士说“不要抬，我自己可以走”。最后，他含着泪水，目送着这名勇敢的战士一拐一拐地走下山去。

在一次打“646·9”山洞时，有的战士生病倒下了，按规定卫生员可以不参加打山洞。但他主动请缨，要求顶替生病的战士。战斗中，他手上长了疖子，胳膊肿得有两个馒头大，还发着高烧，但他一直坚持战斗。之后，部队把他的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在各部队演出。

来自厦门的吴祖宽老人不但报名捐献遗体，还提出可行性建议 

刚过去的2006年年底的一天,一位祖籍厦门的老人成了石家庄这个北方城市的焦点人物。

在这一天,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76岁高龄的吴祖宽和石家庄遗体捐献中心签订协议,待自己百年之后将捐献遗体,吴祖宽也因此成为厦门人在石家庄捐献遗体的第一人。

在他的带动下,目前石家庄已有三四百人自愿捐赠遗体,并成立了遗体捐赠自愿者协会。近日,吴祖宽回厦门探亲,这也是他离开厦门30年后重回故里,记者也得以近距离了解这位“最可爱”的老人。

少小离家老大回

从1949年参军到这次回厦门,吴老一共只回来过8次,且上一次回厦门还是在30年前。

1930年,吴祖宽出生在厦门市霞西路一户人家。家中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老四,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吴老先生说,他家的祖屋在霞溪路78号。“厦门变化太大了,祖屋也不在了,我回来后去看过,现在那里已变成一家超市。”

“说起来,我们家以前也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祖辈是清朝举人,祖屋也很大,有好几重门。祖屋在的时候,一大家人都住在一起。下雨时涨水,水淹到膝盖,出门都要挽着裤脚。”回忆起儿时,吴老感慨良多。

就是在这个祖屋里,吴老渡过了他欢乐的童年。

1949年10月,厦门解放了,当时吴祖宽恰好读高二。“受解放厦门的影响,我当时就投笔从戎了,高二还没有毕业。”

1949年11月,19岁的吴祖宽考入华东军大福建分校,到福州开始了军旅生涯。一年后毕业,他先是在闽北,然后跟部队去大兴安岭修铁路。1952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1953年得胜回国。

回国后,吴祖宽依旧随部队四处“转战”修建铁路,过着居无定所的日子。东北铁路、鹰厦铁路,都留下了他的辛勤和汗水。

1962年从部队转业后,吴祖宽脱下穿了13年的军服。转业后,他依旧没有把家安顿下来。先是在张家口工作,一干又是13年。直到1975年,因为妻子的缘故他来到石家庄,才正式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吴祖宽在石家庄运输部门工作,1995年退休,在石家庄定居至今。

吴祖宽说,从1949年参军到这次回厦门,他一共只回来过8次,且每次时间都很短,一般都是一星期,只有母亲生病的那一回,呆的时间最长,有一个月。8次探亲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最近一次回厦门,还是1976年的事情,至今已30年。

乡音无改鬓毛衰

出去买东西,他都特地跟别人强调自己是老厦门,怕别人不信,他有时还会说几句闽南话表明身份。

如果从1949年参军算起,吴祖宽离开家乡已将近六十载。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吴祖宽以76岁高龄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虽然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但依然“乡音无改”,有些遗憾的也许只是“鬓毛衰”。

1976年探亲后离开厦门,此后30年没回家的吴祖宽,依旧能听得懂闽南话,也还会讲闽南语。他笑着说,现在出去买东西,他都特地跟别人强调自己是老厦门,怕别人不信,他有时还会说几句表明身份。

老先生说,自己的家乡话说得不太流利了。和老先生交谈时,他用的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夹杂着些河北地方口音,但还听得出闽南特有的“地瓜腔”。

“不管怎么说,总算又回来了”。多少次梦回厦门,这次终于可以圆梦了。虽然“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但老先生说,他心里还是满怀安慰。

母亲和三个哥哥已不在了,老先生这次回来住在妹妹家。老先生的日程安排得很满,除了出去走走看看厦门的巨大变化,他还要和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老战友聚会聊天。“大家都很关心我,以前也一直叫我再回来看看,没想一晃就是30年,因为种种原因我没能回来。这次又看到他们,我真的很高兴。”

