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返乡记”

春节前后，一条“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帖文成为网络口水的热点，江西无辜“躺着中枪”。2月20日，记者从网络部门获悉，“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从头至尾均为虚假内容。自称“上海女孩”的发帖者不是上海人，是某省一位已为人妇的母亲，她春节前压根没来过江西；而其后发帖回应的“江西男友”，只是话题的碰瓷者，与发帖者素不相识。（2月21中国江西网）

2016年的春节，再旖旎的“美人鱼”、再妖冶的“白骨精”，估计都没有“上海女孩”这个故事铺天盖地又感天动地。那些峰回路转的欲说还休，那些有鼻子有眼的碰瓷般演绎，将“真实中国”与“城乡二元”等话题，激荡得肾上腺素无限飙升。专家学者蜂拥而至，连央媒都忍不住娓娓道来——这个虚假的故事，搭起海市蜃楼般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宫商角徵羽，一幕幕大戏，风生水起。

不管“编剧”是怎样的初心，“上海女孩”的故事，已然成为社会学上的悲剧：一则，它妖魔化了中国农村的现状。让更多城里的姑娘，对“凤凰男”家乡的认知，仍停留在“通讯靠吼取暖靠抖”的魔幻阶段。二则，它伤害了地域标签上的两地人情。“上海姑娘”究竟是什么模样、“江西农村”究竟是什么状况？故事里极端的对垒与矛盾，不仅以偏概全，就是这“偏”，也失之真切。当所有人正经八百或客观理性地探讨这个话题时，不管是打鸡血式的兴奋，还是理据为先的清醒，而今看来，都是一样的“入戏太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人说，人物与事件的模糊性，并不会折损议题的真实性。这话很有腔调，但经不起起码的分析与深究：程序正义都无底线无下限了，目的正义还能“面如桃花”？你要说城里女孩的“教养问题”，可上海姑娘甚至都能喝西北风在农村度日，那么，谆谆教诲的价值何在、意义何在呢？又比如你要说城乡之间的差异，农村凋敝也许是不争的事实，但究竟凋敝到什么程度都搞不清楚，此后的抒情与对策，又能有几分铿锵的“道理”？古往今来，朝代更迭还要找个靠谱的故事来“扯大旗”，今日严肃的公共辩题，如果事例本身就是胡扯、就是忽悠，在这样的土壤上，能开出怎样的花朵？

真正有趣的，是真相大白后舆论的“表情”。有学者称，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言下之意，当初虚假的网帖是要该“打屁股”的。来自网络部门的调查称，所谓“上海女孩”，其实是上海周边某省的一位有夫之妇徐某某，春节前夕与丈夫吵架，不愿去丈夫老家过年而独自留守家中，于是发帖宣泄情绪。可是，若只是网友虚构了一个故事，一不小心成了热帖，没有明显悖逆公序良俗的炒作团伙在使诈，这样的“不道德”，需要拿法律来吓唬吗？

讨厌你，不代表就要拍死你。互联网来中国20多年了，风再大雨再急，在网民私权的边界，还是该捍卫其晴好的权益。不能因为自己“见风是雨”后的灰头土脸，就要把撒谎的孩子也丢进监狱。

此事给公众最大的启示，也许只是下次再遇到来路不明的“热帖”，还是先辨真伪，再谈利害、论是非。

在男友家吃了顿饭，连夜分手的“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的事被证实从头到尾都是杜撰的，所谓的“上海女”，只是上海周边某省的一名有夫之妇，她之所以要杜撰这么一个故事，是因为春节前与丈夫吵架，不愿意去丈夫老家独自留守家中，发帖宣泄情绪。至于之后出现的所谓男友的回应，不过是扑上去炒作一番的话题碰瓷者。

新闻是假的，但留下的影响却非常恶劣。人性的贪婪、理想的逼仄；感情的脆弱，现实的残酷。一顿饭将所有的伪装打回了原形，似乎一夜之间，那些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感情，形容人性美好一面的字眼都失去了意义。“上海女”成功地撩拨起社会的敏感神经，在这条假新闻中，躺着中枪的不只有感情，还有地域差异、城乡差距。在大家的争论中，无论是上海还是江西农村，都只是一个符号，更重要的是，上海所代表的发达和江西农村所代表的落后，它们之间的差异，借由婚姻这种戏剧性的方式有了更强的杀伤力。从这个角度说，“上海女”之所以能击中人心，是因为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上海女”是虚假的，但是这种情绪倒是真实的，只不过很多时候，它藏在人心中，埋在理智与情感的最深处。

有人说只要“上海女”反映出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造成的起点不公、阶层固化、流动艰难的事是真实的，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上海女”是否存在已经不重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地域差异一直存在，因为家境、社会地位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情场失意、棒打鸳鸯的事也一直存在，这种差别对婚姻和人生造成的困扰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更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有些人没能战胜这种差别，囿于门户之见，为所谓的现实牺牲了爱情；有些人则是冲破层层阻碍，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不能眼里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更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

夸大与放大这种情绪，除了加剧人群对立外没有什么意义。沉浸在这种情绪中更有害，它会产生虚无主义，陷入命定论的魔咒中不可自拔。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所造成的阶层固化的问题日趋尖锐也是事实，但更应该看到无数贫寒子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破着这种障碍，这种过程也许很艰难，但不能否认，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那种因为客观原因造成的固化也需要时间来消磨，否则，社会就会陷入绝对公平的争议中裹足不前。

“上海女”不负责地在社会的伤口上扯开一道口子，又撒了把盐。这把盐如此痛苦，以至于人们只记住了那道伤口。这也提醒我们，创造一个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的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月20日，记者从网络部门获悉，“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从头至尾均为虚假内容。自称“上海女孩”的发帖者不是上海人，而是某省一位已为人妇的母亲，春节前压根没到过江西；而其后在网上自称“江西男友”并发帖回应的“风的世界伊不懂”，只是话题的碰瓷者，与发帖者素不相识。（2月21日中国江西网）

春节前夕，自称上海女孩、网名为“想说又说不出口”的网友，在上海某网站发帖《有点想分手了……》，称自己春节前去“男朋友”家乡江西过年，被第一顿饭“吓一跳”而逃离江西。网帖一出，立即在网上网下成为热点，转发不断、话题不断。截止2月21日，百度“上海女孩”，有相关网页高达178万。

