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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www.fjsen.com 2012-02-03 10:08  安立志 来源:《南方日报》 我来说两句

目光如炬的鲁迅先生,曾以如刃之笔刻画了中国文化的众生相:“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三种态度、三种立场,迥然不同,实质却一,都是为了利益。文化不同于政治与经济,自有其独立的价值与规律。然而在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中,文化的价值往往遭到亵渎,文化的规律往往遭到扭曲。放眼神州大地,处处都在打造文化景区、天天都在擦亮文化名片。幸亏中国历史足够古旧与悠远,炎黄二帝、孔孟老庄、秦皇汉武,乃至三国两晋、唐宋明清,但在“土地财政”与“经营城市”的狂潮中,大批古城、古镇、古庙、古墓被破坏,却又建造了大批假古董、假文物,古装影视、某家讲坛不消说了,哄抢了圣君贤臣,又哄抢奸臣恶棍,哄抢了历史真人,又哄抢文学神话,虽以文化传承相标榜,谋求的都是旅游与票房。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应当体现文化自身的价值,尊重文化本身的规律,如果仍然将文化作为商业的婢女甚至赚钱的工具,这样的文化怎能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文化的悠久,作为一种资源,固然有其得天独厚的炫耀与自豪之便,但也会因其历史因袭的沉重而令人沮丧。5000年的传统文化,毕竟是与当时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对于已经进入航天和信息时代的今日中国来说,由于文化相对于政治与经济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与延展性,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上难免有着岁月的积淀,而这种积淀往往是良莠并存,利弊交织,而且极易成为接受新事物的文化与心理障碍。如果今天的人们仍然将先秦诸子作为今日中国的思想资源,蹈常袭故,抱残守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因循守旧,泥古不化,且不说这资源中有多少合理成分,但这首先证明,在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上,在对人类的思想文化贡献上,今人的确不如古人。

创新不但有困难,而且有风险。戊戌变法时期,康梁等人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打着传统文化的旗号鼓吹改制,“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而父兄百官皆不悦,此上议院之公案也。周厉无道,国人流之于彘,此下议院之公案也”。似乎西周、春秋时代就有“两院制”。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梁本人也承认:“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住自不免。”在这一问题上,鲁迅先生提供了另外的思路,“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鲁迅先生并非要将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他在《拿来主义》中指出:“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我们缺少的正是这样的境界与精神。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

  • 责任编辑:王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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