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认为，在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市场往往失灵；政府因此被视作弥补市场失灵的第一主体。然而由于政府存在着预算扩张动机等“内部性”和信息不完全等，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常常陷于低效率，也就是说，政府也会失灵。

当下中国，这一困局尤为突出。据估算，近1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总需求中，个人公共需求提高的比重相当于过去50年的总体增幅，并且个体化、个性化的特征日趋明显。政府迫切需要发展公共服务职能、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公共服务和社会事务实行全方位的直接管理。

在社会组织不断发育的基础上，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第三主体”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成为一种现实选择；而随着一部分拥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同时拥有了参与社会建设的能力，这样的选择有了现实的可能。

作为社会组织发育较早的中国城市之一，上海最近几年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走过了从“开窗”到“开门”的过程，一批社会组织活跃在助老、就业援助、慈善、社区治理等领域。它们的领头人身份相当多元，有初生牛犊的“海归”，有历经商场磨砺的企业家，也有浪漫的艺术家……不同的经历淘洗出不同的运作模式，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呈现灵活多样的特点，与政府的“保基本”构成互补。

正如企业家之于企业的重要性，社会组织领头人的素质决定着“第三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本报选取并采访了三位背景迥异的社会组织创业人，从他们仍处于“进行时”的创业故事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个社会组织领头人所必须具备的特质，比如创新力、执行力，乃至忍耐力。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或许更应该去发现他们所需要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发现职能转变中的政府新的工作着力点。

让社区里的三四位独居老人集中住到某一位老人家中结伴养老，同时把空出来的房子出租，租金用来支付专业养老机构的家政、看护服务费用——这样的“拼房养老”模式在国外已渐趋成熟。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杨磊，试图把这种新的养老模式引入上海。2009年2月，这位80后“海归”创办了“伙伴聚家养老服务社”，以此作为自己事业的起点。一年多来，这一养老“洋模式”在本土化过程中不出所料地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杨磊不言放弃：“接受新事物需要时间，我必须耐得住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