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采样器戴口罩

【环境改善和群众感受直接相关，只能拿真实的数据赢得公信力，以切实的进步增强群众获得感】

随着秋冬季节到来，许多人早上起床后先要看看手机里的空气质量数据，才能安心出门。但近日一则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的新闻，却让人不安：我们每天查看的监测数据，竟也有“受污染”的威胁。据报道，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空气质量监测站站长偷配监测站钥匙，用棉纱堵塞空气采样器，干扰监测数据。目前，5名涉事者已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事实上，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并非个案。据统计，仅在2015年，全国共发现2658家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存在不正常运行、弄虚作假等问题，有17省区市立案78起。诸如“戴口罩式”的造假术，在很多地方也有不同版本，有的将采样管插入矿泉水瓶，有的在监测软件上留“后门”……以前造假主体多是企业，这次西安环境数据造假事件之所以让人震惊，在于本该为数据真实性把关的环保部门监测人员，竟然也成了“内鬼”。这不仅让人怀疑一些地方环境治理的决心，也对环保部门公信力造成了损害。

环境监测数据是环保工作的基础，数据不准确，治理策略就很难对路。在环境数据上做手脚，从企业角度讲，一般是因为利益驱动而不重视环保；环保部门牵涉其中，恐怕更多是因为相关官员只是把环保视作政绩工具。无论出于政绩考虑、迫于考核压力，还是背地里有什么利益关联，如此玩“小聪明”，编造、篡改监测数据，到头来绝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道理很简单，给环保数据“戴口罩”，在空气质量并无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无异于掩耳盗铃。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判断基于两方面的经验，一是环保部门公布的监测数据，一是个人的直观感受。如果监测数据反映的空气质量和公众感受出现较大反差，甚至截然相反，那么必然会引起公众的质疑和不满。

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是严肃的，有关部门也建立了相关可行的制度，对造假的态度都是零容忍。比如，空气质量监测网和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系统等，通过在线实时监测，可以及时发现异常数据。西安长安区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造假事件，也正是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在“飞行检查”时主动发现的。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提升干部对环境监测数据严肃性的认识，剔除那种认为“改个数字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的观念，还需要加大问责力度。事实上，对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生态环境和资源方面调查和监测数据的”行为，相关法律规定上早有了明确的责任追究。此次西安造假事件中5名涉事者将交由司法机关处理，这对各地各级环保部门也是一个警醒。

环境质量事关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环境改善和群众感受直接相关，只能拿真实的数据赢得公信力，以切实的进步增强群众获得感，心存侥幸、利令智昏的造假，只会害人害己。

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西安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出于自身政绩考量，西安当地多名官员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目前，涉案人员已被羁押。（10月25日 《华商报》）

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过滤了污染空气，装饰了环保数据，如此掩耳盗铃，是在蒙蔽谁呢？这背后无非是政绩考核压力下的“铤而走险”。政府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官员为了逃避处罚，给采样器堵棉纱。但是，这种“小聪明”，最终让多名官员涉嫌造假被警方带走。

环保造假并非是零成本。就拿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来说，就需突破层层关隘。长安区监测站被国家监测总站直管，为保证数据真实，设了多层关卡防人为干扰：同步传输到环境监测总站、远程监控、每年开展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技术手段，都在制度上力图扎紧漏洞。但各种高尖端的防范措施，却挡不住那块“棉纱口罩”顺利塞进空气采样器。造假者如入无人之境，怕是非一个人在战斗。

事发之后，环保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等人被警方带走。人数之多，即便称不上“塌方式渎职”，也可以认定为环保战线一隅的失守。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就是此次环保造假者的全部阵容，但他们构成的地方保护主义，给了原本应当光明正大的环保遮丑、遮羞。

新环保法为环境保护形成了法律上的震慑，先进的设备为治理环境提供了硬件支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标也列入考核各级政府及主要负责人政绩的重要内容……方方面面的使力，都是为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不会沦为一句空话。但在执行层面，很多官员还是以“官帽”为行动指南，做的事情让人感到和环保意识是南辕北辙。去年，媒体曾经报道西北某市环保局内洒水车朝空气监测设备喷水，事发之后，也就是责令当事人员书面检查。如此“罚酒三杯”，自然会有人拾阶而上。如今，看到多名官员因环保造假被警方带走，才知道新环保法不是“纸老虎”。

