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药家鑫案二审刚作出维持死刑判决时，最高院发布了一份2010年度工作报告，其中“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观点，立即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

作为民众获知全国司法现状的“晴雨表”，最高院发布年度工作报告，不仅具有司法公开的意义，同时也能传递出一些好的法治理念。仔细观察这份工作报告，里面关于死刑的内容其实只占很小的篇幅，但是却激发出舆论如此热切的关注，背后实乃与许多人对死刑适用的误读有关。

由此，联系到一个历久弥新的法治话题：我们这个社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死刑观？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其罪当诛乃是合乎法治逻辑的结果。只是这样的死刑，值得我们欢呼雀跃吗？在同态复仇、因果报应和震慑犯罪等等考究的背后，难道不该为我们自己留出些许宽恕之心？

死刑存废向来是个火药味很浓的话题，但人类法治文明无疑是朝着减少和废除死刑的方向前行。无数功利性的考虑，都无法回应对死刑的类似质问：既然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国家又有何理由去安排一个“公共刽子手”呢？中国虽然不能短期内废除死刑，但也一直向着减少死刑、限制死刑的道路前进。从2007年7月1日起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到2010年刑法修正案（八）取消13项经济犯罪的死刑，从“慎杀”、“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的刑法理念，到坚持死刑二审全部开庭审理的程序规则，每一步努力无不烙印着法治文明进步的足迹。

然而，在国民的心理层面，对待死刑依然尚未脱离“杀人者偿命”的传统观念，甚至连一些法律人士都表现出同样的报应型死刑观。在他们看来，对“罪大恶极”的罪犯宽恕就是对犯罪的宽恕，只有用死刑才能起到震慑犯罪的作用。问题是，如果严格遵从复仇与震慑的逻辑，如果我们的心理归复是建立在非死不可的基础上，那又会塑造出怎样的社会心理？

可见，死刑观其实反映一个社会的法治文明程度，也检验着公民群体的社会心理结构。在法治文明的传播上，最高法院无疑具有其他国家机关无可比拟的责任，如何改变深藏于国民心底的传统报应刑罚观，如何引导公众树立文明、宽宥的死刑态度，如何塑造更健康、理性的社会心态，需要最高法不断地努力与进步，也需要我们每个人的点滴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