“上海女孩”原为某省有夫之妇，“江西男友”不过是话题的碰瓷者。尽管网络部门证实“上海女孩逃离江西”从头至尾都是虚假内容，但“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这则网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上海、江西的伤害，对核心价值观的挑战，已经无可挽回。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人人都有麦克风，网上各种信息鱼龙混杂，利用互联网进行造谣诽谤等违法犯罪事件日益增多。为加强互联网管理，规范互联网秩序，国家及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仍然有部分网民无视法律法规的存在，在网上发布虚假信息，甚至出现了专门从事造谣、炒作、“删帖”等活动的网络公关公司和网络推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网络秩序。对此，社会各界深恶痛绝，强烈要求依法治网，惩处违法犯罪分子。

随着“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真相的披露，围绕该网贴的争论虽然告一段落了。但对于相关发帖人的追究不应到此为止。2013年9月公布的《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可以入罪。

“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虽然不是针对某个人的造谣诽谤行为，但该贴不断被转发，引起社会广泛议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社会危害不可估量。江西农村被“上海女孩”这则帖子渲染得不堪入目，成了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即便是现代大都市上海也未能幸免，何尝不是躺着中枪的受害者？因为这个帖子，上海人特别是上海女孩被贴上了地域歧视的标签；“找对象要门当户对”这样的陈词滥调甚嚣尘上，让不少年轻人感到惶惑。

“上海女孩”必须明白，网络世界不是“风的世界”，更不应成为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建立在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基础之上。因此，对于“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发帖人的追究，有关部门不妨参照最高法、最高检相关司法解释，让发帖人为自己的过错买单。否则，指不定哪一天，又会冒出什么子虚乌有的帖子，谁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春节前后，一条“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帖文成为网络口水的热点，江西无辜“躺着中枪”。2月20日，记者从网络部门获悉，“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从头至尾均为虚假内容。自称“上海女孩”的发帖者不是上海人，是某省一位已为人妇的母亲，她春节前压根没来过江西；而其后发帖回应的“江西男友”，只是话题的碰瓷者，与发帖者素不相识。（2月21日 中国江西网）

这一个充满漏洞的帖子，在被热议之初就有很多人质疑其是假新闻，但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们根本不在意新闻的真假，只不过按照自己内心的偏见来发泄一通情绪而已，如今该新闻被证实为假新闻，恐怕仍然有很多人觉得无所谓，因为这并不影响他们已经做出的结论，就算这个新闻是假的，总有真的——这恐怕就是很多人的思维。

这种思维之下，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其激化了社会矛盾，也导致了严重的地域偏见。其不仅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严重伤害了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在这个事件中，“上海女”“凤凰男”成为人们相互攻击的标签，成见的加深造成的只会是社会的低效和相互对立，因此，这一事件本身十分严重，这一谣言带来的危害，恐怕比多数其他网络谣言更严重。如何避免类似的谣言再度发生，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首先是公安部门，2013年9月9日最高法和最高检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网络谣言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犯罪。该司法解释于2013年9月10日起施行。而在这个事件的自始至终，公安部门都没有主动介入，去核实问题的真假，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社会的稳定离不开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以上网贴恶意造谣，相关责任人应该受到应有的追责才对。

其次，上海、江西等方面的文明办、宣传部门也应该反思。这些部门对各自辖区内的精神文明建设，市民素质教育、社会宣传、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等等，都有着明晰的责任。社会风俗以及当地的声誉等也是由这些部门负责的。遗憾的是，当该事件对该地方有着抹黑、歪曲，严重影响当地声誉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一点儿行动，如今事件被爆出，也没有当地有关部门的身影，这无疑是对自身职责认识不清。如今社会急剧变化，城乡矛盾、家庭矛盾等等频发，相关部门也应该主动反省，认识到自身工作的不足才是。

最后，应该反思的还有个体，很多人明知道新闻存疑，却仍然叨叨着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该事件系谣言带给个体的是一个警醒，这说明了，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已经被偏见所困，缺乏理性客观的态度，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了。

【把年轻人组织起来，把健康力量凝聚起来，才能让农村公共空间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我的家乡位于湖南省怀化市西北部，夹在雪峰山和武陵山脉间。村里的年轻人平时都在外打工，到了过年时节，久别重逢的年轻人才会聚在一起，寻个热闹。

往年，聚会主题总少不了赌博。“辛辛苦苦一整年，痛痛快快两三天”，会玩不会玩都来搏一把。每年总有人在一夜之间将一年的辛苦钱输得精光，甚至不惜去借高利贷。自己走上不归路，家庭也分崩离析了。赌博之风盛行，似乎是农村公共文化衰败的象征。农民闲下来了，如何打发时间？旧的传统消失了，如何构筑新的公共生活？

今年的一次篝火晚会，让我看到了农村“原力觉醒”的希望。比起以“赌”聚会，篝火晚会既省钱又健康。村子里几十个年轻人聚在操场生起篝火，你一言我一语，谈家常、问近况、叙旧情，能举瓶共饮，也能相互祝福。

所谓原力，就是农村青年朴素的交流和合作愿望。村里三十几个年轻人决定：一是每年举办新年篝火晚会要形成惯例，长期坚持，杜绝赌博和奢靡浪费行为，更新村庄社会风气；二是要成立正式的新年聚会筹备机构，指定专人分片负责通知宣传，提前做好相关准备；三是要积极关心村庄公共事务，比如端午节龙船比赛、修路架桥、祖屋建设、祠堂重建等，尤其要关心村里发生重大变故的人，扶弱济贫，与他们共渡难关；四是要想办法促进村里发展，规划村庄公共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在家门口创业，让大家共同富裕。比如，有人提出要争取把村里已经承包出去的水库收回来，由年轻人集资一起搞开发。

“年轻人已经是村里的主力了，在村里应该要有担当”。这是本次篝火晚会组织者的心声。有了这样的议题和这份担当，整个晚会显得很充实。虽然在创意策划时，还常有争论；组织实施时，也发生“不易操作”的现象，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文化象征意义。

从赌博之风盛行，到健康力量开始凝聚，并自发地回击那些不正之风，有理由相信，随着党和政府自身建设的完善以及对歪风邪气打击力度的加大，这股力量将很有可能与农村中这些自发的、零星的、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形成合力，最终让农村公共空间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湖南怀化 田 孟