环境末尾原本只会面对行政考核，现在环保造假就要上升到法律层面。违法成本摆在那里，胆大者如今也不敢妄为。但案例的背后，还要看到，治理环境污染不可急于求成，官员面对的压力之大也是事实，更重要地是，环保数据的权威性，是否要再次摸底？不保守地说，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的造假，恐怕非长安区一例吧。

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10月25日 《华商报》）

官员不是通过切实有效的减排措施防控污染，而是用给检测仪器“戴口罩”的虚招糊弄企图蒙混过关，这样的弄虚作假行径无疑令人气愤。而更让人气愤的是，面对官员的造假需求，相关环保工作人员不是刚直不阿，反而是配合性的为环保数据造假大开方便之门。如此害群之马受到法律的严惩是应有之义。但在惩罚环保官员的同时，我们也要反思，本该是环保数据守护神的环保人员，为何要监守自盗呢？

在雾霾围城频频发生，国家对环保监测越来越重视的语境下，在环保上弄虚作假，无异于火中取粟。更何况，长安区监测站是西安市两个国家直管监测子站之一，由国家环境监测总站直接管理，更不能随意数据造假。因此按常理推断，环保工作人员不敢对长安区监测站“下手”。可见，相关人员敢“偏向虎山行”，背后一定有硬支持，使之有恃无恐。

在2015年3月，新华视点报道，甘肃武威相关企业向沙漠排污至少十几年，而且长期顶风作案、“屡犯不改”。而这背后是地方政府长期的故意放纵。同样，环保数据“戴口罩”，又何尝没有地方官员的魅影呢？据知情人士透露，“因为政府部门对环境末位的官员有处罚要求，官员为了逃避处罚，给采样器堵棉纱，污染的空气就会改良一些。”正是在地方官员的干涉下，空气采样器“戴口罩”式的以身试法，才得以逆风而上。

近年来，国家对环保问题越来越重视，出台了环境终身追责、一票否决等一系列硬措施。这些措施让地方官员感受到环保压力，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有官员想起变通歪招，在环保数据上造假，试图蒙混过关。而与此同时，由于相关法律制度执行相对滞后，环保人员“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就让一些官员钻了空子。试想，一边是地方官员的软磨硬泡、威逼利用。另一边却是“环保系统内的官员也就不知道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环保官员会如何选择？肯定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给环保数据“戴口罩”。可见，治数据“戴口罩”，先防地方官员“上眼药”。

当然，环保干部以身试法，内因是主要因素。正是因为思想防线溃堤，环保干部才在利益诱惑下彻底沦陷，将职业操守跑到九霄云外。因此，我们绝不能因存在地方官员干扰，就放弃对数据造假的环保官员追责。但我们在惩戒环保数据“戴口罩”的同时，也要防止正直的环保干部被“上眼药”，维护环保系统风气。唯有如此，才能让环保数据“戴口罩”这样的监守自盗，得到彻底根治！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监测站站长私自截留钥匙并偷记监控电脑密码，工作人员多次潜入站内，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干扰空气质量数据采集，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日前，环保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等人被警方带走。（10月25日《华商报》）

科学客观地描述空气质量，需要用监测数据来说话，但当空气污染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空气好不好，群众用自己的鼻子一闻，甚至用眼睛一看就知道——这就像光头上的虱子一样，是明摆着的事情。所以，企图通过堵塞空气采样器来扮靓数据，这样的事情看起来要多荒唐有多荒唐，活像一出闹剧。

有个成语故事，叫作“掩耳盗铃”。故事中，盗铃者为了防止摘铃时铃发出声音惊动别人，想出了一个掩住自己耳朵的“好办法”，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听不见就等于别人听不见，别人听不见自己就不会被抓。这个人的逻辑只对了一半，别人听不见铃响确实可以确保他盗铃成功，但他听不见铃响并不代表别人听不见铃响。

堵塞空气采样器的举动，与掩耳盗铃者一般无二——当事人都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堵住了一双耳朵、几个空气采样器，便可以让声音永远消失，让空气从此清新无比，虽然只是数据上变得清新。可是，堵得了一时，难道还能堵得了一世不成？你让数据突然间变得好看了，难道数据采集部门就不会发现异常不成？更重要的是，即使你真的改变了国家公布的空气数据，难道当地老百姓的鼻子闻不出来、眼睛看不出来不成？难道这世界上只有你聪明，别人都是傻子不成？

