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男子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王家飞后，又将其3岁的弟弟活活摔死。其后，李昌奎在四川投案自首。这次不被死者家属认可的自首，最终成为他二审时的“免死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田成有接受采访时说：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７月１３日　新快报）

隐藏在这起被称为“赛家鑫”案件背后的是是非非，喧闹了够长一段时间了。仅腾讯网一处的网络投票就显示：97.61%的网民要求判处李昌奎死刑，1.39%的网民支持云南省高院判处死缓。如此悬殊的比例之下，云南高院27名审判委员会成员讨论而来的“死缓”决定，也经受着质疑。在此语境下，田成有出面回应，笔者更愿善意不带先入之见地将其视作是对法律原则的坚持，是在尝试以现代司法理念与“杀人偿命”的传统意识媾和。

只是，这里有一个前提需要厘清，那就是：“以公众狂欢方式判一个人死刑”的情形，是否存在？舆论鼎沸，是否就意味着大家在无理性地狂躁——李昌奎“死缓”，则公众沮丧；李昌奎死了，则公众兴高采烈？另外，公众与李昌奎本无任何私人恩怨，为何执意要与之为“敌”，同时给云南高院的法官们以难堪？

以笔者观之，公众实则只是在基于常识、常理，按常规思维来对这起血案给出自己的判断，他们朴素表达着自己的认知，内中虽不乏情绪化语言，但决定权，还是操控在判案法官手中，没有谁要硬性剥夺他们行使职权。而且，“死刑”和“死缓”，仅一字之差，之所以引致激烈对决，还在于现实情境中，“死缓”每每被变通为一点点减刑，甚至数年后大摇大摆出狱的诡异情形。这，应该说和司法系统内的人情风及贪渎腐败不无关联。公众要想实现心目中的公平正义，只能期求将博弈环节前置，在判决之前表达观点、立场。佘祥林、赵作海的冤案还不够警醒吗？公众这样做，这还不够被动和可怜巴巴吗？

从这个意义上，如田副院长所言的“骑虎难下”，关涉的无非是判案法官们该如何看待舆论监督、如何对待民意反馈的问题；而所谓的“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死刑”，也不过是一个臆想出来的伪命题。毕竟狂欢，只能是遂愿以后的行动表示；给不给狂欢的机会，端似法官们的自由裁量权而定。田副院长大概把原本案件判决就需要吸收社会意见的正常程序，“习惯性”地抛诸脑后了，才将民意的正常表达，夸大成亿万民众皆曰可杀的滔天之怒。不是吗？！

就具体案情而言，李昌奎作案之凶残，对照其逃亡5天后的无奈自首，是否足以免死，应该说，云南高院的法官们与公众的常理认知也确实大相径庭。尤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农村男子，因提亲遭拒就衔恨将女方奸杀，然后又丧心病狂将3岁幼童猛撞门框致死，这样连索两命的暴虐，在“保护人权、人性”的适用范围之列吗？又怎么会与“少杀”“慎杀”的现代理念挂钩？最高法院确曾规定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发的故意杀人犯罪，慎用死刑，但少杀、慎杀绝不等于不杀，对此不可做机械教条理解。以上述的情形而言，判决其死刑，应是顺理成章，怎么就成了“冷漠”和“玷污法律”了呢？

“以公众狂欢方式判死刑”的网络暴力当防，但以白痴方式宽纵应死之人，更当戒。拿为抵触民意“渗透”而虚构出来的伪命题，为自己的工作搪塞辩解，属于色厉内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