曾受彭德怀表扬

吴老和战友们一道,冒着敌机的轰炸,修建战时铁路。部队最后得到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首相的通报表扬。

和老先生谈得最多的,就是他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每当说到这些,老先生都会热血沸腾,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上。

1952年,吴祖宽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在志愿军铁道兵7师32团1营及团宣传股任文化教员,和战友们一道,冒着敌机的轰炸,修建战时铁路。

1952年1月初的朝鲜北方,原野上是一片白茫茫的积雪,气温降到零下32度,嘴里呵出来的热气一下就结成了冰碴儿。在这风雪迷茫的时刻,32团的指战员们,在平安北道的山坡上搭起简易帐篷,要抢修一条从龟城至价川的战时新铁路。地下的泥土冻得又硬又厚,镐头刨下去震得手上又痛又麻,碎冰、冻土溅到脸上就像刀割一样。

自然条件的艰苦还不是最可怕的,在紧张的作业中,战士们还要时刻提防敌机的空袭。

“为避开敌军轰炸,我们早上6点就起来开工。有时听到防空警报一响,我们要迅速躲到挖好的土坑或防空洞里。地面上没人影,敌机找不到目标就乱扔炸弹。等他们狂轰乱炸完了,我们再继续开工。”

吴祖宽笑着说,就这样和敌人斗智斗勇,战士们都是干劲十足,“每一段路基,每一座桥梁,每一个涵洞,每一根枕木,都浸染着志愿军铁道勇士的血汗。原定90天的工期,我们60天就完成了。部队得到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首相的通报表扬。”

让吴祖宽难忘的除了争斗的日子,还有战友之间的友爱。“做被子的时候,四五个战友会主动过来帮忙,有人穿针有人拿线,很快就做好了。要是一个人,一天都完不成。”

老先生说,部队的阶级友爱,让他感动一辈子。每当碰到困难,想到这些“最可爱的人”,他就会感觉无比温暖。　(记者　薛德芳　曾志铭)

前些天，读者丛先生打来热线：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抗美援朝纪念日了，福州有位到过朝鲜战场的罗先生，不仅画了３００多幅战地速写，而且连朝鲜志愿军烈士纪念碑的碑文也是他写的呢！

昨天，记者找到了家住铜盘小区的罗继五先生，听他讲述了发生在战场上的故事。

炮火纷飞的抗美援朝战场上 他画出300多幅速写

朝鲜战争期间，毕业于中南部队艺术学院的罗继五，曾担任《志愿军》报的美术编辑。从１９５６年年初到１９５８年年底，罗继五随身携带速写本和铅笔，随时准备捕捉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任何场景和人物——

志愿军铁道兵抢修朝鲜清川江大桥、炸毁的美国坦克、上甘岭阵地上残存的树干、志愿军战士阅读祖国亲人来信的场景、战后修复中的平壤……

“画速写要很快的，有时候根本来不及思考，掏出纸笔就开始画。”

２年多的时间，这样的战地速写罗继五画了３００多幅。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特别惊险的事情，让罗继五的这些速写差点毁于战火当中。

那次，罗继五所在营地遭到敌方袭击，轰炸所引起的火灾烧着了营房，“糟糕，我的画夹还在营房里１罗继五冒着生命危险，赶紧冲进营房，在废墟与残乱中摸索到了已经被烧着的画夹，脱下身上的衣服大力把火扑灭。

罗继五给记者展示他那一幅幅已经泛黄的速写时，其中的一部分，边角还带着被火烧过的痕迹。

罗老先生还告诉记者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竖立在朝鲜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的那面纪念碑，背面的碑文还是我写的１

“那是１９５５年３月的一天，时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的任荣将军，把我和马义彪同志叫到办公室里，把撰写纪念碑背面碑文的光荣任务，交给了我们俩。”

罗继五介绍说，当时，还有一位姓朴的朝鲜老人也参与了碑文的缮写。

“这块纪念碑的正面，是郭沫若先生为抗美援朝战争所题写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士永垂不朽’几个字，背面则是由我们三人共同完成的碑文。”