可以让采样器采集的空气数据在短时间内显示空气质量变好，却不能保证堵塞的事情不会败露，更不能让空气质量真的变好。要想获得比堵塞采样器更好的效果，这几位环保官员其实应该把自己所辖区域内所有监测站都破坏掉，把所有老百姓的鼻孔都堵起来，这样不仅数据好看，群众也会再有怨言——可他们又没有那样的本事和胆量。看来，因为应对空气质量问题不力，这些官员们一定遇到了不小的考核压力。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作为地方环保部门，守土有责，面对空气质量问题，最应该做的，是向当地空气污染企业开炮，去堵塞当地的空气污染源。污染源堵住了，空气采样器的数据自然也就好看了。可是，这些涉事环保官员们却没有这样做，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位皇帝一样，不是赶紧穿上衣服，而是把说出自己没穿衣服的人抓起来——如此本末倒置，如何指望他们在改善当地空气质量上多下工夫？

不在改善空气质量上下工夫，却在涂抹数据上动脑筋，这样的环保官员即使不栽在涉嫌数据造假上，也会栽在渎职惰政上，他们的落马并非偶然。希望各地环保官员都能以此为戒，踏踏实实做事，让群众的鼻子越来越多地呼吸到真正新鲜的空气。

【再差的空气质量，到了西安市长安区是永远不会爆表的。当地治理空气污染的绝招是，用棉纱堵塞监测站采样器。当地环保官员的“才能”如此爆表，最终没能蒙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都说是问责之下必有勇夫，而长安区在环保责任的重压之下，勇夫没出现，邪夫出现了。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通过棉纱堵塞的方式，给采样器戴上了一副一俊遮百丑的“口罩”，结果因为“数据异常”，在国家监测总站的“飞检”中彻底败露。

周边四面霾伏，长安出污泥而不染。整个西安，2个监测总站直管的监测站，每个站点的数据，都代表着西安。然而长安区环保局“主要官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给当地同步传输的数据做出这么一个欺天的动作，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作为一个区级环保局官员需要“担当”的责任风险。说白了，他根本就用不着这么干。他完全可以像很多地方的环保官员一样，把枪口对着工地、对着工厂、对着恨不来风的西北方向、以及综合治理不到位的所有“相关部门”。但是，长安区环保局主要官员的这个欺天动作，等于是把当地空气污染的担子一肩挑了，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常规。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背后，有没有更大的手想遮天？是不是属于为人垫背的效忠？

数据监测，从小里说，事关一个地方治理大气污染的政绩，但往大里说，则事关中央决策的到位，事关民众生命健康的安全。但是长安区环保部门的这个动作，完全是把当地党委政府的治理政绩与责任担子，置于了表面工作的第一位，不惜为同步传输准确数据的裸露采样器，戴上一副弄虚作假的“口罩”。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为更多不愿担当、无能担当的官员，公然地盖上了一块丑具裸露的遮羞布。

在今年1月，陕西省环保厅公布的2015年十大环境新闻中，“陕西党政同责铁腕治霾”，位列第一。这项成绩，引用监测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关中地区优良天数同比平均增加38.8天，重度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平均减少12.2天，PM2.5浓度同比平均下降17%。并且表示，“数字的背后，是我省党政同责、创新机制、重点突破、全民参与等举措的有效实施，成绩来之不易”。

长安环保的丑陋动作，是不是其他地方环保部门的习惯动作与常规动作，现在不好说。但这几年官方公布的数据形势一片大好、但与民众身心感受不到的严重不对称，却是客观存在的。别的地方监测数据准确与否暂且不论，至少西安长安区提供的数据，肯定给这份成绩单做了假。长安区环保官员这档子裤裆掉到地上的糗事，给人们提供了两点思考：一、千万不能完全相信数据。二、所谓的成绩，可以来得很容易。底裤脱掉就行，只看数据不看天就行，把看上去漂亮的政绩数据放在第一位、把实实在在的工作和百姓健康殿后就行。