【“网络部门”能否像舆论一样思考，能否摆脱地域的浅见而介入到更深层次的现实之中，恰恰体现了政府部门关注此类问题的格局与态度。】

春节前后，一条“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帖文成为网络口水的热点，江西无辜“躺枪”。据江西新闻网报道，2月20日，记者从网络部门获悉，帖文内容是假的。自称“上海女孩”的发帖者不是上海人，是某省一位已为人妇的母亲，她春节前没去过江西；而其后发帖回应的“江西男友”，只是话题的碰瓷者，与发帖者素不相识。

这真是一次公共传播上的奇观。先是“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的帖文持续占据春节期间的舆论高地，接着经过媒体梳理，这则帖文逐渐被证伪，江西已被证明纯属“躺枪”。然而就在此事日益平淡之际，“网络部门”又抛出了权威认定。作为当事省份，江西“网络部门”是意欲以此为本省洗地吗？

这未免显得多此一举。即使证明了帖文为伪托之作，“江西农村”仍是“江西农村”，它无论如何也变不成上海，更不可与其同日而语。而从被帖文所触发的公共讨论与舆论聚焦来看，人们更关注帖文所反映的城市与乡村的差距、婚姻与家境的关系、阶层固化与社会流动的辩论、“孔雀女”与“凤凰男”的标签等更具普适性的话题，这些其实已不仅仅局限于“江西农村”，更不是可以轻易无视的现实。

已经证伪的帖文，与其说是一个无聊者的“发帖宣泄情绪”，倒不如说是完成了一次公共议题的设置。而在传播学者看来，虽然大众传播媒介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是它可以为人们确定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而《人民日报》在此前评论中也曾指出，舆论不应该去消费个体的苦衷，而应该透视泡沫折射出的深层问题。

为什么一则虚假的帖子可以持续地受到关注或“炒作”，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舆论的轻信与浅陋，更是因为它即使是真的也一点都不足为奇。与此同时，为什么“江西农村”会成为一种贫困与落后的符号，“上海女孩”与“江西小伙”为什么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与命运？所有这些，正是虚假帖文这个议题所关涉的种种。而这样的议题，并不仅仅是为舆论所设置，同样为各级政府部门所设置。

那尽管是纯属虚构的“逃离”，却也多含并非巧合的现实；尽管是可以辟谣的帖文，却也是无法“洗地”的现实。只要还是一种现实，只要还存在一种深刻的贫富差距与地域隔阂，那么对于“网络部门”来说，其所面临的就不只是消除地域影响那么简单的事。作为在此事件中惟一公开发声的政府相关部门，“网络部门”能否像舆论一样思考，能否摆脱地域的浅见而介入到更深层次的现实之中，恰恰体现了政府部门关注此类问题的格局与态度。

本报特约评论员 杨耕身

春节前,当我犹豫着要不要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意外地接到一个电话:“阿弟,你已经几年没回老家过年了吧,今年要不回来看看?”

听到熟悉的乡音,满满的温暖。我一愣:“你是?”“我是三狗,你得闲就回来看看吧,姥姥说想大家过年聚聚。”盛情之下,我决定回荆门看看。

三狗是我表哥,家在荆门的农村。印象中,表哥家里一贫如洗,住在破旧的砖瓦房,居住环境十分“恶劣”,连上个厕所都要跑到猪圈旁边。几年前,表哥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居然选择回到老家当农民,这让我多少觉得有点惋惜。

从长沙回荆门,一路上兜兜转转,换了几种交通工具,总算到了荆门。本以为表哥会开一辆“三脚鸡”或者面包车过来接我,没想到表哥开了一辆奔驰越野车,这让我目瞪口呆。我对这个“高材生农民”的态度,立马由“可怜”变为敬佩。

表哥一边把我手中的行李往车上装,一边开玩笑说:“表弟,你打算回来定居呀?带这么多行李。”我尴尬地对着表哥呵呵一笑,没有回他的话。其实,这些大包小包是我的一些旧衣服,母亲出发前千叮万嘱叫我带回去给表哥的。看表哥一身西装领带的“资本家”派头,我都不好意思出声了。

一路上,农村的砖瓦房不见了,路边是一排排规划整齐的小洋楼,家家户户门前都停着高档轿车。一到表哥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三层高的小别墅,里面装修得金碧辉煌。

吃饭的时候,我疑惑不解地问表哥:“你是不是中了大乐透呀?小日子过得这么滋润。”表哥笑呵呵地说:“你不要忘记了,我可是重点大学毕业的人,现在不是提倡互联网农业、智慧农业和农业现代化吗,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只要肯努力,在农村也可以过上幸福的日子。”

原来,家境贫困的表哥一直想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毕业后,不甘平凡的他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顺应发展新潮流,打造了一个具有观赏性、娱乐性、市场性、生态性的现代农业庄园。作为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表哥学以致用,依据生物链原理,把农场中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餐饮等产业构建成为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互为资源的循环封闭系统,实现了生态平衡,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循环农业模式。

吃完饭,我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表哥的生态农庄。一进农庄,我这个在城市生活久了的人,倒是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大开眼界。表哥将园区打造成为集观光农业、旅游农业、休闲农业、体验农业等产业链为一体的综合循环经济生态示范园,新潮的经营模式吸引了大批的都市白领过来度假、消费,农庄的生意蒸蒸日上。

表哥富了也不忘家乡,在他的带领下,很多村民都加入了表哥的农庄,和表哥一起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给农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了家乡经济的发展。

在回长沙的路上,我感慨万分。知识改变命运,表哥这个“农民”不但物质方面比我这个“城里人”富裕,见识也要比我多很多。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自己抓住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发展机遇,还带着家乡人一起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改变了村庄的面貌。

故乡,是每年春节前后永恒的话题。故乡在,根才在。不过,故乡在撩动游子心弦同时,近年来也一再引发争议。对引发争议最多的乡村而言,春节是全年活最少、最放松的时期,也是感受变化的最好时机。

我的老家是山东胶东半岛一个不大不小的村庄,只有千余户人家。我已经7年没有在老家过春节,所以今年下决心返乡过年。短短几天时间里,深刻感受到了故乡的变与不变——变化令人惊喜,不变之处也令人沉迷。

