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笑局长到“表哥”，曾经风风光光的“杨局长”，被查出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而撤职。

许多人把杨的落马归结于偶然性，有评论说这是网民的歪打正着，归结于“墙外扔砖，砸到谁算谁倒霉”的侥幸。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一“歪打”就“正着”呢？为何“墙外”一个砖头扔过去，就正好砸到一个有问题的官员呢？可以试问，还有多少深藏不露的“表哥”就在我们身边？

其实，“表哥”落马看似偶然，实质有其必然过程。近年来网络“揪”出的一些问题官员，无不暴露出官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攀比心态，奢侈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2009年，我们通过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认识了“九五至尊”——单价可达1800元一条的天价烟。接着，周久耕又让我们认识了他的凯迪拉克汽车和江诗丹顿手表。有人说从“天价烟”到“名表门”都是“奢侈品”惹的祸，其实官员爱奢侈品实质是攀比。

一提到官员，大家立即想到一个词：尊贵。如今，名牌西服、高档手表、名贵裤带等等，一些官员处处总想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身份，表现出一副尊贵模样。君不见，一些官员吃饭必须进星级饭店，否则就感觉有失颜面；穿衣服必穿名牌，否则就感觉与自己的身份不符；坐车必须坐好车，否则就感觉没有面子。

有评论说，遏制官员腐败应该重点管好奢侈品。奢侈品本身有错吗？如果我们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其实在国外政坛也有不少“表哥”，他们的张扬程度并不比“杨局长”差。如在前不久俄罗斯召开的APEC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出场时，耳环、手镯、手表等，一身珠光宝气、闪亮夺目，似乎丝毫也不在意网民如何评价。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仅手腕不离表是个十足的“名表控”，而且还多次在公开场合上演名表赠平民的故事。

为什么国外官员们就丝毫不介意展示自己的名表呢？为什么在国内的民众眼里，一看官员戴表，就“瞪眼”就质疑，就会想到腐败呢？一些官员对于名表也多是遮遮掩掩，说也说不清。有电视台主持人发微博说，某官员上节目前先默默地把腕上的表摘掉，检查自己的穿着等确认无“漏点”之后，才面对镜头。

说到底，奢侈品管得再紧，也不如官员的权力和收入真透明，官员也是人，也有追求生活品质的权利，只要真是合法所得，张扬一点又有何妨？怕就怕一些官员身上佩戴的这些奢侈“物件”的真正来路，自己也说不清。

“表哥”的爱显摆，和其爱好不无关系。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留意近几年，因为爱好或丢官或蹲狱的官员不在少数。比如领导爱好打牌，就有人专门陪伴领导成为牌友，故意让领导赢钱；领导爱好名牌，就会有人及时送劳力士、阿玛尼。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爱钱爱房爱女人，人称官场 “许三多”，最终被爱好葬送；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刘长春爱好字画，收受贿赂字画上百幅；温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戴国森，痴迷于“收藏” LV包，事发后被人称作“戴包包”……这些官员最终成了阶下囚，根源就在被人利用了爱好。

与司法权的被动性和消极性不同，侦查权或反腐败都是主动的权能，不管有没有举报，都要主动出击。

一段时间以来，“表哥”成了陕西原安监局长杨达才的专用称呼。杨因“名表”而落马，被认为是继南京“天价烟局长”之后，网络监督的又一次成功个案。

但“表哥”的被免职并未引发网民的弹冠相庆，媒体的评论也极为克制，甚至还充满了忧虑。人民网刊发的一篇评论就将“表哥”事件形容为“墙外扔砖，砸到谁算谁倒霉”。当腐败官员惧怕的不是来自于刑责的不可避免，而是来自于极不确定的“墙外扔砖”时，我们的确应该反思。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自南京“周至尊”之后，并无第二位官员因“天价烟”而落马。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年没有官员抽“天价烟”，而是因为，在常态化的反腐机制中，从来就没有将官员抽“天价烟”列入立案线索。像这类官员公然“晒奢侈”，如果已经足以令人合理怀疑其收入不足以支付其奢侈支出，这就符合了“自我举报”的特征，理应引起反腐职能部门的关注与重视。

与司法权的被动性和消极性不同，侦查权或反腐败都是主动的权能，不管有没有举报，都要主动出击。何况是在贪腐官员已经“自我暴露”的情况之下，反腐部门后知后觉予以跟进并依法处置，只是履行其基本职能。若是不闻不问，就是失职；若推诿塞责，就是严重渎职。有道是：刑罚的威慑力并不在刑罚的严厉，而在刑罚的不可避免。