抓一个戴套的环保官员容易，但是，能不能把作假环保官员背后更多希望遮天的大手、黑手、推手给一并查明白了，洗干净了，这才是吃瓜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否则，更多政绩的能见度，不见得比雾霾的天空更干净。

【认定难、取证难、罚不当罪，环保造假就有可乘之机。改善空气质量，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用“笨办法”、下真功夫去治理，而不能投机取巧、耍小聪明。】

雾霾天里，人戴口罩过滤污染空气，守护健康。那么机器戴“口罩”，过滤污染空气，又是守护什么？答，政绩。网友段子式的反讽，真实发生在西安长安区。该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在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过滤污染空气，影响监测结果。警方对此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

《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新环保法也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长安环保部门的主要官员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究竟是因为对责任认识模糊而胆大妄为，还是不得已做了“幕后推手”的替罪羊？这些疑问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给公众一个交代。否则，这一恶劣事件，只会把环保努力引向歧途，引发百姓不满，损害政府公信。

环保数据造假，已非新鲜事，老百姓对此深恶痛绝。其中，企业的“假动作”令人眼花缭乱，比如在监测软件上“动手脚”，精选“特定”样本作弊，甚至人为设定污染上限，参与造假的企业不乏一些央企子公司；而相关部门的环保政绩冲动也令人咋舌，甚至动起了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的歪念。尽管环保部拥有强大的监管网络，也有早已施行的“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但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这个老问题，似乎依旧很严重。原因何在？根本原因还是存在“执法失灵”现象。

“执法失灵”的背后，是新环保法仍然存在操作漏洞。首先是取证难，环境监测数据造假存在隐蔽性、瞬时性和流失性的特点，长期连续监控又受制于各种因素。其次是违法成本低，尽管新环保法规定罚款上不封顶，但在实践中“罚不当罪”的现象屡屡发生。甚至据报道，有一家把取样管拔插至矿泉水瓶中的企业，就没有被罚款。认定难、取证难、罚不当罪，环保造假就有可乘之机。

“执法失灵”的背后，根源是某些上级的政绩观出了问题。“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意识，还顽强地存活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中。在经济下行压力面前，有的地方政府抓GDP增速这一手硬，抓转方式、调结构这一手却很软。在生态环保考核分量增加的情况下，还想排位靠前，就必须对环保监测数据动动手脚。久而久之，下面的人自然会投其所好或硬着头皮，斗胆“造假”了。

大气治理决策需要数据参考，但也最忌讳“假动作”。杜绝环保造假，必须真正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另外，还得奉劝一些地方官员，改善空气质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用“笨办法”、下真功夫去治理，而不能投机取巧、耍小聪明。

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

环保数据造假是存在多年的一大顽疾。去年以来更呈“爆发”态势，各级环保部门通报、查处的案例突然增多，这与严打环保数据造假有很大关系。过去，被查处的造假者多是企业，而这次，被查的造假者是环保官员。不管谁在环保数据上弄虚作假，都会误导环保决策，损害公众利益。尤其是环保官员造假，其危害不亚于一起污染事件。

以上述案例为例，相关官员通过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不仅影响到国家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继而影响对空气质量的判断和治理，而且“作案”手法与市井小偷无异，暴露出素质极低，损害了当地环保部门公信力。这比一般污染事件影响更坏。如今，多名涉案官员被羁押，将面临法律惩罚，对其他环保官员是一种警示。

坦率地说，这起案件既让人喜又让人忧，喜的是，涉案官员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落入法网。忧的是，尽管被誉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已经实施，国家层面设了多层关卡防止人为干扰，但还是没有对该案的多名涉案官员形成有效震慑。而且仔细阅读媒体报道，就会发现该案暴露出不少问题。

比如，相关官员多次“作案”，数据多次出现异常，就值得反思很多问题：远程监控管理是否完善值得审视，如果对该监测站采用远程监控视频来监控，即环境监测总站直接监控现场，相关官员恐怕不敢造假，也没有机会删除监控视频；现场检查是否深入也需要思考，如果数据异常后派来的人深入检查，造假行为也有可能暴露。

再比如，各种检查没有早发现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去年4月，据说用两年时间开展全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专项检查，省市之间又进行交叉检查，但仍没有发现这起案件涉案人员多次造假行为。尽管在“飞检”中发现造假，但其他检查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或许说明目前的检查机制仍不完善，才给了相关人员多次“作案”的机会。