正月初一晚上,零下10摄氏度。村内幼儿园旧址前,临时搭起的舞台声光电效果十足。主持人用浓重胶东味道的普通话认真地活跃着全场氛围。20多个节目,全部是本村大姐、大婶自己日常排练的各种广场舞、扇子舞、独唱等,现场还有村支书主持的抽奖环节——奖品是实用的微生物化肥。中间还插播了遍布全国各地村内能人发来的“贺电”,环节齐备,像模像样。

舞台边上,原来的旧戏台早几年就拆除了。听家里老人说,围绕拆与不拆,还曾引发村子“拆空了”“没魂了”的争议,甚至还起了一场风波。如今,在热闹的晚会现场,恍惚间颇有“老树前头万木春”的感觉。

在城市组织一台晚会不难,但在乡村则考验着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号召力,也检验着全村村民的凝聚力。听多了唱衰乡村的论调,看着台上“演员”和观众的热情投入,更让人印象深刻。

大年初二,是春节周边村子走亲戚的第一天。在村内主干道上,我们竟也遇到了“拥堵”:因为车辆过多,加之本身道路就不宽,来来往往村内外走亲戚的车辆只能放慢速度,慢慢通过。

车辆有些是外地牌照,但还是以本市牌照为主；车辆的品牌参差不齐,但大多数还是适合本地村民经济能力的十万元以内的小车。家里老人说,所剩不多的生活在乡村的年轻人结婚,汽车早已是必备的大件。

我在农村的“发小”说,有了闲钱多是琢磨着怎么投到种植上、小产业里再多变出些钱,平时现金还是常常不凑手。但一年年下来,车子买了,房子也重新装修了,吃穿用度都改善了,也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困难,“日子也就这样顺顺畅畅地过来了”。

变化之余,一些传统的仪式仍然神圣。按照家乡的传统,大年三十中午前,每家都要恭恭敬敬地把宗谱挂好供起来。除非身体不允许,否则年长者不会把这份重要工作让给年轻人；除夕晚上12点起床放炮、吃饺子,初一凌晨一点就要在村内宗族本家挨家拜年。现在,尽管拜年的时间推迟到了凌晨3点多,但上至五六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蒙童,拜年时还是一样的认真。看着老人在宗谱前给蒙童们讲解家族传承的场景,仿佛当年。

老人们也有“年轻人都出去了乡村空了”的感慨,在村内也看到不少房子搭起框架后就常年闲置,也能听到对村“两委”管事人的批评。可以说,网络上林林总总对当下乡村的批评,在村内都能找到痕迹。但是,一别7年后看来,可喜的变化更多。不设前提地去感受,才能够体察到故乡岁月沧桑之下的蓬勃脉动。

乡村不全然是诗意与远方,也断然不会一夕之间变得令人担忧和悲伤。变化最快的永远是形式,不是内涵。几千年来维系乡村和谐稳定的纽带还在,只是换了个模样。要是我们对乡村的认识还执拗地停在数十年前,或者仍固执地从特定的角度来观察,落后的恐怕不是乡村,而是我们自己。

近两年,每逢新春佳节,一些人便会“乡愁”泛滥。城里人返乡之后的各种看不惯、不适应,变成了描绘农村落后、落寞的“乡愁”文章,甚至形成对“乡丑”的批判。“乡愁”虽多,却难见勇于回乡做出改变者,只说不做的“乡愁”无益于乡村落后面貌的改变,与其在文字上表达愁绪和悲壮,不如把“乡愁”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

以“博士返乡日记”和“一个农村媳妇眼中的乡村图景”为代表,用城里人的视角去分析乡村的问题、批判乡村的现状、感叹乡村的落后,似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

居高临下的视角,旁观者清的姿态,游子们多情的“乡愁”中,很难见到“谁不说俺家乡好”式的由衷赞美,满屏都是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扼腕叹息和所谓的理性探讨。描述农村破败、落后和未来发展前景黯淡,挑问题的多,但有建设性意见的少,想去改变的少。家乡没了希望,只好用“乡愁”表达一声叹息。

无论是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一些乡村的确比较贫乏,客观存在一些不文明和落后的现状。但是,问题如此,现状如此,只靠雁过无痕地抒发“乡愁”,难以改变。再多“乡愁”,不如回家搭把手。如何通过努力反哺家乡,使家乡变得更美更好更宜居,从而强化自身与家乡之间的情感,这才是游子们该考虑的问题。相信很多人并不希望看到游子们仅仅以一种同情的姿态,“俯视”着家乡和家乡人的现状,甚至揭其“伤疤”而后快。

为家乡发愁,是正常的,但这不是真正的“乡愁”。“乡愁”的情感根基,在于家乡的美、家乡的好,是一种思乡之愁绪。破败、没落的乡村,绝非我们寄托美好“乡愁”的长久载体。真正深爱故乡,就不要只是围观,哪怕只尽绵薄之力,对于改变家乡的现状也是好的。既然关注家乡,为何不实打实地做一点努力,哪怕是为家乡的土特产做点宣传。

令人欣慰的是,在众多的“乡愁”表达中,也有一些主动尝试用实际行动改变家乡现状的努力。把家乡变得更美更好,总比坐在一边发愁要好。

新华社记者秦宏、刘硕

那个被年夜饭吓跑的“上海姑娘”终于卸下了面具。整个春节，她都活跃在舆论头条的位置，无数人在围观并剖析她和江西“凤凰男”的爱情有没有未来，以及该不该有未来。到头来，“上海姑娘”被证伪了，这彻彻底底是一个杜撰出来的故事。

并非所有人从一开始就相信“上海姑娘”的真实存在。沸反盈天的争论里，早就有人循着蛛丝马迹质疑女主角的真实性。时至今日，媒体已经证实，这起“婚恋故事”是网络推手炮制出来的，但动机尚未明确。有“好事者”继续扒皮，真正的得利者可能是江西“凤凰男”的原型，因为他要回乡创业，这出网络热剧可以为他赚足眼球。也有人分析说，编造这种假新闻，其用意是告诫那些上海姑娘：看，与外地男拍拖有多么不堪呀！

一个来去无踪的“上海姑娘”，一张黑黢黢的餐桌照，一起有诸多破绽的“事件”，就这样在寡淡的春节假日里战胜了“咻咻咻”的红包，把舆论场搅得风起云涌。借助这样一个有关“爱情与面包”的议题，人们可以或小心或肆意地，再次蹚入那条暗潮涌动且深不见底的河流——这条河流中涌动着城市与农村、贫穷与富有、阶层与婚姻、地域与性格、修养与歧视等种种冲突和矛盾。