我们要的胜利，是反腐职能部门自建反腐情报中心，为发现贪腐罪案搭建好基础性工程。这个“情报中心”，不止要全力收集网民的“墙外扔砖”，更要网罗各方技术人才，在那些看似寻常的官员工作照片、领导活动报道等浩瀚的信息中，筛选出有跟进调查价值的犯罪线索。

今后，如果再次面对官员的“自我暴露”之举，再次面对“表哥”，一个职业反腐工作者理应知晓晒奢侈背后的含义，也理当主动将之迅速纳入反腐行动。在与网络监督的良性互动之外，反腐职能部门也得增强点工作能动性，不要总等到网友来一一鉴表，媒体来齐声呼吁。

一个意外的微笑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一块不经意发现的手表，引发了网民广泛的揣度和质疑。然而随着其他社会事件的突然“插足”，杨表哥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被称为“微笑局长”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继续在单位上班。部分网友唏嘘声中，透露出了无尽的遗憾，难以言表的扼腕。

然而“杨表哥”落马的消息传来，媒体网络再次重现了久违的喧嚣，但令人惊诧不已的是，这次的喧嚣不是胜利的欢呼，更不是意外收获之后的惊喜，而更多的是唏嘘和质疑。比如，如果杨达才没有微笑，如果那张照片没在微博流传，如果戴名表的照片没被搜罗出来，这个问题官员会被挖掘出来吗？如果我们的官员用的是干净的钱、做的是干净的事，媒体和网友即便紧盯还能如此轻松地将其一个又一个“撂倒”吗？如果仅靠“意外反腐”，杨表哥之类的剧情究竟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伤害？

很显然，公众的唏嘘并不是无理取闹，公众的忧虑也并不就是杞人忧天。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在前，杨达才“名表门”事件在后，从周久耕到杨达才、从“天价烟”到“名表门”，其间究竟涵盖了多少的隐喻，又掩藏了多少的真相呢？

人民网的评论文章说，如果仔细推敲杨达才落马的前因后果，更多带有一种“墙外扔砖，砸到谁算谁倒霉”的侥幸色彩。它不是反腐制度化常态化的必然结果，而是网友们歪打正着。其实，也正是网民对官员的习惯性质疑，才导致了这名杨大局长的倒台。但我们无法想象的是，那些尚未意外微笑、网友尚未“歪打”到的腐败分子，究竟还有多少？那些侥幸逃离公众视野的“珠光宝气”，是否会被绳之于法？那些遭遇围观之外劫后余生的“天价名牌”是否会低调隐匿起来？

制度反腐的缺失是网民再次唏嘘的主要诱因，制度反腐的忧虑绝不是网民多此一举。如何让制度反腐、常规反腐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让更多的“杨达才”现出原形，如何让更多的官员不再成为“杨达才”，这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与惊喜。

表哥谢幕，对杨达才本人来说，是正着。但对网民来说，却不是歪打。在数十人丧命的灾难现场，一个还能背着双手笑得出来的官员，需要多少麻木与冷漠的心理积淀？这种质疑，充满着技术含量。

被陕西省财政厅“祝学习进步”的大学生刘艳峰，在微笑局长被撤之后不依不饶，再求公布表哥工资，显然不是宣泄快意追“穷寇”。表面上，他代表着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民意，实质上传达了民众对制度性反腐的呼声。

将杨达才从微笑局长“成长”为表哥，进而下岗的过程，归结于偶然性，归结于网民的歪打正着，这是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与妥协心态。这种心态，模糊了民众成为腐败的受害者的概念，反而让人感觉，周久耕、杨达才们，倒是网络反腐的不幸中枪者。而被腐败所伤的网民，因为激进，因为穷追不舍，反倒有了“暴力”的味道。

制度缺席，是网民穷追不舍的根本动因。所谓暴力，其实是一种坚持。如果杨达才的笑戏，止于他公开所称的“只有五块表”，或许这种坚持便在他的表白之后戛然而止。但是，网民发现了表哥更多的名表。而这种发现的过程，理应由反腐的制度和监督部门来担纲实施。可惜，这种期待往往落空。

刘艳峰在期待陕西省财政厅这封回信时，太多的民众在翘首期盼。这种期待，在某些与杨达才们惺惺相惜的官员眼里，是一种暴力。而在普通民众心里，却是追求社会善生良态的一声集体叩问。它叩问的，不是真正想知道杨达才到底每月领多少薪水，而是政府职能部门对于民意的诚心，对于民众质疑官员腐败所持的公心。这也是虽然表哥次日卸职、网民依然内心深处笑不起来的原因所在。