经过３个多月的齐心齐力，这块纪念碑才最终完成。

现在，纪念碑安置在朝鲜侩仓烈士陵园，包括毛岸英同志在内的１３４位志愿军战士长眠于此。

（本报记者 郭晓黎 实习生 赵耀龄（图片由罗继五先生提供））

 

数着这一枚枚纪念章，老兵的脸上写的是幸福

东南网-海峡导报（本网记者 卞军凯 通讯员 黄国轩/文 张炎妍/图）8月27日讯 81岁的老兵吴红毛，双手颤颤巍巍地打开一个精致的木盒。里面珍藏着几枚战斗纪念章，有解放海南岛的，也有抗美援朝战场的。“我当兵12年，干过运输兵、炮兵，打过上甘岭战役，这些都是见证。”

老兵老了。因为在朝鲜战场上睡了3年的山洞，吴红毛患有风湿病。如今双腿肌肉已严重萎缩，行动要靠拄着手杖，最远的距离也只是到家门口。此外，他的左眼失明，仅剩右眼看世界。

老兵又没老。时隔半个多世纪后，回忆当年的战斗经历，吴红毛满脸通红，两眼放光，像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新战士。因为太激动，他说一会儿就得拿毛巾擦擦汗。

家中独苗 被抓壮丁当了运输兵

吴红毛是龙海市紫泥镇紫泥村人，家里有两个妹妹，他是独苗。1944年，吴红毛16岁，国民党到村里来抓壮丁。第一次，母亲费了好大的劲把他藏到亲戚家，没有被抓走。过了不久，第二次来抓时，母亲猝不及防，吴红毛被带走送进了国民党58军。

由于年龄太小，吴红毛被安排到183师当运输兵。“运输兵就是牵马，一人一匹马，马背上驮着炮弹。”吴红毛回忆说，“当时军长是鲁道源，带着大伙抗日。”吴红毛牵着马去过湖南、河南、山东、山西、广东等地，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投奔解放军 海南岛登陆时当水手

1949年，在广西北流，吴红毛同所在部队的军官一起，投奔了解放军。“先进行几个月的思想教育，解放军来上课，然后就准备上战场。”吴红毛说。

部队改编后，吴红毛成为第四野战军40军119师运输营的一名战士。这是一支赫赫有名的部队，统帅是林彪，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

为了攻占国民党陆军18个师据守的海南岛，解放军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培训了6000多名水手。吴红毛就是其中之一。“我老家紫泥靠海，划过船，就被派去摇橹，送部队过去。”吴红毛说，当时战士们像潮水一样冲上岸，他也跟了上去。海南岛解放后，吴红毛获得一枚纪念章。

虽然当的都是运输兵，可只有解放军这里让吴红毛感觉到温暖，“有一次行军到山东，我不小心踩到了铡刀上，脚割伤了，住院一个星期，每天都是班长背着我上厕所。”

朝鲜战场当炮兵 住了3年山洞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119师率先入朝参战，这时的吴红毛已经是炮兵1营的战士了。“用的是缴获的美式大炮，很重。炮膛20斤、炮架50斤、炮筒100斤、炮座160斤，一个班一枚大炮，要用三匹马来拉。”吴红毛说。

到了朝鲜后，慑于119师的威名，美国派出了海军陆战队一直尾随。在三八线附近，吴红毛和炮兵部队干脆住进了山洞里，而且一住就是三年。“与美国炮兵对轰，有时彻夜不停，上甘岭战役也参加过。”老兵归来当了16年村支书

1956年，吴红毛光荣退伍，刚回到家就被选为村里的带头人。从1956年到1972年，一直担任紫泥村村支书，带领全村人种稻、养鱼、兴修水利。

靠出海捕鱼和建造船厂，紫泥村慢慢富裕起来，村民都盖起了两三层的小洋楼。村干部郭雄煌说，吴红毛从不为自己谋私利，多年来一直住在低矮的老房子里，每次台风来了都要紧急转移。几年前，由政府出钱，为他盖起了两层小楼，让他安度晚年。

这栋新房子的一楼是客厅，面积不大。吴红毛说，他有3子4女，内外孙加起来有18个，最大的31岁，最小的才刚出生，“一起到家里，客厅里站都站不下。”老兵的脸上写满了天伦之乐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