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用警车为“不够格者”开道，是一种公器私用。很显然，不少情况下的警车开道是习惯性的主动媚权，有时也可能受到各种现实压力而不得不从，但从本质上说，均可称为“监守自盗”——僭越、盗用了公民对警察部门动用警车的授权范围。对此，如果缺乏一种问责机制而始终只限于舆论声讨，显然永远无济于事。

超越正当需求的“警车开道”，至少暴露了三种“社会病”和“官场病”。其一，特权文化的强大惯性。很多人平时大骂别人警车开道，一旦自己有幸被警车开道，又喜形于色直呼好爽，正是这种群体性心理助长了警车开道歪风。其二，衙门习气的沉渣泛起。自古官府出行就要鸣锣开道，小民须肃静回避，如今部分官员高高在上不闻黎民疾苦，随意给自己或“朋友”出动警车开道便成自然。其三，权力授受关系的紊乱。开道者和被开道者都忘记自己权力来自何方，只知乌纱是领导给的，眼中没有公共利益和群众看法，对警车使用权限缺乏基本的敬畏。

所幸，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共识，我们也看到，这些年越来越多的警车为平民而开道，比如青岛警车为载有临产孕妇的出租车开道，湖南警车为病危的儿童接力开道，广州阿Sir驾着“铁马”风驰电掣送迟到考生去高考考场；同时，越来越多地方在警车开道上也比以前更文明并尽可能精确处理以减少扰民。尽管，相对于一种早已成为中国特色的不正常现象，这些还只是一种有限的进步，但其思路上的转变、行动上的复位，值得我们旗帜鲜明地支持，并以民意的合力助推其重回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