表哥落马，让民众欣慰地看到了反腐的力量，看到了正义的希望。但如果表哥落马停留在必然中的偶然之中，如果民众反腐的技术含量被腐败官员抗反腐的技术含量所抵销，那么，官员在民众中真正形成公仆角色，就是一个没指望的事情；表哥的落马，就不值得网民狂欢。

在反腐的态度上，有多少权力的消极，就会有多少民众的坚持。有多少权力的不透明，就会有多少叩门问政的合力。表哥下课的意义，不在于民众通过网络扳倒了一个厅级官员，而在于齐手叩响了制度反腐的大门。表哥被撤，与要求公开一个局长的工资，看起来有关联，其实是两个层面的事。倘若真以为撤了表哥的官职，民心就得到了安慰，那便是低估了民众亢奋“扒粪”的内心诉求。

民意不是跟表哥一个人过不去。民意叩门，要的是心安理得的反腐制度，不是求施舍，求安抚。

9月20日下午14时许，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寄发的复函，文件就其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称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工资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9月20日中国新闻网）

“微笑局长”不仅安然“在岗”，连公示其工资的民意诉求，都遭财政厅拒绝。尽管申请公示其工资的公民对于这一结果表现的十分理性和平静，甚至认为这一结果早在意料之中，不过，财政厅拒绝公示受质疑官员的工资，仍然极易被“不明真相”的公众视作“胳膊肘往里拐”，甚至产生“官官相护”的怀疑。

事实上，假如不是“微笑局长”事件引发了强烈的民意反弹，财政厅如此回应，要说本无可非议，而不必“说句话也中枪”。毕竟，既然一切公权力都必须被有效制约，具体而言，只要没有明确授权的事情，公权力都不能越权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部门的信息公开，当然也属此类，否则的话，假如是公共部门，就可以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随意公示的话，公民的个人信息，恐怕都将毫无安全和隐私可言。

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官员的工资的确不在财政厅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之列，财政厅当然没有理由因为当事人的影响及其特殊性，便特事特办，越权公示。既然官员工资根本就不在官方的信息公开范围之内，财政厅的答复，倒也无可指摘。

不过，一边是“微笑局长”高调宣称自己所佩戴的名表都是用合法收入购买的，一边却是“微笑局长”的合法收入究竟是多少，始终无法得到求证。财政厅的公事公办与不越权行政，恐怕不只是惹怒了公众，同样也极大的妨碍了“微笑局长”证明其清白。相信，即便是身处旋涡之中，亟待洗清名声的“微笑局长”，也一定会对财政局的不作为，相当恼怒。

此外，相比“微笑局长”高调承认其工资收入完全可以支撑动辄数万的名表消费，此前包括一些发达如广东甚至北京地区的官员，却不乏哭穷称自己也买不起房的。这边厢是官员工资连最基本的居住需求都难以满足，那边厢却已有官员凭借工资收入便有能力支撑高档消费。同样是官员，工资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相信，即便是广大官员，也会对官员的合法工资究竟可以有多高，颇感好奇。

基于上述视点，既然官员财产无需公示，官员工资的确没有公示的义务。只不过，当官员合法收入成为隐私，恰恰不是对官员的保护，而只能让官员陷入更多的质疑与猜忌中。当官员穿个名牌，都要被“人肉”，并始终难以洗清“冤屈”，自证清白。无论是对于官员个人，还是对公权力的信誉，官员工资不公示，恐怕都得不偿失。

9月20日下午14时许，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寄发的复函，文件就其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称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工资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9月20日中新网)

就在8月26日，在致36人死亡的延安车祸事故现场，杨达才面带笑容的照片被曝光，随后，杨达才因频繁佩戴奢侈品手表被网民持续关注，其所戴的手镯、皮带和所穿西装也相继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

面对一个有责任心的莘莘学子的质问，陕西省财政厅的答复却是如此的不负责任，令人愕然。作为一个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缴纳的钱去向何处。更何况，人民网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他认为，首先，杨达才的个人工资属于政府信息，其次，政府应该公开杨达才的工资，这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中国有个成语叫“欲盖弥彰”，有些东西捂是捂不住的，越捂越难说的清楚。越是捂着不愿公开的东西，越有问题。现在有这种思想的人可不是少数。望陕西省财政厅慎重考虑这些“不在少数的人”的愿望，尽快给出正确的答复！

新生代逐渐走向成熟，力图运用法制资源去改变现状。但愿他们的行动，能够让官员们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变化。

