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警车为平民开道，在警车开道上也比以前更文明并尽可能精确处理以减少扰民。这种进步，其思路上的转变、行动上的复位，值得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并以民意的合力助推其重回正轨。

日前，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今年“春运”期间将为驾乘摩托车集体返乡农民工提供“警车引导服务”，改变过去一有突发情况就封路的陈旧工作方法。对于这样温馨、人性化的“警车开道”，公众举双手欢迎。

在中国，“警车开道”已成一种病，深入机理积重难返。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历或目睹过类似场景：繁忙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突然后面传来尖厉的警车呼啸声，并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声音穿透并刺痛你的耳膜——“车号是多少多少的让开，有车队要过”……对于长期以来过滥的警车开道，公众早有怨言。

固然，在某些情况下，警车开道有其必要性。国家法律早有严格规定，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能使用警车开道：一、在发生公共安全事故或突发事件时。二、国家领导人出行、外国首脑来访。对于上述两种警车开道，作为授权给公权部门的公民，也早有思想准备并能够充分理解。

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相当大一部分警车开道毫无必要甚至涉嫌滥用公权。最新鲜的离谱举动莫过于最近北京交管局为那英警车开道取戏服一事，这一有悖公权运作共识的举动，实在是一种讽刺。当然，也不能光骂那英，到某地投资的大款、下基层视察的小官吏、“莅临”某市演出甚至“走穴”的明星们，甚至甘肃贫困县的“风水巨石”，不都享受过这种待遇吗？

泛滥的警车开道，对享受其待遇者，是一种“谬赏”。但很遗憾，像许为平先生这样因北京“两会”期间警车为自己开道而“深感不安”者实在太少。绝大多数“受此殊荣”者并无不安而是受之泰然，并伴以虚荣与自豪感，比如艺人那英，就在事后发表微博自爆此事以示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