又如，暴露出法治教育不到位，以及法律尚不完善。知情人士指出，以前没有类似的违法处理，环保系统内的官员也就不知道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虽然没有先例警示，但如果法治教育到位，相关官员或能意识到所犯错误严重性。另外还指出，目前法律是从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来定罪，将采样器堵塞造成什么严重后果，这个不好界定。

的确，一般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可以量化，但类似于给空气采样器戴“口罩”的做法，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不好量化。涉案官员大概是看到法律有这个漏洞，才采取这种造假方式。笔者以为，虽然《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有相关规定，但有待进一步完善，应细化各种造假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加大处罚力度。

就该案而言，对涉案官员不仅要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还要看看其是否违反《刑法》。如果是上面有人指使的，还要按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总之，有必要把这起案件办成警示教育环保官员不敢造假的第一案。

　　漫画：徐简

除了已经取得的治理成绩，确实可能存在人为干扰甚至造假的现象。这也增强了公众长期以来对环保数据准确性的疑惑——这样的行为仅仅是孤例吗？还有没有其他环保监测数据被人为“修饰”？

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西安市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今年2月以来，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了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在一次全国“飞行检查”中，长安区监测站涉嫌数据造假被发现。（《华商报》10月25日）

偷配钥匙潜进国家直管的监测站，给空气采样器戴上“口罩”，也真够难为环保局官员了！堂堂的公职人员竟成鸡鸣狗盗之徒，实在令人叹息。

据报道披露，长安分局主要官员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自身政绩考量。这一解释有一定道理，却未必是全部原因。空气质量差，基层环保部门负责人肯定脸上无光，但不足以解释其为何胆敢以身试法制造假数据。

空气质量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地区整体性的环境治理水平。环保部门当然有责任，但不应该、不必要承担全部责任。何况，基层环保部门的负责人也不会不清楚，以目前的监管手段，造假行为并不难被发现，而一旦数据造假事发，则所有的责任都要由环保部门承担。

目前，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局长、监测站站长、副站长等均被警方带走。作为直接责任人，他们责无旁贷。但是，我们也要反思隐藏的压力。比如，这究竟是环保部门个别负责人的个体行为，还是相关部门的造假行为？监管部门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要作出怎样的反思？要知道，在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常态化之后，城市面临的治理压力、舆论压力陡增，而这种压力也会层层传导下去。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披露的空气质量数据，每每与公众的感受不匹配，有时候差异还很大。就在前不久，有环保专家还就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治霾数据与公众感受不匹配详作解析，认为现阶段治霾成效显著，只是目前污染物浓度下降的幅度，还没有达到公众通过目测和直观感觉就能区分出来的程度。专家的说法不无道理，但公众之所以将信将疑，也与数据是否可靠不无关系。

此番西安环保部门发生的数据造假行为，为这样的差异增添了一个小小注脚。这表明，除了已经取得的治理成绩，确实可能存在人为干扰甚至造假的现象。这也增强了公众长期以来对环保数据准确性的疑惑——这样的行为仅仅是孤例吗？还有没有其他环保监测数据被人为“修饰”？

实际上，此前已有媒体报道，一些大气污染严重的城市，往往把监测点安放在公园等环境较好的地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从本质上讲，这些行为均属于人为影响数据。数据的真实是科学决策的前提，若听任数据掺水，又怎么可能实现有效治理？

为了美化空气监测数据，竟不惜铤而走险人为干扰采样器。如此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行径，最终仍不免是东窗事发、徒增笑柄罢了。从事后回看，本案的特殊性无疑有两点。其一，指向了具体而明确的“作案者”，也即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李某；其二，后续调查、处理已经转入司法程序，而不再局限于环保系统的“内部解决”。这些信号都表明，环保部此前宣布展开的“严查空气监测数据造假”的专项行动，正在个案中得到兑现。