被网友称为“表哥”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这两天又“亮”了。“90后”大学生刘艳峰向当地相关部门提出公开杨局长2011年度工资的申请也有了下文：该省财政厅回复，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新生代逐渐走向成熟，力图运用法制资源去改变现状。“90后”大学生申请公开“表哥”工资，这是新生代关注国家大事的又一例，说明这一代人也力图运用法制资源去改变现状、推动社会进步。新生代逐渐走向成熟，力图运用法制资源去改变现状。但愿他们的行动，能够让官员们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变化。于该部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这一回复引起了许多网友不满。其实，这些不满多数出于主观臆想。从实际情况来看，省财政厅的回复站得住脚。首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未明文规定个人工资所得属于部门信息公开范畴；再者，即便应该公开，负责实施的也不一定是财政部门；第三，相关条例也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除非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显然，杨局长不太可能答应这么做。

目前，国内只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该项制度是“对上不对下”的，即官员只面向组织申报，相关情况仅有少数领导掌握，对外并不公开。针对现实情况，要想知道杨局长的工资收入水平，更好的办法是申请公开相关部门的全年工资总额和工资构成情况，然后根据所掌握信息对应了解官员工资收入水平。也就是说，只要善于运用政策措施，了解杨局长收入情况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

“90后”大学生申请公开“表哥”工资，这是新生代关注国家大事的又一例，说明这一代人也力图运用法制资源去改变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相对于某些官员的言行表现，以及相关部门应对公众的消极态度，这种变化更令人欣喜。

新生代力量对公共事务的热情参与，也对比出一些官员的理念滞后。以杨局长为例，他的“笑脸照”在网上引起沸沸扬扬，他刚开始还愿意站出来面对公众，作出解释；可一看到公众并未消解疑虑，他干脆以沉默作答，不愿再正面回应。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反倒体现了杨局长并不真正了解网络舆论，更不懂得作为政府官员的角色定位及其责任所在。虽然刘艳峰并未获得他想要的信息，但杨局长在这一轮舆论交锋中，已明显又败下阵来。

作为新生代大学生，无数像刘艳峰这样的青年已逐渐成熟，开始向社会展示出一种积极有为的公民精神。但愿刘艳峰申请信息公开的行动，能够让官员们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的变化，以及社会的吁求。

盖子既已揭开了，就很难再若无其事地盖上。权威部门的缄口，并不能杜绝天下的悠悠之口。

9月20日下午，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收到陕西省财政厅寄发的复函，文件就其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的工资不属于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

公众翘首期盼了半个多月，看到的依然是两扇紧紧关闭的大门，未免有些碰壁的痛感。毕竟，从“局长的微笑”，到“局长的名表”；从大学生的公开申请，到纪检部门表示“展开调查”，再到财政部门的断然拒绝，这一事件实在拖得太久了。

即便“微笑局长”的工资真的不能公开，那么，调查进展也不能公开一些吗？

杨达才腕上的名表刚刚被发现5块时，他还在“自圆其说”，声称“一家人一年工资十七八万，加上与儿子换着戴，也不算什么”。不过，随着名表数量的上升，以及眼镜、皮带等等高档物件陆续被发掘出来，杨达才自己显然已经很难“自证清白”了，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正当其时。

通过权威部门的调查，一方面可以搞清基本事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杨达才也能够以真实面目示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回应公众的关切、舆论的质疑，并在这种积极的努力中修补社会裂痕，并寻找社会认同。

遗憾的是，这一事件发生、发酵快一个月了，不仅调查结果没有披露，就连阶段性的调查进展情况，公众也无从得知。与此同时，关于杨达才的个人财产等传言却满天飞。有关部门除了出来辟了一次谣之外，再无任何说法。相关部门的沉默，不仅不可能让事态“自然而然”地平息下去，很有可能，还会放大传言的分量，加剧公众的焦虑，甚至还会对公众知情权、监督权产生伤害。

其实，陕西省有关部门完全可以根据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适时披露一下调查的进展，比如，杨达才“全身都是宝”的真实价格，杨达才的个人经济收入等。要知道，盖子既已揭开了，就很难再若无其事地盖上。“名表”故事的讲述主角，现在是广大网民，而非当地官员，仅仅是权威部门的缄口，并不能杜绝天下的悠悠之口。

杨达才的工资也许确实从现有法律法规中找不到公开的理由，但是，是不是可以从事件调查的角度来公开披露一下？因为，将名表与工资扯到一起的不是别人，正是杨局长本人，为释疑解惑、还杨局长清白起见，也应该公开他的收入状况。

更何况，即便是从信息公开的相关规定看，也未必就没有相应的规定说不能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同样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眼下，对杨达才个人工资的保密，显然已经对公共利益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于公于私计，都不如坦然公开。

□胡印斌（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