那些善于从情感层面感知世界的观察者，当然不会放过如此鲜活的案例。在婚姻的场域内，门当户对是古老而正确的教导，哪怕是被现代文明浸润多年的人，也会用“精神匹配”来暗示“门当户对”的重要性。只是，门当户对又不是唯一的婚配标尺。身份差异下的高攀或下嫁，如果成就了爱情，那便成为绝世佳话；倘若遭遇了坎坷暗流，势必要被炙烤晾晒并以此警示后来者。

很多网友批评“孔雀女”无教养。作家陈岚就在微博、朋友圈里力挺“孔雀女”，她说，“有稳定的阶层及其文化积淀的社会中，原本不应有这样巨大的地域文化差异，更不应有因户籍资源而产生的发展差异。这种制度式的差距，不应该让一个逃跑的上海姑娘，用道德埋单。”

即便是虚假的杜撰，为何故事的主角偏偏是“上海姑娘”？在围观这起“逃饭纠纷”时，一个从东北小城走出来的好友说，如果逃饭的是东北姑娘，她会不会获得更多谅解？或者多一些人甚至会因为“东北姑娘就这么率直”，而减少有关教养、歧视的争论？之所以是“上海姑娘”而不是“东北姑娘”，“标签”无疑在推波助澜。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事件是个隐喻，它真真切切反映了中国农村和中国城市的距离。“上海姑娘”是虚假的，但故事中“上海姑娘”所逃离的村庄却是真实存在的。

那些村庄到底是一幅什么景象，人们并不陌生。几年前，专栏作者熊培云曾著书《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通过讲述家乡的历史嬗变，来记录中国乡村的沦陷与希望。与此同时，这几年每年春节前后，各种各样的返乡笔记也会喷薄而出。

乡愁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故乡离你到底有多远？“返乡体”似乎正成为一种无门槛写作文体，很多人都在抒发着自己对故乡深沉的爱与恨。2016年春节，经过“上海姑娘逃饭”的刺激，有关乡土沦陷与希望的争论便更加激烈。

真实的农村从来没有主动隐藏过自己，但繁复的乡愁似乎只有在春节前后才能被激发。尽管各种乡愁文章频频刷爆朋友圈，但能真正引发共鸣的返乡笔记却越来越少。相反，执笔者的深情，却被围观群众斥为矫情；执笔者对农村的关注，却被讽刺为“消费”。

有关故土的惦念，已经在舆论场里“分裂”。是返乡笔记的执笔者不够认真么？未必。乡愁还是从前的乡愁，为什么围观者的感受已今非昔比？从各种舆情反馈来看，受批评最多的，是返乡笔记已不是平视的记录，而是俯视的评判。

从信息传播规律来看，当下这种“一到过年农村就出新闻”的状态，本身就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难怪网友调侃，“春节过后，又到了一年一度媒体人举报老家青年上网打牌不务正业，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时间了”。返乡笔记中呈现的问题未必虚假，但这些真实的“农村问题”为什么不能引发正向认可，却被网友认为是一种新的标签化解读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返乡笔记里隐隐约约透露着一种优越感。

之所以会有优越感，是因为我们难有真正的乡愁。在大多数国人心中，故乡只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想象性存在——身在故乡时，它不是你中意的那一款；当你有能力远离它并在远方谋得前程时，再回首打望，看似悲悯的惦念里，其实潜藏着你终能逃离的小确幸。

厚道一点说，那些批评其实是在以另一种方式说明，返乡笔记的价值正在被稀释——当它早已完成“发现农村问题”的功能，而又无力担负建设农村的“使命”时，便很难继续在舆论舞台上把守“头条”的位置。于是，各种返乡笔记只能沦为一种季候性的轮唱，它能获得的掌声也越来越稀薄。

春节结束了，“上海姑娘”卸妆了，“返乡笔记”谢幕了。但你抬头触碰到的柳枝已经发芽，是的，春天到了。你生活着的城市未曾在冬天里衰老，愿你生活过的乡村能在春天里繁盛。

最近几年，每年春节结束后，网络媒体以及社交媒体，总会出现几篇有关回乡过年见闻的文字。今年有代表性的两篇，一篇是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一篇是东北记者返乡见闻，重点讲述了家乡的“礼崩乐坏”。其中第一篇，被网友挑出诸多漏洞，认为它是一篇博眼球的炒作。第二篇也引起了不少网友质疑，觉得作者所写状况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但没那么严重，乡村的整体状况仍然说得过去。

更早一些年，有多位媒体人撰写了反思乡村的文章，这一系列文章后来被冠以“故乡沦陷”的关键词传播甚广，也的确引起了舆论对乡村生活与文化的关注，当年的那些文章，还是有思想性的，语言也平和、真挚，字里行间可见作者对故乡的爱与痛。真没想到，还乡见闻到现在也被制造成为热点话题，引起那么多的口水。

还乡文字的粗鄙化，使得这类文章难以卒读。上海女逃离江西农村男友家，行文风格接近朋友圈家长里短类热文的特点，赤裸裸的情绪宣泄，毫无逻辑的偏激认识，它最大的作用是再次挑起了“地域歧视”这个老旧话题，也借题发挥进一步污名化农村青年。这类文章之所以能够传播，还是因为它敏感地挑动了本来就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傲慢与偏见，那些攻击性的言语，其实并没有真正伤害到谁，反而是评论者直白地泄露了自己的内心。

东北记者的返乡见闻，也不是一篇克制严谨的文字，偏多的“知音体”文风，降低了文中所述事情的客观性。当然，人在情感驱使下写出的文章，很难禁得住挑剔，东北乡村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乡村，的确存在“礼崩乐坏”的现象，但这种“礼崩乐坏”，更多是少数人恶劣人性的展现。乡村整体的精神境界与追求的生活方式，都是在向城市靠拢的。老年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主要是社会制度的设计不公导致的，罪责不应全部归到乡村人头上。乡村的潜规则，权力至上，恶人当道，弱者无力等状况，不是今天才发生的，是一直没有得到良好改善而已。