事实上，为了确保空气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原本就有一系列的技术安排和制度安排。比如说，采用全自动的采样系统，数据实时上传、远程监控预警；再比如说，对监测站采取“国家直管”，并且高频次开展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等。按理说，既然有了这种种防范措施，当能有效杜绝所谓数据造假才是。可现实中，“监测站编造、篡改监测数据时有发生”，这一情况无疑令人失望。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本案的始作俑者李某，其具体职务是“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站长”。该信息实则表明，尽管空气监测站是由国家直管，但是其日常的负责人却仍隶属于当地环保系统——可以说，这是一种垂直管理与属地化管理的“杂糅”；再具体点说，乃是“硬件设施”由国家直管，而事权却归地方所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受政绩压力驱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环保官员，当然总能无所不用其极来干预监测数据。

地方环保部门，既肩负环境管理与治理之责任，又拥有环境检测和评估的权力，这种高度叠合的权责配置格局本就极不合理。为此破局，一方面亟待深度推进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确保环保系统能从地方保护的利益同盟脱身出来；另一方面，也需要继续加快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事权的上收，以求彻底杜绝“地方力量”伺机下手、篡改数据的机会……环境监测兹事体大，针对“恶意造假”的定性与惩戒，必须合理升格并充分与司法追责对接才是。

不论如何，环保官员主动进行数据造假，都意味着一种业务专业主义的失守。技术官员无法恪守自己的岗位分工，环保部门无法挣脱地方的权力施压，这些历史顽疾不仅造成了空气监测数据的失真，更直接导致了环保执法的长期弱势。于此，必得从根本上破题才是。

空气采样器本是实时监测空气质量的，作为国家直管的西安长安区监测站，不经允许任何人不得入内。然而，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致使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10月25日《华商报》）

空气采样器暴露在空中，探头通过吸入自然的空气进行监测，用棉纱堵塞采样器，就好比给采样器戴上了“口罩”，过滤了空气。——在造假这件事情上，你不得不承认，这些人真“聪明”。本来，把空气监测站安排在哪里，那都是有讲究的，像新闻中这家监测站，放在大学的楼顶上，已经是很“聪明”的，数据会相对好看，因为大学一般绿化面积不小，空气相对马路边肯定要更为清洁一点。

当然，空气是流动的，给监测站选个好地方，影响毕竟有限，也算不得造假，通过较长时间的连续监测，仍能有效反映一个地方的空气质量变化。但是，像给采样器戴口罩这种，那就实在太为恶劣了，是赤裸裸地间接修改监测数据。之所以要造假，当然是因为空气质量好坏关乎政绩，尤其是很多地方“一把手”都对改善空气质量有过明确的承诺，有些对上面还签了“提头来见”的军令状。但是老天爷不配合，雾霾如期而至，不好交差，于是造假。

既然给采样器戴口罩的人为造假已经发生，大概这就不会只是孤例。稍许令人宽心的是，这假造的好像蛮费劲的，不能直接修改数据，只能间接戴口罩，进监测站也非常困难，得提前搞到钥匙和密码。问题是，国家直管的监测站戴口罩比较难，其他低级别的监测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呢？雾霾数据里是不是掺了不少水，实在是让人一头雾水。

某些城市的某些路段，洒水车会洒的特别勤，扬尘管理和油烟管理也特别严，后来人们发现，原来附近有一个空气监测站。相比在全市洒水，在全市治理污染，在监测站附近洒水监管，自然就要容易多了。这算不算数据造假呢？或许不能算。但是，相比“我为祖国测空气”的民间自发检测，官方监测点数量总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总会有人想要通过“小范围改善”来美化数据，而不是下大力气搞真正的改善。

对此，应该两方面看待：一是，改善空气质量没那么简单，恐怕不能奢望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不合理的公众期待反而会成为倒逼造假的力量；二是，除了对空气质量监测造假更严格地监管之外，造假者该当何责也该有更明确的罚则。空气质量数据不好，该受什么处罚是明确的；监测数据造假如何算“后果严重”却并无定论，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自然会有动力选择造假蒙混过关。

给采样器戴口罩，给谁戴手铐？现实中，除了环保官员还有监测站官员。其实，监测站是没有多少意愿搞个假数据的，无非是自己归环保局管，不得不听话。让监测站独立负起监测职责，只对监测结果的准确性负责，因此非常重要。而环保局呢，如何治理空气污染，他们说话不一定能算数，空气污染现状更加不是他们的全责。虽说很多地方早年纷纷宣布，“一把手”对空气质量负总责。可惜现在看来，问责仍旧止于环保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