那么回到本文的命题，还乡文字是不是扭曲了乡村？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起码今年出现的热点还乡文，只是片面化地记录了乡村现状，没有站在对乡村进行全面观察的基础上，写出乡村的全貌。乡村的局部，的确像这些文章写得那么坏，但乡村的全部，仍然有着属于它们的时代气息：楼房崛起，道路崭新，家电齐备，互联网化……尽管因为这些气息的存在，乡村也拥有了城市才有的浮躁与焦虑。

今年春节我也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从县城到农村，跑了几天，有了些新的发现。比如在我住的酒店旁边，开了一家咖啡馆，女儿自从去年去了几次之后就念念不忘，这次毫不例外，在住店期间，咖啡馆成为她最爱去的地方之一。开在县城的这家咖啡馆，品位格调一点儿不比大城市的差：经营面积大，装修风格精致，服务态度好，若不是时时响在耳边的乡音，真会让人错以为是在北上广的某个咖啡馆里。一天宿醉后醒得晚，我带女儿去吃过早餐，真的喜欢上了这家咖啡馆，甚至动了因为有这么一家咖啡馆而回老家的念头。

在春节回家前，生活在农村的堂弟老三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详细的回程，说要去50公里外的火车站接我。三弟新买了一辆汽车，正处在新鲜劲头上，愿意干点跑腿的活儿，好遛遛他的新车。回家之后才知道，我的堂弟老二、老三、老四、表弟、大妹夫都在同一年里，新买或更换了汽车，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崭新的汽车钥匙，打电话约喝酒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晚上别开车了，打个车来。

车多了，县城的拥堵状况让人头疼。早中晚三次高峰，排队在十字路口，颇有身处北京国贸的感觉，短短的几百米，楞是开不出去。春节期间走亲访友，我的策略是尽量走外环，路虽绕远了一些，但时间却节省了很多。是的，县城也有了外环，有了大货车不得行使县城内道路的提示。县城也有了新区，政府办公部门在新开辟的宽阔大道，开建新的办公大楼，把单位从老城区里迁移了出来。走在这条大道上，目睹道路两侧的政府机关，颇有行驶在长安街上的感觉。

一线城市的水景房最贵，我们市里有水景房，于是我们县里也就有了。县里把东边一条常年无水的河流，建了条大坝拦了起来，积蓄了一些水，沿河修好了路，建设了公园。公园旁边又建设了商住楼，据说这是一种新的开发方式，房地产商与政府合作，先把环境搞好，再盖楼卖钱，但由于位置离中心城区有些偏远，这些楼盖好了却卖不动，因此戳在那儿，等待着买家。县城街头的房地产广告，也出现了这样的字眼，“衣锦还乡，买房养老”。

村里的人在往镇里迁移，镇里的人在往县里迁移。像北上广挤满了外来年轻人一样，乡村的年轻人也在向县城这个中心聚集。一个个老迈的乡村正在枯萎于大地之上，但城镇化似乎又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政府为了尽快实现城镇化采取了一些过激策略，但就算政府不这么做，乡村人仍然会向城市靠拢。对于自古以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人来说，城市生活是一个可选择的梦境，有能力到城市生活，或者可以自由切换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这也是他们与一线城市白领们的一致想法。

不知道明年还会不会有返乡文字出现。如果有的话，希望看到对乡村的变化进行多面记录，不要去消费乡村苦难。对乡村困苦的一面，有记录的必要，但衍生舆论的狂欢就没意思透了。别再赶时髦通过扭曲乡村来寻找存在感。

从《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这几年，回乡笔记俨然成为春节前后蔚为壮观的舆论景象。回到家乡的知识分子群体，纷纷用笔记录下回乡的所见、所思、所感。

大多数人看到了故乡的衰败，为乡村感到焦虑，但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批评这种俯视，呼吁用平等的视角来描述乡村的变迁。

我出生在1990年以后，家在湘赣边境起伏的丘陵中间，距离县城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在汽车站，热情的拉客司机一听到我报出的地名，就会悻悻走开。如果说，乡镇是城里人眼中的乡下，那我们那里就是乡下的乡下，我们叫做“冲里”，“冲里人”是乡下人眼中的乡下人。

我在村里上的小学，后来去了县城上初中，我的绝大多数小学同学留在镇上读初中，这个看似小小的不同，成为我成长过程的关键一步，它拉开了我与小学同学们的差距，也彻底改变了我的成长轨迹。

之后，我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而他们中的大多数读完初中或者中专就离开了学校。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又读了研究生，他们却早已为人父，为人母，在生儿育女的道路上把我甩得越来越远。

乡村究竟将不可避免地衰败，还是并没有那么不堪？唱衰农村到底是上帝视角的优越感使然，还是源于对熟悉又陌生的农村景象的忧虑？尽管都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十多年前，大多数人还住在湿冷、阴暗的土房子里，而现在砖瓦房早已把它们取代；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村道，早就被改成了水泥路。十年前，一个二手诺基亚手机就很时髦了，而现在中年以下的村民大都用上了智能手机。越来越多的家庭装了宽带，我回家能蹭到好几家的wifi。摩托车早就全面普及，有些家庭还有小汽车。城里有的，这里也能有，物质生活毫无疑问越来越好。

可是，你如果说乡村在衰败，我也会点头。以前我们村有1000多人，几年前，三个相邻的自然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人口总数却并不比当年一个自然村的人多，而且还在减少。很少有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留在村里谋生，仅剩的几个目标也会有朝一日搬到城里去。年轻人出去了就不再回来，而留下的人年岁日长，将渐渐归于黄土。小时候，每逢村里的菩萨“生日”，会唱几天的大戏，拜菩萨的人、看戏的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如此景象已经看不到了。那时，每个自然村都有一间卫生室，小病在家就能解决，而现在方圆十多里都很难买到药。村里的小学也曾书声朗朗，而现在校舍大门紧闭，操场上杂草丛生。

这些年，村里兴办了七八家黑火药厂，它支撑了这里的繁荣，村民在那里上班，月薪可以达到七八千元，但这却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工作，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瞬间可能灰飞烟灭。这次回家，我又看到有村民自建了化工厂。城里有的，村里都慢慢有了，甚至工业污染也要有了。

我的家乡，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偏远乡村中的一个，也许并不能代表广大乡村的全貌。它有自己的特殊性，但特殊之中又能隐约瞥见不少乡村的影子。明末清初的时候，先民来到这寂静的深山之中，筚路蓝缕。200多年过去了，祖民们开垦出来的水田，开始长满杂草。我担心我的村庄又重归寂静，犹如200多年前先民到来之前。那个时候，我的乡愁将安放何处？

父亲时常声称，等自己退休了，就要过归隐田园的生活。然而，父亲从未在农村生活过。他曾在继续念高中与下乡当知青上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者，并幸运地遇上恢复高考。父亲与乡土，未能有所交集，恐怕正因如此，父亲才会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憧憬不已。而我一位好友的父亲——曾在当年下过乡的老知青，则持截然相反的态度。或许是在那片土地上落下过什么创伤吧，对于往事他从不愿多提。当灵与肉真切地与中国乡村纠葛在一起时，所有的诗情画意都烟消云散了，茫然地伫立在田间地头，苦涩地重复陶渊明的诗句。

这是谁的田园牧歌？又是谁的农家乐？或许它是城市的，是文学的，是艺术的，却唯独不是乡村的。消费社会重新规定了一套农村日常的范式与准则，这样的异化过程让人误以为在农家乐就等同逃离了城市，殊不知，腰包里的钞票才是构建眼前这“乡村图景”的根源，我们依然在城市所能直接辐射到的范围内过着“城市样”的生活。如果没有作为背景的青山绿水，城市与这样的“农村”并无二致。田园牧歌是最真实的幻觉，因为我们根本不愿相信它只是幻觉。

当我们诵咏着“乡村”里的那些民间野味时，一个上海都市女孩却因为江西农村男友家里的一桌饭菜落荒而逃。这件事一时间成为网民与学界热议的焦点，当然，这场义无返顾的逃离绝不只是因为一桌真正的农家饭，它背后折射出了乡村重建的迫切与城乡认知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幻想重重地摔在现实上，碎了一地。

我年前曾去湖北农村做了几天的田野调查。我居住的那户村民家恰巧刚拆了灶台，不得不在地上临时搭了一个小灶，架起一口大铁锅。村子里没有电磁炉，没有天然气，村民们用烧柴这一最原始的方式烹饪。真正的农家菜是不能简单地用城市标准予以衡量的，米饭中偶尔能挑出谷壳，锅底糊着一层焦黑的锅巴，菜品盛在粗糙的容器里，饮用的水中透着一股浓重的柴火味，灌下肚时，感觉整个喉咙里都冒着烟。这样的饭菜却让我吃出了感动与真诚，为了招待好“从城里来的朋友”，主人挑出了家里最新鲜的食材，并往大锅里添了不少肉。虽然许多关于美食的纪录片都有宣传古法烹制，但很多农村人并不长于此，没有那些神乎其技的手法，对客人最高规格的款待就是拿出他们认为最好的肉蔬。他们几乎每顿饭都会面带歉意地一再表示：“粗茶淡饭，也不知合不合胃口。”对此，我多少觉得几分愧疚，因为那几天的“粗茶淡饭”并非日常，他们平日的饭菜要单调得多。

相较而言，在引发争议的那张饭菜照片（暂且不去评论其真假）里，有鱼有肉，色泽不好，但菜品很多，在生活水准不高的乡村，已实属不易，江西男孩的家人非但没有亏待上海女孩，甚至可以说已经提供了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只是现实乡村不是农家乐，对女孩来说，这比有意亏待更令人绝望。无关德行，关乎真相。乡村里从来没有过田园牧歌，乡村里也从来没有过农家乐。

农村的生活水平较过去有了巨大的改善，但这些改善岂能一叶障目？尽管我们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承认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已经支离破碎了，城乡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分离，在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离开土地之后，乡村即将走到不破不立的境地。乡村不是城市的农家乐，农家乐也绝不是乡村的未来，停留在农家乐层面的乡村是无力持续不断地供给城市的，也无力负荷整个城乡体系的运行，当我们透过农家乐的田园牧歌直面积贫积弱的乡村时，乡村重建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更显得急迫。

笨拙的，不安的，混浊的，粗鄙的，空洞的，孤寂的。这是春节过后，数不清的返乡记事文本流露并交织而成的另一种“印象中国”。

记录春节农村现象的返乡文体本身也成为一种现象。在此前的一篇文章当中，我曾经将这种文本的盛行，定义为大量外出务工以及在城市就业者在回到乡村之后，带来的一种现代都市文化与农村固有文化或习俗碰撞而产生的陌生以及不适感。这其实是一次由现代都市文化对乡土中国现实的打量。我们永生留守农村的父辈们，只是惶然地接受这样一种冷冷的打量或审视，完全无力发出任何的辩解。

无力辩解，是因为故乡终究成不了所有人的想象之地。她不是许多漂泊在外的人们的怡情歇息之地，她同样不是小清新们所渴望的田园牧歌或世外桃源。除了无法跟上都市文化的时尚、现代与巨变之外，它还不是可以回得去的温情脉脉的宗族社会，以及可以找得到的敦厚的乡贤文化承载之地。她只是一个在时空转捩年代，站在狂飙猛进的城市化暴力与古老乡村治理的乡土秩序之间，充满惶惑不安、自顾不暇的沉重存在。

经济的话语以及城市化的暴力，在今天已经无远弗届，也早已不只在春节这个特定的节点出现。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于乡村的影响，同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这种影响，既有经济的，也有人心的；既有文化的，也有行为的；既有伦理道德的，也有价值追求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故乡一直是被动地接受这样的影响，虽然她总是试图以笨拙的体态，参与到这样的一种改变当中去，但她终究没能免予被时代远远地抛在身后的命运。

我想说的不只是许多返乡文本中所描述的那些简陋的房屋、落后的交通、昏暗的灯光、脏乱的卫生等，这些现状其实可以通过并不多的投入迅速改观。故乡最大的隐忧其实在于价值的崩坏以及秩序的沦陷。当赌博盛行于农村地区，当婚嫁以及高彩礼成为趋势，当个人的努力常常并不能带来命运的改观，当暴力炫耀令越来越多农村青少年为之沉迷，当钱权势力纠结为乡村社会的巨大阴影……这样的现象以及它所反映出的政策、治理、社会以及人心的现实，才是今天乡村社会最大的黑洞或陷阱。它不仅使得那些成功逃离农村的人们，最终遁入了城市，也使得那些最终回归农村的人们，通常都带着满身的病痛与绝望。

故乡终究成不了所有人的想象之地，正如城市也没能真正成为农村人的想象之地。为什么在一代又一代打拼之后，农民工仍然无法融入城市？为什么城市乃至社会的发展，必须以牺牲农村以及农村家庭的幸福为代价？为什么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日益庞大之时，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受到盘剥与挤压的状况仍未得到扭转？为什么在“人人生而平等”之下，一些人总是比另一些人更平等？广袤的农村早已不是那个“广阔天地”，它在时代发展的进程当中已经变得愈发狭促，愈发逼仄。并且这样的情形也不会很快改观。

当城市与乡村的想象力都不能互相安放，城市与农村日趋成为“两个中国”，所有渴望“回去”的人们，注定要失望。但我们到底又是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抛弃之地还抱以想象？当每一个衣着光鲜的新“城里人”甫一站到故乡的村口，都不免发出惊叹之时，我其实是淡漠的。故乡其实是淡漠的。如果说在他们眼中，故乡发生了改变，那其实这种改变早已发生。早于那些新“城里人”的注意，早于改变发生本身。如果说在他们的眼中，故乡仍旧滞留在原地，仿佛一万年也没有任何变化，那其实由于同样的原因，一切也早已注定。

在另一篇有关故乡的文章中，我写道：作为一名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后代，我常常不敢对我所见的农村做出某种记录，我甚至不愿向任何人抱怨那些“返乡”文章中所描述的一切。何以如此？我想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我害怕那种看似悲悯的记录，唐突了家乡父老难以言喻的生存及真实，我也害怕那种附带了太多个人主观的判断以及想象，冒犯了他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织、过去与未来转型时代的个人命运与努力。而我最终仍然写下这篇文字，只是想提醒：故乡终究成为不了所有人的想象之地，她只是回避不了的现实。

春节期间，拙文《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过年这个敏感的时间点，通过微信获得了广泛传播，并引发了一场乡村和城市命运的大讨论。现在回想起来，这篇文章的出现并非偶然，乡村沉重的现实所勾连的无数生存场景，连带各种社会问题，早已沉淀在很多人心中，农村发展的前景，更让我们关注和揪心。促成我捉笔的动力，除了情感的触动，更直接的因由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担心。

我离开农村外出求学已经二十余年，和我同龄的孩子，童年时期几乎很少离开父母身边，就算放在祖辈那儿寄养，也总是很容易见到父母。但比我年龄小十岁左右的亲人，大多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如今他们都已长大成人。关于留守儿童的话题，或许多数人还停留在童年的成长阶段，纠缠于是否应该在城市为他们提供方便的求学机会。然而，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成长起来，已经为人父母，并且将延续父母的命运，制造第二代留守儿童，换言之，留守儿童的成长，并没有在各类并未达成共识的争论中停止，他们作为鲜活的个体，必然在现实处境中长大成人。当意识到这种“命定的轮回”很难通过个体的努力改变时，那种家庭遭遇和时代之间无法割舍的关联，让我迫不及待地想通过个体命运的梳理，来廓清这一沉默而刺眼群体的来路和去向。

因为，我无法回避，一个时代最核心的命题是青年问题和未来走向，农村孩构成中国青年问题的重要维度。从这个层面而言，留守儿童的话题，根本就不是农村问题的子问题，而是直指中国未来的走向和一代青年的命运。在现代化的洪流中，他们毫无疑问是社会阶层中的失势者和弱势者，如果无视他们所遭遇的结构性困境，那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必将与之共同承受灾难性后果。

我由此想到我丈夫的命运。在最贫穷的家庭遭遇中，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乡村，摆脱了作为一个本分的农村人命定的悲苦命运，到城里觅得一席之地，过上安稳的生活，也获得了“凤凰男”的身份。尽管在今天的语境中，“凤凰男”的概念带着成功学意义上的浅薄气息，能轻易实现对一个群体的定义——他们是整个家庭中最为光鲜的个体，任由城市的眼光打量、猎奇和挑剔，承载着乡村精英群体背后的多方较量，并最终落实到婚恋这个最世俗的层面，在各类细针密缝的情节推进中，在剥夺掉“凤凰男”的自尊后，一次次将城乡阶层分化的现实裸露得一丝不挂。近期被话语狂欢消费的“上海姑娘年夜饭”事件，无论真假，不过都是这一群体现实逻辑推演下的必然结局。我由此想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想到田晓霞和孙少平之间的爱情。仅仅30年的时光，同样是“孔雀女”和“凤凰男”的标配，为何今天的孙少平已经越来越体面，仅仅因为一顿年夜饭，一段毫不传奇的爱情在当下的传媒语境中，竟悄然变成一种奢望，再也闻不到一丝一毫与爱情本身相关的气息？那些真正刺痛农村人神经，真正让上海姑娘听从内心召唤拂袖而去的真相，果真是那顿城乡日常图景中极为平常的晚餐？

在我的经验世界中，真正令我担心的是，我的丈夫尚且能获得“凤凰男”的命运转机，而更多的如他一般出身的农村孩子，在现有的语境下，经过“留守儿童”的历练，已经很难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至少我的侄子、侄女就没有这种突围的可能。今天，很多的人带着旁观者的心态，在各类理论的壮胆下，讥笑和嘲讽“凤凰男”的种种尴尬和不堪，明天，我担心故事的主角之一——“凤凰男”，变成一个让人陌生的词汇，因为留守儿童变为“凤凰男”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小。

众所周知，高考几乎是乡村青年“突围”的唯一渠道。在乡村，教育资源所能保证的现实目标也仅仅是考上大学。但我们都知道，考上大学只是故事的开端，考上什么样的大学，考上大学以后怎么办？这才是真正尖锐的部分。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接触的学生大部分是农村孩子，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有留守儿童的经历，可以说，在中国6000万留守儿童的大军中，他们算是突围效果最好的一群。但突围以后的结局，并非光鲜无比，我的学生很多直接沦为“蚁族”中的一员。

青年问题，在近十年的社会转型中，已经变成越来越难以回避，也越来越重要的问题。说到底，农村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和令人揪心，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根本就承受不起城乡撕裂的代价，也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后果。但愿更多的人将注意力对准“凤凰男”后，能够留意到，农村孩子变为这一身份的可能已经越来越小。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论是既得利益群体，还是国家政策，甚至是个体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立足现实，从件件具体而微的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弥合社会的裂缝，为更多处于困境中的孩子提供成长的通道。